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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向各国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定了计划，内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内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来电。“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刘少奇电。“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④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