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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大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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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1）
第六章 警卫领袖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４０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３８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稿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江省委，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桌上除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也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他在1921年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2）
我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在本书首页的“开场白”中写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觉得我的名字“王芳”像女人似的，提议改一改，大家赞同，但主席不同意，说等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搞好了再改。这就是那天晚上陪主席喝酒后谈论的一件事。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主席又讲起我改名字的事，他说，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有一半的地方搞得像莫干山这样，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那天，主席去莫干山，虽然气候还比较凉，但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到山上后，先看了芦花荡、剑池等景点，然后就到山庄别墅——皇后饭店吃中饭。稍事休息，又兴致勃勃地到了塔山、炮台山等主峰观赏山野风光。主席对莫干山的植被，林涛竹海，遍山绿荫，赞叹不已。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七绝》一首——
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来。
主席工作很忙。在杭期间，他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仍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的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３月14日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等，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此时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开始时没有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发展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罗瑞卿同志，对制定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来纲要只有39条，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的有效办法。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失踪”事件（1）
毛主席“失踪”事件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地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他对杭州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这里有他的诗《七绝·五云山》为证：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如今属于城西风景保护区。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翠，风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后两次去过五云山。一次是从钱江果园，经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