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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亮随手把阴毛扔到地上（他有乱扔废弃物的坏习惯），摸摸索索地解开他花衬衫上那个惟一的兜的纽扣，从里面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过来。
“什么鸟东西？”
我将那张叠了几叠的破纸展开一点，看到了一些斑驳的血迹。我马上将它扔到了毛亮的怀里。操，你他妈的拿用过的月经纸给我看是什么意思！
毛亮又恳切地把它扔还给我。
这次我把它完全展开，发现原来是一封血书：挑战。明日一点，人民电影院为民台球厅，决一雌雄。落款是长发青年。
我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这才还给毛亮。
“怎么弄来的？”
“昨天半夜，有人将它射到了我窗户的木框上。”
我嗅了嗅。
“是真血，一下子写这么多字真是够呛。”
张震瞅了一眼说，“未必是人血，人血干了是酱紫色。”
“也有可能是他妹妹的经血。”毛亮说。
他们争论了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说得有道理。
我看看表，时间不早了。
“走吧，我们找当事人问个究竟。”
我去洗脸的时候，看见我妈独自坐在客厅里很仔细地吃她的粗茶淡饭。
“姐姐呢，妈？”
我妈夹起一块庞大的清水煮茄子正准备往嘴里送，她头也不抬地说，谁知道疯哪去了，都长大了，用不着我了。于是我就不问了。多说一句就可能把她的话匣子打开，那就完蛋了。她不仅喜欢回忆和发怒，还喜欢给人讲饱含智慧的道理。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所有道听途说的事迹和知识她都能根据臆测加入到自己的思想当中，然后找机会给别人讲述出来。我喜欢给人讲道理的毛病就是从她身上遗传来的。我赶紧去卫生间随便抹了一把脸。出门的时候，毛亮和张震跟我妈打招呼。我妈理都不理，埋头于咀嚼的事务中。有一阵子，她管得我很严，挺想让我成为一个规矩人。我也不是不想，只是这与我的本性相去甚远。我做不来。后来她就放任了我。我妈说，老人们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同样的道理，一个身子不正的人你怎么给他在身边画上笔直的影子都没有用，我总不能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画影子吧，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我做不来。说到这里，我想插两句。有一次她看电视听到某主持人说到掩耳盗铃这个词，刚好我在旁边，她就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给她讲了那个典故（因为具体的朝代我忘记了，所以我是这样开始的，从前……）。从此以后，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她老喜欢用它。举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我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呆到很晚，那时候，我刚刚开始看老头们斗蛐蛐，感到新鲜，总是流连忘返。后来又去新青年餐厅喝了不少酒，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家的房子小，我跟姐姐一人一间，我妈睡在客厅，我要想睡觉，必须穿过客厅。我蹑手蹑脚地走着，生怕惊动了她，可是当我提着胆子就快走到我房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妈说，你贼头贼脑的干什么，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中午时我起来，胡乱将被子叠了一下。我妈指着我叠的被子说，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最后，我要出门了。我说，妈，我出去有点事情，我会尽量早回来的。我妈就在我背后没好气地说，去吧，去掩耳盗铃吧！
我妈渐渐对“掩耳盗铃”这个词感到厌倦了。现在她什么也不想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好，有时候又觉得有些失落。
3
电力大厦顶端耸立的金鼎牌大钟已经指到了十二点五十分，而我们离人民电影院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催促毛亮和张震快些走。我不喜欢等人，同时我也十分讨厌自己成为那种总要别人等的人。毛亮说，急什么，又不是啥好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还有预感，”我摸摸毛亮的脑袋说，“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
路边的白桦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个不停”。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的日常行为比人更让我感到困惑，那无疑就是它们了。这些黑乎乎的小玩意，一从壳里爬出来就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而且喜欢扎堆。一伙一伙地在各种安静的树上集会。它们也许是对世界感到最为不满的东西，从生到死，喋喋不休，声嘶力竭地发泄自己的抱怨。它们就像是世界的批评家。假如凑近了观察，你便会发现，那两只坚硬、呆板、充满自信的愚蠢的眼睛像极了那些喜欢对事物评头论足的人。
我又开始催促毛亮和张震加快他们的鸟步伐。“加快你们的鸟步伐！”我对他们说。可张震突然停下来，往路边走去。
那儿有个戴着草帽的中年妇女坐在树荫下摇蒲扇，面前放了一个纸箱子。
里面是什么东西？张震问她。
小狗，中年妇女说。
卖的？张震又问。
她点点头。
我看看可以吗？
中年妇女没有说话，而是翻开四个纸箱折盖的其中之一。
张震把头探了过去，为了一目了然，他把纸箱的另外三个折盖也翻开了。
一只小狗把爪子搭在纸箱的边沿上，好奇的小脑袋晃动着东张西望。当看到张震这个陌生的大个子时，它蠕动着嘴巴嘀咕了起来。它还年轻，还没有学会像大狗一样地汪汪叫。
我也忍不住凑上前去。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农村时养过一只狗，后来得脑炎死掉了。它的病是突然发作的。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它像个疯子似的在院子里团团转。
嘿，黑子，别胡闹，我说。它叫黑子。往常黑子胡闹的时候，听到我说“嘿，黑子，别胡闹了”时，不管正在干什么，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快步跑到我面前用期待的眼神等我抚摸它的脑袋。可是那一次它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疯得更厉害了。黑子狂乱地跟自己兜着圈子，后来索性撞起了墙。我奶奶听到墙壁咚咚直响，以为我又在拿铲子挖自己家的墙角（我小时候喜欢考古，总觉得自己家的墙角里埋着珍宝）。我奶奶很生气地说，孩子，别挖了，那些宝贝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要是现在就挥霍掉，将来就不会有人肯跟你过日子了。奶奶，不是我，是黑子，我对奶奶说，黑子好像疯了一样。
等我奶奶出来，黑子已经不行了，口吐白沫，四肢不停地哆嗦着。我奶奶找了个赤脚医生给黑子诊断。赤脚医生拿听诊器沿着黑子的腹部搜索了好半天，始终没有听到心跳的声音。我站在旁边哭了起来。奶奶也显出很伤心的样子。
“大夫，它得的是什么病？”
“脑炎，”大夫说，“这种病是没有救的，就像人身上的癌症一样。”
我们用了足足一个星期才把黑子吃完。至今我仍旧可以回想起黑子的味道来。
黑子，我想念你。
看着趴在纸箱边沿满脸天真的小狗，我不由得想起了黑子。我抓着小狗的前爪摇了摇说，哈喽，毛西毛西。
小狗兴高采烈地对我摇起了尾巴。
“怎么卖？”张震问。
“十块。”中年妇女说。
“我买两只给你18块咋样？”
“行。”
“3只呢，3只怎么算？”
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会儿。
“25吧。”
“我要是全部买下呢？”
我看看电力大厦的金鼎牌大钟，已经一点整了。我拉起张震的胳膊说，嘿，黑子，别闹了，我们真的该走了。
4
中午时分的电影院十分寂寥。这些年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电影院快成博物馆了。
电影院旁边的台球厅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当初，台球刚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多少年轻人倾倒呀。
我们走入寂寥的台球厅，空旷的脚步声从各自的脚底下清晰地散发出来经过四壁反射到周遭，跌跌撞撞地在偌大的空间中缭绕不休。台球厅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着小板凳，胳膊肘架在一张球案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本书。我上前一步，劈手把书抢了过来。
“看什么呢？”
“我操，小兄弟，从哪钻出来的，好久不见了？”
“生意怎样？”我看着那本叫做《克服心理障碍50法》的书的封面问道。
他自嘲地笑笑，没有说话，言外之意是他的境况一目了然，不值得费口舌。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长头发的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进来？”
“没有，这些日子我惟一见到的长头发的人是我老婆。你这两位小兄弟是谁，给我介绍介绍。”
我把那本已经被翻烂的《克服心理障碍50法》还给台球厅老板，又把张震和毛亮介绍给他认识。这边这个是张震，那边那个是毛亮。台球厅老板依次向他们点头致意。毛亮和张震也做了相应的动作。
我围着台球厅转了两圈，一股汹涌的无聊感从腹股沟一带直往上冒，在我头顶方圆五十厘米左右的区域画了个圈。刚准备告辞，一伙光着膀子的人踏着阶梯，身子一闪一闪地往台球厅走了过来。大多数人的胸膛上都纹着令人目眩的图案。有老虎，有豹子，有龙，有牛，还有个人在小腹上纹着两只正在交配的苍蝇。再看看那些人的脸，我更吃惊了，全都是治安最混乱的年代里崛起的一拨拨帮派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走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是一部二十年来黑社会的发展简史。连那个外号叫“董存瑞”的家伙都来了。
长发青年走在“董存瑞”的旁边，对他耳语着什么，看起来很谦卑的样子。“董存瑞”皱着眉头，听得很吃力。他的耳朵不太灵光，多年前的一次壮举毁了他的听觉，也给了他一个响当当的外号。“董存瑞”一边皱眉头一边说着啊？啊？哦。后来，他们就看到了我。长发老青年用右手的食指戳着我矗立的方向对“董存瑞”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耳语。“董存瑞”点着头眯起眼睛顺着长发老青年的指点一遍遍识别着。他的眼睛也不好使了，这个他倒是从没向我提起过。
都快走到我脸上的时候，他终于把我认出来了。
“哈喽，毛西毛西。”
“嗨。”我也冲他打招呼。
“我还以为你被枪毙了呢，这大半年怎么也不跟你老哥联系了？把我忘了是吧。”
“怎么会呢，我在陪一个朋友读高中、考大学，脱不开身。”
“我说什么来着，”他把一个离他不远的黑大个拉过来，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个兄弟一准会有出息的，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一会功夫不见就成大学生了，这要是隔个十年八年那还了得。”
其他一些从前的熟人也开始过来寒暄。有的拍我肩膀，有的拉我的手，有的甚至装模作样地在我肚子上捣一拳，以表示他跟我的关系非同寻常。还有个别同志戳着自己胸口上的刺青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伙伴展示我的手艺。观看的人纷纷露出艳羡的表情。我曾往多少人身上画过那些玩意，想要完全追忆出来已经相当吃力。我也不愿意再提起来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艺术。
“董存瑞”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转身用责备的口吻对长发青年说，你怎么跟我小兄弟闹起别扭来了？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也该知道好歹了，你看看。说着，“董存瑞”伸手划了一个大弧，说，现在谁还像你一样整天游手好闲。
长发老青年一言不发，好像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董存瑞”也看出来了，便不再理他。
任由他生闷气去。
“喝酒去吧。”“董存瑞”对我说。
“下次吧。”
“也好，先忙你的，等闲下来一定要找我玩，兄弟间应该常走动，不走动就没的意思了。”
一直都快走到马路上了，“董存瑞”依然不懈地回过头来冲我喊，走动，兄弟。
我对他张了几下嘴巴，什么也没说。
反正我说了他也听不见。
光着膀子的人们勾肩搭背地走远了，台球厅里只剩下我、毛亮、张震、长发青年和台球厅老板。
毛亮和张震将脊背靠在台球案子上，为谁先下手和以哪种方式下手的问题相持不下。毛亮时不时将他的花衬衫撩到两个乳头以上的位置去。这是他在夏天的习惯动作。张震的习惯动作是用两只手使劲往脑袋后头抿他的头发，据说他坚持这么做已有好几年，他喜欢中年以后的毛泽东留的发型。
台球厅老板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一见这架势立刻抱来一堆塑料布，盖住了离我们比较近的几张台球桌。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忍去回忆。太残酷了。好几次我都不得不别过头去才能下得去手。
天黑之前，长发青年终于向我们展示了他温情的一面——抬起左胳膊，左手手掌伸展开，与水平面保持平行，右手手掌与水平面保持垂直，顶在左手手掌的下方正中，做了个标准的暂停姿势，血淋淋地看着我们。他倚着一根台球桌腿，像是刚从肉联厂的卡车上卸下来似的，身后的塑料布上溅满了他累积的血。
张震抬脚还想来粗的，张震有些失控了。他哆嗦一下，伸手挡住张震的脚，悲伤地说，且慢。话音刚落，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年纪不小了，这些年一直没混好，”他挨个扫了我们一眼，接着说，“不是不想，实在是造化弄人。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在人多的地方给我点面子，不要轻易对我拳脚相加，同时我还希望在公共场合最好也别对我说太侮辱人格的话。我只提这两点要求，只要你们答应，私下里我喊你们爹都行。”
毛亮当场就要让他喊个爹听听。长发老青年犹豫了一下，看看台球厅老板。毛亮说，没关系，他不是外人。于是他就很熟练地喊了毛亮一声爹。他喊得非常自然，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那么称呼毛亮了。
他想接着叫我爹，我婉言谢绝。
“算了，大哥，以后还是只当不认识的好，我不想给年纪比我大的人当长辈。我有心理障碍。”
第五章
1
有一天晚上干完坏事回到家，我一不做二不休地斜靠在床上，燃起一支烟，听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陷入了美妙的无意识。我喜欢独处时那种饱满的感觉。这时候，我的墙响了两下。那是住在隔壁的姐姐发出的暗号，意思是她想跟我聊会儿天，如果我回敲两下，她就会过来。如果我不敲，就说明我睡着了或者没有聊天的心思。这是几年前我们就商量好的。
我从没拒绝过我姐姐。我们有着孤儿般的感情。就此我曾和她聊过，她有着与我雷同的感受。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我们还曾深入地探讨过未来呢。我姐姐说她决不想重蹈父母的覆辙了。当时她正在读职高，她说等毕业就去天津的儿童村当“妈妈”，那是她的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拥有一大群孩子。这件事情她跟我说过好多次。她忧伤地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说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应付得来。尽管我这么说了，她还是为我伤了好半天的脑筋，她说看来你只能留在家里了，你是妈妈的命根子，她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听她这么说，我很懊恼。我告诉姐姐，我不想被人当作繁殖的工具，等我初中毕业，有一点文化了，就去个有大山的地方找份工作，我只需要很少的钱就能够活下来，我将在山上用亲手伐来的一年生落叶乔木搭间小房子，养条狗和我做伴。
“你没事的时候可以过来看我，将心里的不痛快说给我听。你知道，人一辈子天知道会遇到多少不痛快的事情，假如总憋在心里会很难受的。”我对姐姐说。
听我这么说，她立刻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其实，当时我并不完全是这么想的，我还想试试跟女人睡觉的感觉。晚上一个人住在山上是很寂寞的，我希望偶尔能找到愿意陪我一两个晚上的女性伙伴。只要一两个晚上，我不想跟她们深交。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姐姐，后来也没有。我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健康了，不该是我那种年纪的人所想的。
我弯起食指在墙上敲了两下。
我姐姐一过来就劝我少抽点烟。少抽点烟吧。她总是这么说。最初我还辩解几句，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权当是打招呼。她坐在我床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她正在谈恋爱。
“我猜到了，”我说，“最近你老不在家吃午饭，即使吃也吃得很少。怎么样，愉快吗？”
我姐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她的初恋。盲目的情怀弄得她眼神朦胧不堪。“你有喜欢的人吗？”她问我。“我经常喜欢别人，”我说，“有时候一天喜欢两三个呢。”我姐姐嘿嘿直乐，为了不把我妈吵醒，她尽量让笑声在胸部以下酝酿时就发出来。“你太坏了，”她捶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这样会伤别人的心的。”我笑笑，又点上一支烟。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