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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孩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刘馨坐下来，心想怎么让两个小孩过夜。这时，住宿登记处的那个人从里边走出来，一脸严肃地对刘馨说：〃王芳是中央决定关押审查的重要对象，有重大政治问题，他是罪犯。我们公安部招待所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这些年来，刘馨对别人敌视的目光、凶狠的态度看得多了，一天半天吃不上、喝不上的日子也过惯了，并不感到意外和奇怪。而今天把她作为罪犯的家属，不让她住公安部招待所，要她马上离开这里，她忍不住火了，责问对方：〃我犯什么罪？连公安部招待所都不能住，我14岁参加革命，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警卫处工作，长期负责毛主席的生活安全，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主席对我们都很信任，你把我们当敌人？〃那人知道自己理亏讲不出什么理由，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关押对象的家属这里不仅不能住，连屋内也不能进。这是公安部的指示，我只是执行人，不服气，你去跟公安部领导讲，同我讲没有用。〃并蛮横地拿起刘馨随带的行李，一把将她们母子三人推出门外。
刘馨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吃过汉奸伪军的苦，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是今天她忍不住哭了。她觉得实在太委屈了，在招待所门外的天井里，寒冷的星光下，她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招待所这块牌子，辛酸地止不住流泪。
她几乎忘记了寒冷。夜深了，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亚民、华民冻得直打哆嗦。刘馨带的衣服不多，只有一件棉大衣，她把两个小孩裹在大衣里，紧紧抱在怀里，好让孩子暖和一点。杭州和北京的气温，这个季节有时要相差20来度，刚从南方到北京来的人是很难适应的，更何况又是在深更半夜的露天下。刘馨后来说，那一夜真是饥寒交迫。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北京是找不到吃的地方的。她又怕两个孩子睡着了更要冻坏，一会坐在行李上，一会站起来跺跺脚，后来两只脚都失去知觉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三个人找到公安部，在高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牌子的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才允许走进接待室。接待他们的是位穿着军装的干部，他盘问了半天，在电话里和他上级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最后才在介绍信上签了同意探监的意见。
刘馨最大的痛苦是不能理解，丈夫从参加革命开始，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干了几十年公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突然变成了一名罪犯，自己成了一个罪犯的家属，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专了政，在公安机关门前被别人当作敌人一样来对待。她实在想不通。尤其令她难以理解的是，杭州被毛主席称作第二故乡，他一生中三四十次来杭州工作和休息，而作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直接负责毛主席来杭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常在毛主席身边，一起吃饭、喝酒、爬山、游泳，陪同毛主席在农村考察，和他交谈，回答他各种提问。公安厅长也就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用一丝不苟、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毛主席在杭州期间，警卫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毫无疑问，毛主席对浙江的警卫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他不会多次、长期在杭州工作和休息。然而，今天的遭遇，使她万分疑惑，如果毛主席对王芳不信任，如果王芳是个坏人，怎么会让他长期在身边搞警卫工作呢？毛主席当时肯定王芳的话，难道是假的？这不可能。那么到底是谁视王芳为眼中钉？是谁有权决定把王芳投入大牢？那时刘馨还不大清楚这其中复杂的原因。但已隐约感觉到问题的极其严重和危险程度，她日夜担心我可能被整死在监狱里。
不知是刘馨已记不清还是不愿说，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夜里她是怎样熬过七八个小时挨到天亮的，又是怎样忍饥挨饿找到公安部，在大门前等待接见的。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公安部的牌子。在那块高挂的牌子下面，她感触太深了，她流泪、痛苦、疑惑、愤怒，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她想得很多很多。。。。。。
时隔12年，1987年3月，中央决定我到公安部当部长。我住在5号楼，就在公安部大院东侧。刘馨就是不愿到北京来住，更不愿进公安部大门。她一看到公安部这块牌子头就发胀，像要炸开似的，痛得厉害。这也难怪她，过去的事对她刺激太大了。这也是条件反射。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毛主席解放了我（1）
毛主席解放了我
1974年10月29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把我从监房带进审讯室。与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还泡了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中央三办专案组的干部，满脸堆笑地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
我虽然坚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仍然使我激动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王芳同志〃，并使用〃您〃的尊称。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签明日子后，又写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没有说明材料，也不知道毛主席批在什么材料上的。释放后我才知道，在我关押期间，刘馨多次到北京上访，给公安部、中央专案组等有关单位和领导写过很多申诉信，但都无人理睬。后来刘馨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监狱。
我向专案组来人要一份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得到回答是不行。说主席批示只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一份复印件也要拿回去存档。
我被释放，全家非常高兴。然而，刘馨气愤地对我说：〃有的人连毛主席、周总理讲话都不听，阳奉阴违、政治品质很差，否则，你早三四年前就可以解放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周总理的一次讲话讲起。。。。。。
1971年2月，公安部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关部门。〃你们说王芳在浙江搞 专政，如果是这样，蒋介石不就登陆成功了？事实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大登陆，连小登陆也不行，台湾小股特务一靠岸，就被抓起来了。王芳搞了一个专门案件，这是工作需要，批准过的。怎么能说搞特情专政？不能这样说嘛，王芳总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几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边，主席不仅很安全，而且很满意。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嘛！不然怎么理解？〃
在那个非常年代，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尤其是〃四人帮〃插手很深的公安系统，周总理讲了这番话，他个人是要承担政治压力的，是对〃左〃倾潮流的反击，他的讲话不知救了多少公安干部。但是，总理的这篇重要讲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干扰，得不到传达贯彻，当时许多地方还是被林彪、〃四人帮〃势力所霸持。在浙江来说，还处在南萍、陈励耘、朱全林控制下。朱全林在传达时，公然多处删改总理的讲话，总理讲话竟被删去2000多字。〃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总理讲话才得到重新传达贯彻。许多被〃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回家的、长期在斗批改干校劳动改造的公安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多年瘫痪的公安战线重新出现新的生机。
这些情况，我在狱中是不知道的。而在周恩来总理讲话之前，1970年冬，毛主席早已关心过我的事，我就更不知道了。这是谢静宜同志①告诉我的。从以后看到的有关材料来看，谢静宜讲的是真实的。
当时谢静宜在北京大学蹲点，搞教学改革，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教学改革情况时，特意汇报了我的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主席看了。主席接过小报，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主席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据谢静宜后来回忆，她从主席那里出来后随即到汪东兴那里，把主席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传达。不久谢静宜又趁参加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后，总理向汪东兴查问过我的情况。然而我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毛主席解放了我（2）
一直到1973年7月，毛主席向汪东兴直接查问我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释放我的指示。同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7月16日总理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
一年多以后，1974年10月10日，汪东兴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关于我的两次讲话没有执行？周总理的批示被置之不理？专案组关于释放我的报告，又被压了一年多后，汪东兴同志才作出这样的批示呢？
2001年2月5日，我的秘书李建军同志为此特地拜访了汪东兴同志。在场的还有汪东兴同志的两位秘书和新华社一位记者。他们作了《汪东兴同志回忆王芳访谈记录》（经汪东兴同志亲自审阅），现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李：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2月7日、8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王芳、吕剑光同志，对他们的工作总的来看是肯定的。
汪：是的，周总理还问过我王芳同志的问题。我跟总理说，王芳同志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个人认为王芳同志是个好同志，应该没有问题。王芳同志这个人还是很谨慎的。
李：王芳同志1967年底被抓，扣押起来了。1968年2月又被弄到北京，非法监护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所长达七年。
汪：弄到北京来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
李：一直关了七年呀！您在1973年传达关于释放王芳、吕剑光的指示，当时中央三办根据此精神于7月16日在此报告上给您也有过批示，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事又被拖了一年多？
汪：是呀，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奇怪！主席在1973年确实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主席问我王芳同志有什么问题呀？
李：是主席直接跟您说的吗？
汪：确实说过。
李：是您直接传达给中央三办的吗？
汪：不是，是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的，当时周总理也在场。
李：汪老，您看（拿着有关背景材料）这是您在一年多以后，即1974年10月10日在中央三办这个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此件当时因各种原因而压下了，。。。。。。这是怎么回事？
汪：所谓〃种种原因〃不好说清楚，我也弄不懂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主席有指示、中央专案三办有报告、总理也有批示意见。。。。。。
李：。。。。。。您是当事人，所以特别想请您给介绍一下。
汪：没有压在我那里（指中央三办的报告），那肯定是康生他们搞的鬼，是康生把这个报告给扣押了。你说还能是谁搞的？都是江青搞的。
江青一手遮天，肆无忌惮，阴险刻毒，必欲置我于死地，我被弄到北京关押后，就料到这一点。但我想不到，连主席、总理的指示，也被她置之不理，拒不执行。江青实在太狂妄、太狭隘了。
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我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形式呈报毛主席。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
10月28日，毛主席就批了前面讲的四行大字。
有了毛主席的白纸黑字亲笔批示，中央三办第二天就宣布对我释放。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主席已圈阅就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在工作中与主席长期密切接触，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和主席之间结成了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劫后余生中，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受命预审张春桥
第九章 两案审判
受命预审张春桥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审判活动。
1980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绝密电报，内容是书记处决定，指名要我去公安部参加预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工作，并可带5名助手。密电还规定，在预审期间，此事对外要绝对保密。
大约隔了一二天，公安部就来电话通知，要我先去京开个会。当时，正好我要去京列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记得我于4月6日到京，在会议期间见到彭真同志。
彭真同志跟我打招呼。他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原来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力量，对有关主犯依法进行预审，准备提起公诉和审判。
彭真同志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总结：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一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对组织审判的工作，正在研究，想从地方抽调一些同志参加，你也在考虑的人选之内。
我告诉他，我已接到电报了，他连声说：好、好！
4月7日，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凌云、于桑同志召集我们抽调去的6个地方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传达中央的决定和部署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要求我们地方去的同志于4月20日到京。
4月10日，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假，提前回到杭州做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在金华，我们通了电话。我专程去金华与他商量我去京后的工作安排。考虑到我离开省里的工作时间较长，政法公安这一块没有人主管，我们就商定要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李朝龙同志回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此事，省委组织部与中央党校联系后，得到中央党校的支持。
至于带助手去的问题，中央电报中明确规定要具备5个条件，即：政治条件好；“文化大革命”中经得起考验；揭批查中没有问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要懂法律；公安部还讲明带去的人最好是我比较了解的人。
经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公安厅商定，先确定了3人：
黄荣波，“文化大革命”前在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10多年，做过预审工作，1965年7月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