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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神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培植企业精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般说来，培植企业精神的工作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是领导的示范作用；其二是政策的引导和强化，即有一套明确的奖惩措施去引导和强化企业精神的培育过程；其三是舆论的灌注，即依靠舆论的力量来引导和强化企业精神的培育，最后是群众的自省，努力使企业精神变为广大员工的要求。
世界上成功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当代中国的企业精神，应是具有中国传统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凸显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灵魂。
比如中国石油企业集团公司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努力发展壮大公司实力，致力于产业报国。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为目标，所以其倡导的企业精神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爱国：爱岗敬业，产业报国，持续发展，为增强综合国力作贡献。
创业：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创业永恒，始终不渝地追求一流。
奉献：员工奉献企业，企业回报社会、回报客户、回报员工、回报投资者。
求实：讲求科学，实事求是，“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
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
如果说中石油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实力和政策，那么蒙牛的成功则完全是企业精神的胜利。从1999年7月诞生，到打造出“中国驰名商标”、跻身中国乳业四强之列，蒙牛乳业只用了4年时间，并以年均递增350％的速度创造了我国乳业发展的“第一速度”。蒙牛产品是惟一的“中国航天员专用乳制品”；蒙牛液态奶“消费者综合满意度”列同类产品第一名；蒙牛是中国第一家参加APEC峰会的民营企业；蒙牛是国内第一家捐款抗击“非典”的企业，累计为抗击“非典”捐款捐物1200余万元；蒙牛以“强乳兴农”为企业使命，与百万农民结成命运共同体，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如果只是依靠牛根生一个人，显然是破不了如此多的纪录的。在蒙牛的官方网站上，我们赫然看到蒙牛企业文化的综合表述：“以诚信构筑蒙牛文化的核心；以强乳兴农为蒙牛的使命；用学习沟通和自我超越的企业精神打造百年蒙牛品牌，用5~10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和世界乳业的领先品牌。”
蒙牛是这样演绎自己的企业精神的：
“企业以蒙牛为名，是将牛的勤劳、坚韧与奉献作为一种崇高的企业精神，唤起人们对牛的亲近、敬畏，也是对真、善、美的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更象征着孺子牛精神在企业的光大。产品以蒙牛命名，象征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牛，它吃的是青青绿草，挤出的是纯正鲜牛奶，这独特资源优势造就天然好品牌。”
第一篇 纲领解决根本问题唤起工农同心干：革命就是过上好日子（6）
有趣的是，蒙牛还有两个非常独特的节日：一是每年的7月19日，是蒙牛的学习节，这是一次全体员工将学习成果与半年工作成果总结相结合的一次团队分享共赢的节日；另外一个就是“感恩节”：11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这一天是国际通行的感恩节，蒙牛将这一天做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对合作者、支持者、消费者进行真诚答谢和感恩活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蒙牛企业精神中的诚信、感恩、尊重、合作、分享和创新。
企业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灵魂之于躯体的关系，而企业的灵魂赋予到每一个员工身上，会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我价值评价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不仅会成为激励员工不断上进的动力，更会成为推动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中国本土企业要真正地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化，首先必须要使企业具有灵魂，具有核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真诚期待中国涌现出更多、更杰出的、国际一流的本土企业。
走进新时代：愿景的持续生长
愿景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成长的过程——一种有生命力、能不断发展的思想，这种思想应渗入到组织的各个层面，并且对每一个决策都有着具体的作用。
第二篇 路线是高于战略的战略抬头看路：路线是对规律的把握（1）
“唯持大道者，方可图天下”：路线是一种“道”
古代很多学者都奉行这样一句话：“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他们认为人的志气、理想由于得道而安定，人的言行、举止由于得道而为人们所接受。
其实，上一篇所说的纲领和愿景，就是一种“志”，是一种理想。那么，我们怎样使这种理想得到实现呢？我们怎样给这种理想找好道路，让它安定下来，而不是永远处在一种焦灼和矛盾的状态呢？
古人所说的“道”是修德慎行，在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党的路线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基本路线。这些路线是共产党为自己和自己的理想所找到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路线，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纲领和愿景到最后，都不过是一些云端之上的美丽图景，可以看见但却永远不能走近。
古人所说的“道”，大都是指顺应规律的自然之理（或者是指仁义道德之类的修养问题）。“道”作为一种达到理想的途径意义被淡化，代替它的是一种使理想安定下来的修炼意思。而党的路线则更多地突出了一种实现的方法论意义，而绝非单纯的战略所能比拟。
片面地强调战略，而没有路线的指引，这种战略即便能取得一时的功效，也难以长久地发挥作用。路线就宛如一组精心设计的战略集群，它将散乱的战略凝聚在一起，形成为持续的攻击力。
路线所关照的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也绝非偏安于一隅，没有路线的指引，一遇挫折便会陷入迷茫。
由于路线所提供的是一种战略指引，与战略相比，又更多地偏向了“道”的意义。所以，路线可以说是战略背后的战略、视野背后的视野，它是一种包含了战略思维和方法论的规律把握。
对于企业来说，路线就是要立定标杆，洞察先机，是一种长期的“规划和经营策略”。它就像指南针一样精妙，适时而动，而又指向同一个方向。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路线是管方向、管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相继提出并实施过不同的总路线即基本路线，有的是正确的，实践上也是成功的；有的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探索过程。
路线就是一种对规律的把握。有了正确的路线制定，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坚实地走下去，一步一步地接近胜利，并且，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敌人多么强大；也不管受到了多少阻挠，历经多少艰辛，这个步伐都是不可遏制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中国革命不断地引向胜利。
然而，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披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拿着共产国际的鸡毛当“令箭”，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却把革命引向了失败。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做出许多错误的决议，比如：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中共地下组织“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这就使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错误路线的指引，必定会造成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
在1933年9月开始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客观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奉从共产党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军事指挥上的“太上皇”。李德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
每当毛泽东因军事问题同秦邦宪发生激烈争论时，李德总是站在秦邦宪一边反对毛泽东。李德诬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游击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反“围剿”中完全照搬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经验和苏联军事学院的教条，使红军在作战中连连失利。
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数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却一再遭到李德等人严词拒绝。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丧失了除陕甘苏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归因于军事路线的失败，但透过军事路线的失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路线的失败。由于路线的不正确，引发了指导思想的错误，
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出现了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引发了我们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什么样的路线才能成为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线从何而来？
在红军长征途中，也存在着路线斗争。张国焘在红军途中另立中央，再一次将中国的革命拖向险境。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一种无休止的退却，是一种害怕敌人的逃跑路线。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绝路一条。
第二篇 路线是高于战略的战略抬头看路：路线是对规律的把握（2）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王明与张国焘都犯了路线错误而不自知，完全在于他们没有着眼大局的远见，这种远见需要具备超脱战略之外的视野，这种远见和视野，就是要着眼于民族大义，从历史变局中找到规律。
如前所说路线解决的是途径问题，共产党在为自己设立了正确的纲领和伟大的愿景之后，就面临着怎样实现这个愿景的问题。要形成正确的路线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及鲜明的纲领为基准不断地对路线进行纠偏。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领导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理论为武器，最终打开了局面，这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智慧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古人云：“唯持大道者，方可图天下”，这句话实在是大有意义的。
农村包围城市：选择什么道路最重要
在企业管理之中，路线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路线的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向共产党学习呢？
目前中国的管理界，讲外国的多，讲中国的少；讲微观的多，讲宏观的少；讲经济的多，讲人文的少。注重实用主义本来是件好事，可惜的是，很多的企业管理思想缺少高度，这使我们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大道”和法则可言，企业往往只是停留在具体的策略和制度流程方面，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效率，但是却丢掉了根本。中国的企业只有彰显人文，继承传统，体悟大道，运用智慧，才能把握未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光凭一些个策略，凭着具体的几次起义，几个战争，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攻城掠地之后，除了留下对手的尸骨和缴获的财富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原本可以因此而创下长青的基业。但是它却没有，因为它做不到，因为它除了打仗就什么也不会。这就是“战争机器”的宿命。
今天的“销售机器”何尝不是如此呢？“销售机器”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生意人”，而短处也在于他仅仅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企业家”，更不可能是“大家”。因为“生意人”做的是交易，无论多么高明，但终究还是交易。交易过后，除了已经赚到手的钱，一切都会荡然无存。“企业家”则是一个园丁、设计师和牧师（如张瑞敏），他的使命，更在于培植一棵长青的大树，即便失败了，他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思想的痕迹。
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初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1936年至1939年，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将之发展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彻底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学的是俄国人的办法，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城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开始了农民运动，但基本是围绕城市斗争而进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进攻大中城市为目标，遭受严重挫折，最终都归于失败。血的教训表明，这条道路行不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随即改变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转移，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
略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所采纳。1930年7月，当时的党中央部署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希望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
破坏，各根据地的红军因遇到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而遭受很大损
失。机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结果导致中国革命几乎完全失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是怎样选择正确的战略道路的呢？
他认为，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革命的基本手段不是合法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控制着政治、经济、交通等枢纽和命脉，长期占据着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弱小，武器装备差，物质供给困难，所依托的根据地经济文化条件落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第三，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铲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革命；
第四，中国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反动统治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大量的力量薄弱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