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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环保部门的沙颍河安徽省界自动检测站就在界首的河堤上。从河堤向西北方看去，前面就是河南省地界。惨白的阳光下，通体暗黄色的沙颍河静静地流淌着。由于经过较长河道的沉淀，河水中“异己分子”都已下降到河底，流淌着的不管叫不叫“水”，总还是一些流动的物质，显得有些半透明。我拿着相机揣摩半天，想拍一些河水的镜头，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要担心拍出去的照片别人一看一河同色，以为是相机偏色，不以为是河水“纯化”到通体一色的地步了。张局长看了出来，提醒说：自动站提水塔的水泥柱子可作参照物。水泥时间再长都不大会变颜色。河水中长时间浸泡的水泥构件，一般来说和正常河水的颜色应该差不多。如果和水泥色相去太远的东西，水质就可想而知了。
沙颍河在界首有较大的流量。尽管上游没有下雨，约有８０米宽的河道上，还有大半河的水。在淮北平原，有这样多活动的水并不多见。站在河边，我忍不住还要想：人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要把这一河水改变颜色，昼夜流淌，得用多少“有色物质”掺和？正在聊着，逆水撑来两只独木小舟。小舟宽仅一两尺，长约３尺多，纤细轻巧。这种小舟上岸后是要挑着走的，太重了无法搬运，所以尽量做得轻而巧，可用即行。撑舟的俩人都是５０余岁、中等身材的农民，黑且瘦。十数只鱼鹰护卫四周。在淮北平原中走麻木的我们，居然见到了放鹰捕鱼人，的确让人联想到唐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时”等。我们开玩笑说，如果不管河水颜色，不顾自己还有一颗肉长的心，完全可以用相机拍出“沙河放鹰图”来。这样的“正面报道”也许会让城市中逍遥的人们眼前一亮，或许博得在北京２０多层高楼中办公的编辑们喝彩之声。在污水中寻找鱼虾的酸苦是可以想见的。两位老人也都是苦着脸，驱赶着自己的鱼鹰不停地在水中搜索，半晌不见一个鱼苗。在自动检测站的提水塔下，两人小憩片刻。一人还拿出香烟点起了火。鱼鹰看到老人停下，也欢快地跳到小舟上休息起来。
第三部分：暗访淮河——风风雨雨万里行省界看颍河（2）
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家就在不远处河南的地界。村里祖传放鹰，过去沙颍河鱼虾丰满，村里４０多户人家全是靠放鹰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如此。就几年时间，河水寸草不生，鱼虾绝迹，大伙就赶赴长江去捕鱼。没两年，长江也不行了，江水太混浊，鱼鹰的眼睛在水里看不到东西了。于是村里人都改了行，到地里去找生活了。两位老人舍不得祖传的技艺，偶尔出来走走，家里还养着几只小鹰，指望有那么一天可以派上用场。鱼鹰，学名叫鸬鹚，一种可以潜入水中捉鱼的鸟。体形如同小点的鸭子。驯化后并将鸬鹚的脖子扎紧，它下水后捉到鱼无法下咽，就让放鹰人挤到自己的鱼笼内。在讲惯了“兽道”、“鸟道”的今天，看鸬鹚遭受“不平等”待遇，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遭受苦楚的人见多了，对两位年过半百还在污水中寻生活的人，并没有从心底泛起什么涟漪。
放鹰老人是水质污染最大受害者。他们的经历就是中国的水污染与水土流失的见证。但老人最大的怨恨是冲着政府去的：“天天花钱治污，花了大钱根本没有去干事，要不然，水咋还这样？”
“记者也去找，大官小官都去查。一年到头，年年如此。是查不出来，还是查出来不管？”“前面就是河岔，去看一下，流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造纸厂的水！一年到头都是，你们当官的去问过了？”
老人对政治也很了解，比喻总是拿中央领导说事。我问：“鱼鹰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跑？如果它要跑你追都追不上。”他回答：“干部都说辛苦，为什么还要干？他也可以跑，跑了还没有人追。跑了恐怕就没有饭吃了。就要饿死了。我们的总书记是不担心官们跑了的，我就是这些鹰的‘总书记’。干部干时间长了，就像被扎起脖子的鱼鹰一样，别看它吃得不多，忙个不停，就是不敢离开组织。”
老人的话我想了很长时间，至今不忘。我们参观了沙颍河堤边的自动站。里面设备基本上都是进口的，连提水的水泵，据说都是西班牙的。总值３００多万。水提上来后，自动进入检测程序，检测结果在微机上记录，同时通过卫星系统直接上报国家环保局数据中心。沙颍河隶属环保部门的自动站机房内景
年轻的站长王伟，向我们讲解了他们记录的曲线图。图上数据有变化，与河水流量有很大关系，其他数值的变化就比较小了。总之，这里检测的沙颍河河水，以五类为主，四类有时有之。我还是相信，在重污染之下，人的鼻子和眼睛是最好的仪器：看看色重如酱油，闻闻味重如粪臭，还需要检测么？
第三部分：暗访淮河——风风雨雨万里行到田营
到田营如同河南的丁集，安徽也有一个因环保而出名的村庄，叫田营。丁集小制革祸害名扬天下，田营则是铅污染恶冠沿淮。过去有很多说法：田营多少年没有人能够参军，因为体检不合格；田营儿童的铅中毒很深，血铅浓度是正常人的多少倍。等等。到界首说环保，肯定要去田营。书记、市长招待我们午餐时，说到经济发展还把田营作为产业重点，说已解决环保问题，回收、再生铅，利国利民。正亦突出，反亦突出，肯定得到现场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田营距界首市约10多公里，狭窄的公路绕村而行，半个多小时后到达村口。老远看到１０多个高高的烟囱矗立地头，有的冒着乳白色烟气。在一望无际的毫无工业气息的平原农村，高大红砖垒砌的烟囱特别刺眼。去田营路上，界首市环保局张凤轩局长亲自驾车。他告诉我们：田营人祖先是烧制陶盆的，当地叫“红盆”，农村舀水、喂牲口、洗脸、泡菜等都要用这个东西。烧陶要用铅“上釉”，农村买不到工业铅块，就收一些汽车、矿灯等用的废旧蓄电池回来，砸开塑料包装，回收其中的隔栅，腐蚀在酸液里的铅粉，作为“上釉”的原材料。
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轻巧耐用的再生塑料器具替代了“红盆”，田营人没有了传统手工艺的营生。脑子聪明的人发现，回收、再生铅还有一定的利润，于是在全国各地到处收购各种废旧蓄电池，回来砸开，剔出塑料件，回收铅组件、含铅的粉末，熔炼成铅块出售。“当年千家万户砸电池，农村很多人用电池塑料外壳垒围墙，做板凳，喂猪，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请来专家连续３年做检测，发现居民血铅浓度超标５－６倍。政府集中整治，２００１年终于达标运营。现在界首不再让千家万户搞加工，铅污染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了。”说着到了田营，进了村头第一家，后来了解到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车间、办公、家居住房一起围成了一个大院子，摆了好几辆“奥迪Ａ６”等名车。南边一间空着的大车间里，还摆了一个佛龛，供奉财神，香火绵绵。主人朱桂贤是乡镇人大副主任，连忙拿烟。我们热衷看看现场，就往院子后面走去。穿过铅渣垫起的大坑，来到了正在忙着过秤、冶炼的现场。朱桂贤介绍，田营的再生铅企业叫“安徽省华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年产量可达８－９万吨。回收旧电瓶２０－３０万吨，占全国一年可利用的废铅1/3。有汽车、坦克、飞机、军舰上的蓄电池，也有矿灯、摩托车上的小电池。目前村里有１１个车间。实际上是１１家，因为对外称公司，每一家就是一个车间。２００３年产值４亿多，今年可达６个亿。朱家是最大的车间，去年生产再生铅３万吨。我们看到，朱家冶炼棚边一排排铅锭。一米见方垒一垛，足有几千垛。每块锭重约７０市斤。１０几个工人赤裸着手一块块往磅秤上搬，记下重量。如果人的皮肤能够吸铅的话，这些人早就是“毒人”了。
冶炼棚里，另一批工人把地上的铅粉一锹锹铲到炉子里，铅的熔点较低，灼人的火苗马上把铅粉熔化。铅的比重较重，下面的汁水流到模子里，铸成铅锭，把上面的杂质捞到一边，留作下次再炼。朱桂贤现年５０多岁，是田营较早一批搞铅回收和再生的人。他说：“老早时讲环保，不让搞。自己还不理解，东躲西藏，搞不成气候。２０００年将自己赚来的２００万都砸进去，搞成这样上规模的回收和冶炼厂，的确好，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公司计划引进更高的技术，把产量发展到２０万吨以上，做全国的老大。”
市环保局张凤轩局长带来的记者，当然要讲环保好。这样的事，我见过多了。自从我们见到老朱后，他就说个不停。说来说去，就是环保可以挣来钱。比如冶炼的排烟系统，过去没有高烟囱，没有过滤，含铅的烟尘飞到田地、村庄，造成了污染。现在搞烟气过滤系统，投了钱，每天还要花几百元电费。但能够将烟尘中的铅粉回收，每天要挣１２００元。有了积极性的农民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烟道加长，将烟囱加高，恨不得连烟都不让冒出去。他还比较了周边没有改造的太和县做铅回收和再生生意的农民，因为没有改造，回收率低，收电池就出不了大价钱。政府环保部门又不断地检查。现在生意都归到田营了。
还是一个“钱”字！如果是只花钱、不挣钱的“环保”，这样的企业农民会不会干？再强有力的政府恐怕也推动不了。实际上，“达标”的田营仍然在污染，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另一间工棚里，我们看到一群４０多岁的农村妇女在给砸开的蓄电池分类，或在大缸里洗什么东西。询问得知，每月有３００元的收入。清早即作，天黑收工。看我们拍照，他们开玩笑说：“早知道有人来照相，我们今天穿漂亮一点”。朱桂贤在后面强调：“纯农村，没有厂子，每天到哪里去挣钱？”的确，我们在“车间”门口看到一群壮劳力坐在那里，可能等待车辆来揽装卸的活。
田营在全国还有一张收购旧电池的网，５００个小老板带动更多的农民在全国各地给田营收购废旧蓄电池。一批个体运输户司机，将收到的废旧蓄电池运到田营，再将铅锭拉到指定的市场上去。朱桂贤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田营每收入１亿元，收购原料及工时费需要５０００万元，运费３０００万元，余下的是利润、税收。他有５个儿子。今年春节前，老朱催促孩子们赶快将制成的铅锭出手。可致富了的农民儿子忙过年。春运查超载查得紧，个体户司机也不想干。不想春节过后，两个月时间，一吨铅锭上涨几千元，老朱一家净赚１０００多万元。离开朱家时，朱桂贤站在车边一再点头、挽留。车子发动时，他把口袋里的两包烟塞给了市环保局的司机。朱家儿子也与司机称兄道弟套近乎。离开田营的一瞬间，我猛然看到农民的狡猾，农民的可怜。在淮北平原，很多人还在和环境争取生存的空间。就像处于一个密闭的罐子里，可供呼吸的氧气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不得不用吃奶的气力去大口吸氧，而过大的动作又加速氧的消耗。如此往复，不用多久，只会窒息而亡。回来的路上，张局长还在向我们介绍当年治理田营的艰难。有些有钱的企业主，甚至动用金钱，逼迫政府更换环保局领导。其实不用多听，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当你告诉快饿死的人讲究卫生，并试图从他手中夺走半块不干净的烧饼时，同样也是这么困难。
第三部分：暗访淮河——风风雨雨万里行重回“吃人沟”（1）
重回“吃人沟”阜阳市是淮河干流与最大支流沙颍河的会聚地。阜阳城傍沙颍河、泉河的交汇点而建。淮河干流从阜阳南侧流过。现在干流上的三大节制工程有两个在阜阳：王家坝、临怀岗。实际上，中国第三大河流的淮河，干流主要集中在４个市：河南的信阳，安徽的阜阳市、淮南市和蚌埠市。阜阳市是典型的淮北平原农村大市。在１９９８年前，曹操故乡亳州还没有独立成为地级市，阜阳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１３００万。当时的阜阳市负责人王怀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判死刑的副省级干部，经常把阜阳的人口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进行比较，结论是“阜阳相当全世界排第５７位的国家人口”。淮河的支流沙颍河、泉河在阜阳汇流，尔后流经颍上县注入淮河。阜阳市本身工业并不发达，原有造纸、以粮食发酵生产柠檬酸为主的药厂、啤酒厂，股票上市的白酒企业金牛实业等是其主要企业。工业污染排放在阜阳并不出名。倒是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沙河前积淀在城东南的“七里长沟”，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造成了附近居民６死４伤的惨剧，令全国震惊。当时报道如下：2000年5月18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十里井村一名17岁的少年在村外七里长沟提水时，不慎落入水中，附近工厂的职工和路过此地的数名农民相继跳入水中抢救，结果是5人当场死亡，1人在医院抢救时死亡，4人中毒。经过尸检和专家分析，造成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被严重污染的河水中散发出大量硫化氢气体，使提水少年和赶来抢救的人员中毒窒息死亡。七里长沟无罪，祸首是污染。近年来七里长沟成了阜阳市的主要排污沟，城区大部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由此排入颍河，长期的严重污染使七里沟变成了“害人河”。（消息来源：光明日报发稿日期：2001年4月15日第一版标题：达标排放为何未带来水质好转记者林英）
第二年，也就是２００１年，新华社还播发了这样一条通稿：《曾致６死４伤的阜阳七里长沟污染仍然严重》。报道说，七里长沟“吃人”一年后没有改观，政府只是将水沟取直，每天还要接纳１４家企业的７万吨污水。“长沟水质一直没有好转，属于严重的劣五类水，又黑又臭。”报道提及政府在长沟边兴建日处理１０万吨的污水处理厂，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建成投产。“阜阳市环保部门负责人说，通过一系列治污措施，有望在２００５年将七里长沟改造成为景观河。”请注意，这两篇报道分别发表在要“淮河水变清”的２０００年和宣布已经“变清”的２００１年。可见，淮河清与污的争斗，一刻没有停息。这次到阜阳，旧友、老领导相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大家一提水质污染，毫无例外地大骂河南。一贯中庸的原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现任市委督查组副组长姚登恒，说了一些公允的话：“平原水少人多，加上中国人习惯以邻为壑，就成了上游污染我们，我们污染下游的局面。光骂河南，是不公平的。抱怨的话住上游的讲，居住在下游的人也讲；骂人上下一齐骂，只是治理污染没有一齐干，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按经验，‘我出力、你得好’，这样的事在我国很难推行。”去阜阳的路上，我向两位同行推荐了姚秘书长（尽管姚早就离开阜阳市委副秘书长的职位，其间任亳州市政协副主席，我还是习惯称他“姚秘书长”）。任何一个人都脱离不了地方习性，周围环境。姚当然也不例外。但积１０年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作良师，作益友，阜阳市惟有姚一人而已。就一顿饭的功夫，姚秘书长没有少给两位年轻同行“上课”。与周口王站长的“演说”不同，姚秘书长讲得客观、入理，有几点值得一提：一、阜阳城有千年不流的腐河，早些年有调查，据说周边人的癌症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人。七里长沟“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