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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扫荡”与反“扫荡”（1）
“扫荡”与反“扫荡”
1940年7月下旬，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电示，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主力部队正规化建设，决定将鲁中区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9月18日，在蒙阳小张庄召开成立大会，纵队司令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原一支队政委）为政委，廖容标（原四支队司令）为副旅长，钱钧（原一支队副司令）为参谋长，汪洋（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团。山纵一旅的成立，在山东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鲁中根据地建设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时候，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也更趋严峻。日军为加强控制占领区，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不断发动“扫荡”进攻，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并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残酷进攻和诱降面前，国民党一些军队纷纷投降，或与日伪明暗勾结，对我实行夹击。到1942年下半年，鲁中区的伪军增至七八万人，日伪军据点由237个增加到328个。我鲁中中心根据地沂蒙区一度缩小为南北35公里、东西50多公里的区域，敌我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一旅成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就在一旅成立之前，我们敌工部门已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日伪军近二万人，准备向我驻地小张庄实行“扫荡”进攻。因此成立大会也就是反“扫荡”誓师大会，汪洋主任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人们都说一、四支队是两只老虎，今天要在战场上开展新的比赛，看谁消灭敌人多，看谁缴获多！”部队立即拉开，按计划行动。这次日伪军向鲁中泰山、沂蒙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在泰山区“扫荡”烧杀抢掠达一周之久，使我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在莱芜日军500余人东犯时，为掩护旅部安全转移，二团一营三连在鹏山一带抗击，击退日军多次冲击，毙伤敌60余人，三连一排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在南沂“扫荡”之敌，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为目标。山东分局和纵队机关在特务一、二团掩护下，适时转移到滨海区。我随一团向大崮山和蒙山方向转移，沿高湖、岸堤向青驼等一带出击，10月17日包围青驼寺，经激战，毙伤敌300余人，收复青驼寺。二团在莱东杨家横和地里沟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400余支。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2个月，我一旅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收复了鲁中地区大片根据地。
由于我军积极抗日，英勇作战，日军不断把兵力转向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1941年春，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分割封锁，我军活动困难，又时值春荒，部队以黑豆、薯干充饥，难得一饱。被服供应困难，赤脚行军作战也是常事。弹药及医药品奇缺，有些部队每个战士只几颗子弹和二三枚手榴弹，伤病员也得不到治疗。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分散推进边沿区和敌占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势力，支持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2月中旬，我随一团主力由蒙（阴）新（泰）边进至徂徕山前（泰安境）打击伪军万金山部，先攻克时庄、山阳、良庄、天宝寨、颜庄等日伪据点。二团主力分别向博（山）莱（芜）章（丘）边沿区打击伪军高松坡部，首次使用炸药爆破围墙，攻克张家栏子，后又攻克莱芜县的见马庄、山草峪、吴家洼、徐家楼等日伪据点。在一个月内，一、二团进行了大小战斗40余次，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
日军于当年3月，又对鲁中、滨海区进行分区“扫荡”。在临（沂）弗（县）北我根据地内增设17个据点，构成了横贯东西的3道封锁线，切断了我鲁中与鲁南根据地的联系。3月下旬，山东纵队组织了临弗边反封锁战役，分左中右3路向敌人发起进攻。左路由纵队特务一团指向李官庄、荣峪；右路由一旅三团袭取拱山、成里庄等地；中路由一团、三团担任主攻，指向半程、汪沟。22日深夜，我随一团向半程发起进攻，守敌为临沂县警备队80余人，防御设施有围墙、碉堡、鹿砦、铁丝网，号称铜墙铁壁。敌据险顽抗，我在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激战了3小时，全歼守敌。特务二团攻克汤头，最后一个炮兵楼的敌人缴械投降。三团打下汪沟。此役胜利结束，达到预期目的，大大振奋了临弗边军民，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一团即接受青年战士200余名。随即一团继续向上冶、仲村、聂家庄等处伪政权、区乡武装进攻，收复了这些地区。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扫荡”与反“扫荡”（2）
12月8日，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军“扫荡”主力撤走，但守备部队仍集中使用，继续残酷打击我根据地军民。敌在“扫荡”期间，修筑了一条环绕蒙山的公路，安设了数十个据点，企图割断我鲁中与鲁南的联系。
为打破敌对蒙山根据地的封锁，1942年1月，一旅进行反封锁战役，分东西两路向敌反击。一、二团为东路，我随一、二团作战行动。我们先打垛庄。这里是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的据点，有100多人，同时还有一个200多人的汉奸大队，也驻在这里。由于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用泥土垒起来厚厚的土墙筑成的房子结构很特别，呈八卦形，像一个巨大的碉堡，易守难攻。我们打了两天两夜，副团长杨万兴英勇牺牲，最后才攻下来，敌人被全部歼灭。打下垛庄，崖子的鬼子和汉奸害怕了。我们紧接着打崖子，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在20多天的作战行动中，先后攻克蒙山以东临（沂）蒙（阴）公路上的碾子峪、界牌、朝仙桥、铜井、南北薛庄和尚庄等14处据点。我爱人刘馨及其祖母，就是在这次反“扫荡”的作战行动中，从敌人关押的据点中被解救出来，并在此后认识并熟悉她的。三团为西路，攻克杨家庄、牛家庄、栾家庄、娄家王庄、李家楼等据点。一旅在这次反“扫荡”中，经过20余次战斗，歼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成功打破了敌人环蒙封锁线。
紧接着于1942年春天，敌人为了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扫荡”与“清剿”更趋频繁，对我根据地“蚕食”加剧。7月，日伪军4000余人突然侵入徂徕山周围村庄，安设了30个据点，环绕山区挖沟筑墙80余里，组织伪政权，推行“自首”政策，使徂徕山全部伪化。继之，敌又“蚕食”了泰（安）莱（芜）北部地区和莲花山区。于是，鲁中日伪军据点密布，沟墙公路纵横成网，使我主力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物资、军需品奇缺，部队非战斗减员增加，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一、二团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突出对敌斗争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强敌工部门的领导，增加了人员，增派武工队深入边沿区和敌占区打击敌伪军政力量。武工队有时分散到游击区和敌占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