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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所以‘中华民国’早已亡国，是铁的事实。‘中华民国’都亡了，还要我们奉它的正朔，不是大笑话吗？奉个鬼正朔！奉个屁正朔！”
故事八：吃人家的，还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参选2000年台湾领导人期间，有记者要他回答“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李敖说：“大陆把台湾当兄弟，台湾每年从大陆那边赚人家200亿美金，因此解决了台湾不少失业问题，台湾拿人家的，吃人家的，还是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出生在祖国大陆的哈尔滨，从小在北京生活，对祖国大陆怀有感情。李敖是四位竞选者中最开宗名义支持祖国统一，支持“一国两制”方针的人。
曾经也有人问李敖台湾能不能关起门来过？李敖做了一次极通俗的比较。
他说：“台湾可不可以关起门来过？有个条件，我们可以二千二百万人公投，通过了，说台湾人独立自主，台人治台。但大陆可以公投呀，一亿二千万人公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怎么办？那就打仗了。我先前说过，大陆一天送五万人来，一年会生出一个台湾的人口。台湾和大陆打仗时是一比六十，他们六十个打我们一个，能打吗？”
在另一个场合，李敖也说道：“李登辉及‘台独’人士说，不要怕中共对我们的文攻武吓。但是，一直到大停电的那天，我们才知道，台湾有七千九百多座高压电塔，只要中共一个飞弹打到电塔上，一打中台湾就停电三天，台湾人活得下去吗？⋯；⋯；依照流行的说法，保障台湾安全有几种做法：第一是关大门，维持现状，不过祖国大陆不会无限期地没有时间表，岛内一些急统急独的人也会破坏现状，所以不行。第二是抱大腿，抱美国的大腿以求保护，不过历史证明美国的大腿实在不可靠。第三是打大仗，不惜一切代价，但即使台湾打赢了，也是满地的跛脚人，这仗打不得。第四就是讲大话，就是谈判，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李敖曾有言：“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
故事九：“共匪”不见
李敖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组长张冬华、《人民日报》影视公司总经理苏忠率队的新闻工作组利用拍摄《宝岛神韵》节目的机会访问李敖；终于见到了李敖的功力。
50年没有踏出台湾一步的李敖笑着对来访者说：“你们可是很幸运能见到我哦，因为过去我是从来不见‘外人’的！‘洋人’不见，是怕里通外国，‘共匪’不见，是因为自己就是共匪。”
早年，李敖被台湾当局视为“中共的同路人”一直遭受迫害。李敖在主持《文星》杂志时，把杂志办成具有鲜明的自由、民主、进步、战斗的特色，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慢慢引起官方的不满，当局给《文星》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无形之中，李敖便成了“中共”的同路人。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3）
成了“中共”的同路人有什么不好？李敖曾说他在台湾“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听来发人深省。
故事十：一个“共”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
李敖曾分别与台北、高雄、台中三市的政府打过官司，其原因都是因为李敖的作品被无理查禁和没收。
1987年，李敖的母亲张桂贞去美国探亲，台中当局派人撬开张桂贞在台中一中的家，搬走了李敖大量的书籍。李敖得知后，逐级上告，告了５年７个月，一直告到“高等法院”，最后于1993年2月裁定李敖胜诉。在法庭外，他跟参与查扣作品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
杨三共满面通红，对李敖苦笑道：“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李敖生平著作有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1985年李敖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当局要查他的下册，可当办案人员查禁时，却连同上册一起查禁了。李敖以此为理由，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要求赔偿6901元，其中1元钱，是作为未扣押的部分书因不能陈列上市的损失费，或称作罚金。李敖为什么只要1元罚金，自是他别出心裁的主意。他意在“罚”而不在“金”。
在台北市政府被他罚过1元后，高雄市政府无理查禁李敖新出的《我给我画帽子》一书，被他逮到，也罚了他们1元。可是高雄市政府内部为1元钱的赔偿是现金结付或是开具市库存支票结付起了争议。李敖坚持以“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高雄当局只好硬着头皮开出了1元面额的“国库支票”。李敖后来把这张“稀世珍宝”送给了《政治家》主编邓维桢。这张支票，只所以珍贵，除了对李敖具有特殊意义外，永远不会有人去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李敖1962年从告胡秋原开始几乎就没停止过官司，打官司变成了家常便饭。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他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
李敖说：“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要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1）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牢囚没有磨钝李敖战斗的锋芒，李敖说：“监狱是训练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地方”，“在狱中思考上下古今”，“我的实验室是监狱”。
故事十一：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
由李敖主持的名噪一时的《文星》杂志由于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的鲜明特色，当局给了它十数“罪状”，诸如：《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走《自由中国》的路；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与中共隔海唱和；反对中国文化；煽动青年；反对国民党等等。就这样，《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当局眼中钉的递补者。
1965年底《文星》被封杀。1966年，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李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
李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为什么他和一些党外刊物言论那么大胆。他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不要命的缘故。尤其我李敖，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倒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所以，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敖不要命的结果。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吧？”
李敖第一次坐牢时，在最后一次军法处审判的时候，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下一张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进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等五个小朋友做他们的“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故事十二：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1971年3月，李敖因政治原因被收押，留着小平头的保安处看守所长罗永黎上尉见李敖在强大的攻势之下居然不吐实情，甚为恼火，他指示手下的人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李敖用右手紧握左手的四根手指。罗所长对李敖说：
“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
李敖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这可称得上是幽默的经典。他不恨他们，因为他们是当局的走卒；他也不恨右手，因为右手是自己的，它是无辜的，因而恨圆珠笔便变得“天经地义”。
后来李敖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杨澜采访谈到这个经历时说，他当时这样说其实真是在恨自己，只能恨自己了。
李敖在关押期间，刑求人员刑求逼供时，李敖反问他们：“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李敖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随尊便，都行！”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2）
刑求人员说：“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了进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
李敖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
大概经过四五天的疲劳审问，李敖始终是满口狂话，这令特务们很头痛。
故事十三：为什么要叫黄中国？
李敖在坐牢期间有一个叫黄中国的“匪谍”与他同住一室。李敖戏称他叫“ChinaHuang”。他对黄中国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向李敖叩头，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
经李敖劝慰后，黄中国情绪稍微稳定了下来。晚饭时，大家席地而坐，黄中国突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让大家大吃一惊，黄中国分给李敖两条，其余分给他人。李敖说，黄中国真是“政经分明”，枪毙归枪毙，鸡腿还是要吃的。
李敖坐牢的难友黄中国被枪毙的那天，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房内把黄中国按住，黄中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懵了，他刚想挣扎着说什么，布条缠住了他的嘴，黄中国被五花大绑，架出牢房。李敖听到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即就由哀嚎转变成了另一种嘶咧。
黄中国是山东菜阳的农民，没喝过墨水，在抗战时代只身跑到青岛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成了“汉奸”了。
1972年7月14日下午，李敖在房间里，忽然听到外面哭声大作，接着牢门大开，李敖看到黄中国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
黄中国一进房门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充满绝望与悲愤。
马士官长对李敖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马士官长又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同牢的胡炎汉对李敖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
李敖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去了，救活的更重要，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10多年后，李敖在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中细述了黄中国的哀史：
“黄中国是一个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客死他乡，他无知无识，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言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杀掉了。”
我之所以要举这许多例子，是由李敖幽默的实践性所决定的。当我们进入到李敖真实的生命世界，才能体验到李敖幽默“非文体性”和“非装饰性”的一面。说到底，最容易产生幽默的地方就是生活的悖谬之所。批判让李敖和现实之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紧张和对抗，现实世界，尤其是操纵现实世界的权力意志也因此视李敖为异类，为敌人。李敖的牢狱生涯固然有其客观和法理原因，但也是这样的紧张和对抗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方面看，牢狱生涯并没有消解这样的紧张和对抗，相反却发展了紧张和对抗。与紧张和对抗同时发展的，还有李敖对世界的洞悉，所谓“冷眼”当作如是观。于是，在李敖和现实世界的角力中间，李敖和世界的裂痕越来越深，整个世界的悖谬也越发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幽默不仅仅发挥着古老的对紧张和对抗心理的调节功能，同样也是世界错位的荒谬性的产物。黄中国这个中国农民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幽默是对世界荒谬性的陈述。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既是李敖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快意恩仇，策马扬鞭（1）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最后一章说：“我从1949年5月登陆台湾，一天也没有离开，转眼已满50年。一个外省人，50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