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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就在昨日循规蹈矩的征途
暗杀肯尼迪案发生时，我当时正在读英语研究生。他就职后的几年实际上等于打一场小型战争。每件事都已就绪，虽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我们还是为之一动。消息从达拉斯传来，我认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一瞬间，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不仅产生一种损失感，也似乎意识到一个孤独疯狂的枪手时代来临了。这远远超过认识到“制度不能保护我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丝恐惧和预感：如果他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话，结果又该怎样？
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次机会。随着抗议白热化，“言论自由运动”抨击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广大社会的缩影，外面的社会权力已经窒息了人们的自由，而大学校长也在压制学生的权力。我们的抗议使得校园瘫痪，我们因此感受到主宰沉浮的光荣。我们在风华正茂时就抓住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提前这样做，因为人一过了30岁，就靠不住了。
随着与大学当局的对抗演变成一场冲突，我们感到历史不是所读到的那样，而是人们实际上可以创造的。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人到中年才去享有成年人的权势。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我们上了电视。不管现存秩序多么乱，这个制度充满了疑惑。沃兹华斯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但当阿拉梅达区警察在黎明时分开始聚集在校园四周，做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时候，我脑子想起了诗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行诗：生是一种福气，年轻就是天堂。
“言论自由运动”开始时，我正在以简·奥斯汀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之时，也就是我作研究生的时代结束之日。我不能再把生活视为循规蹈矩的征途，如果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已可想而知，那该多么乏味。现在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上正在搞“种族平等国会”大游行，反对餐馆就业中的种族歧视。1965年伯克利确定了本校的“越战日”，这是全美第一个教师反战罢课活动。从前，西贡对加德满都或斯里兰卡来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听了艾萨克·多切等人的演讲后，我把越南加进了自己的政治地理课中。正如演讲者所说，越南是一块被美国士兵占领的地方，正像我们的校园被阿拉梅达区警察占领一样。
那个夏天，我去了伯明翰，在麦尔斯学院谋到一个教书职位。这所黑人学校的校长埃·皮茨让我想起拉尔夫·埃里逊的《隐身人》里的那个校长。前一年的夏天，麦尔斯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警察局长“康纳牛”放出他的警犬，皮茨用一条封锁绳圈住学校，以此保持学校的自治。我来校报到时，皮茨校长已雇佣一些中年黑人沿学校四周巡逻，防止三K党驱车扫射。其中我认识的一个人叫雷蒙，他曾经将他的午餐分给我一份。
这个经历只是其中浓缩的一幕，我记得更多的是一系列蒙太奇影像。一年前，四名黑人女孩在一个教堂集会中被炸死；在浸礼会教堂里主持纪念活动的一位黑人基督徒戴着一副污迹斑斑的眼镜，让我永生难忘。年轻的白人拿着垒球棒追赶登记投票的黑人。伯明翰发生一起爆炸，一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黑人矗立在他家那烧焦了的房前，活像一个胶片底版。
那年夏天，我所见到的黑人都视马丁·路德·金为心目中的偶像，只有一个名叫约翰·杰弗逊、皮肤有点发褐的黑人义工例外。这位投票登记项目的主任讥讽金博士是“鸡稣”（耶稣）和“鸡督”（基督）。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谁有《圣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手中有枪。”他对非暴力哲学不屑一顾，他说，非暴力这种思想长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杰弗逊对白人的民权活动持模糊态度，这是我在南方见到的第一位这样的黑人。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马丁·路德·金和鲍伯·肯尼迪被暗杀、芝加哥暴乱等，这一年集中体现了整个60年代大动荡的全部故事。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感觉到但并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左派决定铤而走险。他们的标语用的是道义煽动，比如“将军队撤回来”被改成“将战争打回来”。憎恨美国的时尚早已取代了让美国更美好的愿望。美国运动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一败涂地，让我们兴奋不已。那年我收到惟一一张圣诞卡，封面上画着一名越南农妇手握来复枪，下面写着“地球上的和平”，里面写着“用各种必要的手段”几个字。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们终将被我们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淹没。
仿佛就在昨日青春火焰
越南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它是我们的战争，这是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的经历。记得1968年有一天，听到和谈的谣传，我们不寒而栗：战争结束了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还能干什么？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战争不可能结束，那是我们的生命，是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焰。
新左派跑到芝加哥找点乐子，抛弃自由派，选举了尼克松。我们相信，事态的发展将“激化矛盾”，使国家更快速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光有改革不行。必须有一场革命。我们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必须搞一场革命。以前我们自称为“激进派”，而现在我们要当“革命派”。我们等待着天际出现划破时代的曙光。1969年伯克利人民公园暴乱，是一帮破罐子破摔的乌托邦派和死硬的政客相互呼应的结果。伯克利顿成瓦砾：破碎的玻璃窗向冰雹一般随处散落，阿拉梅达市警察局的警察在我们的人海包围圈中孤立无援，个个如惊弓之鸟。市警察局再次派“蓝皮军”支援。暴乱中，我冲着催泪弹扔了一块石头，砸到了他们的一个人。他的同伴拿枪顶着我。我掏出记者证，对他们吼道，“我是记者！”
我突然想起法朗茨·法能关于“革命暴力”的理论。我们现在是“美贡”（参照“西贡”），当时说什么都不算滑稽，“占领”伯克利，把它变成“解放区”的示范，以便在全国建立类似的战略根据地。大街上处于混乱状态，汤姆·海登躲到某个角落，正在起草他所谓的“伯克利解放计划”。他还谈到有必要击退警察，可以通过采取游击战行动打败这些“占领军”。他说，白人激进派和反文化分子做不了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惟一能打响“武装抵抗”是潘特斯，海登称该组织是“我们的”“民族解放阵线”。克利弗、休伊·牛顿、鲍比·希尔等人要么在蹲大监，要么在组织人民公园暴动。我听说他去找过潘特斯的临时领导人戴维·希拉德，讨论能否打下一架阿拉梅达警察署的直升飞机。据说，希拉德厌恶地看了海登一眼，“汤姆，就按你说的办。找一个黑家伙扣动扳机。”
我们这些50年代形成政治敏锐感的人感到来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迎头赶上的危险。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时代：那些对革命暴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自己要受到怀疑。新口号是“越暴越好”。新左派第二拨的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多恩，她是激进派的顶梁柱，从伯克利来，身穿超短裙。她说，“该是停止空谈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去做！”她即将启程去古巴，其身份是“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中一个叫“气象员”的成员，该组织在哈瓦那会见过古巴人和越南人，回国后，致力于在本国的核心地带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虽然我们几年前就开始反对教条运动，我们现在也开始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都对人讲正在读《资本论》，人人都在把1970年比做1917年。在这方面，伯克利的主要吸引人之处是“红色之家”，这个集体的主要人物是汤姆·海登和希尔。在性别政治控制下，“红色之家”每天练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据说，他们曾就单独冲澡并随手将浴室门锁上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这个问题展开尖锐的辩论。
一天，戴维·霍洛维茨和我以及海登一起坐在“红色之家”为其“干部”租的一套房子的门厅里。海登说：“美国不久就要打一场内战。”他说这话时丝毫没有遗憾之感。根据他的建议，我买了一杆枪，这样一旦革命到来时，我就能立即武装起来。我把上了子弹的枪膛藏在一个地方，将枪身藏在另一个地方，以防孩子发现它们。时间一长，我总是记不起来枪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得花上两三个月才能把枪全部装齐。一旦联邦调查局的风暴军队闯入我家，将我带到某个集中营里，那时就来不及自卫了。我一直认为他们还有集中营。
“新左派”开始走下坡路时，它仍不失时尚。早在1970年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是简·方达的经纪人。他说，方达已经与她的前任丈夫离婚，刚刚在印度结束一期修炼培训。在那里，她读到一篇我在《堡垒》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印第安人占领阿卡兹的。她因此决定回国“参与”。他问能介绍她加入新左派吗？我说“当然可以”。
几天后，方达亲自打电话，说她想去阿卡兹。她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来到旧金山，依然是清新可人，充满自信。我们等船去那个小岛时，她说，她在法国流亡的时间太久了，想回到美国，因为这里还在出点“事”。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可能等得太久了，60年代都结束了。” 一丝恐怖掠过她的脸，她说：“噢，但愿还没有。”
我们上岸时，她走在印第安人中间，流露出自我谦逊的妩媚。她脑筋很好使，很快就明白了岛上的力量格局。她看到不同派别之间为了争夺对阿卡兹的控制权而进行武斗，看出其中一个叫西尤斯的部落更为激进。
后来，我又为她组织参观一块保留地，她给我留了个字条，希望她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作用。结尾时，她写了这样一句：“权力属于人民！”她写的感叹号下面不是一个点，而是画一个小圆圈（我妻子后来看这条子时说：“怪就怪在她当时没有把圈画成一个小笑脸。”）。后来，我只知道方达卷入了“转业兵咖啡屋运动”，还上了一次电视，对东南亚问题发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她说，我们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们的帝国主义需要攫取那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矿藏。
仿佛就在昨日现实生活
我欣慰地看到方达随后几年里在这场运动中进步很快，以她去河内进行宣传为高峰。我总也忘不了两件事，一是她那感叹号下面的小圆圈，二是她在电视上的经典批判主义。
到70年代初，一丝慌恐袭入这场运动。我们屏息等待的革命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梦幻的怪胎从未降生。因热衷于离经叛道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现在纷纷转向环境保护主义、消费主义和宿命论以及地方政治。我的许多老友申请进入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些地方正是当年他们决心要烧毁的地方，如今他们要获得高学位，并在学术的掩饰下传播为人不耻的思想。德国新左派分子卢迪·达什柯所谓的“通过现存国家机器的长征”开始了。
70年代中期，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党员的忍受能力有所发展。近十年时间，他们在我们的会议和机构门前晃来晃去，试图找到任何可以渗透其间的组织为突破口。我们痛恨他们，却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顽固地支持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那么“中庸”温和，总是试图投票给民主党人，而我们是在等待总爆发。现在共产党不是在重建，就是正在经受重新评估，也许可能为左派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共产党有“忍”耐力，其成员经受长期斗争的磨炼。
60年代离现在已很遥远，恍若隔世。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前进，完成转变。我知道，这个时代还将伴随我们，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和政治活动中。这是一个奇怪的阶段，严肃但愚蠢，虚浮也具毁灭性。那些日子里，我们向自己世界的水面上扔石头，激起的涟漪还不断向当今的海岸荡漾过来。
一想起过去的好时光，我有时还能记起一个“段子”。当时一位名叫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一度以头脑发热的“毛派”分子享誉旧金山湾区。1969年革命风暴似乎终于要到来。布鲁斯的一位同事，斯坦福的年轻教授暑假躲到太平洋海边尽享片刻的日光浴，秋季开学时，富兰克林一见到他便问：“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做了点什么？”当时这个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你为革命做了点什么？”谦逊的年轻教授答道：“布鲁斯，我不得不向你坦白，我游了不少泳。”富兰克林看了他一下，觉得游泳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想到一条更好的方案，他说：“好啊，那还不错。但要到大洋那边，恐怕我们得雇几个潜水员才行。”当时许多古板的革命家都用这种口气说话。
谢天谢地，革命从未达到需要湿衣潜水的地步。但有60年代左派背景的人确实是政治水面下的黑影。由于多年的新左派分子经历，我再也没有加入另一个运动，或皈依另一种正统。但我感到，仍可发挥另一种小作用，那就是注意一下潜水很深的蛙人，当发现其中一位快要浮出水面时，指出他是谁，他正在干什么，后果可能是什么。15年热衷于激进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据我所知，那是我能发挥余热的惟一途径。第十章致政治朋友的信
亲爱的M：
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后回到加州时，我一直在想上周末去纽约时的情景。我想到了周五给你打的那个电话，想到了我怎样才能请你来我母亲家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你说你要来的。但我们的谈话后来变成一种政治辩论，我们的声音有些激愤，我们开始感到位卑身微。这次通话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我说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谈话，于是挂断了电话。
我还想到了那天你没有再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如约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我想到坐飞机回家，我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我想到我们的友谊如何始于半个世纪前我们一起上“太阳边小区进步幼儿园”。童年岁月在记忆中如此经久不衰，没有它，我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印象。在左派圈子里，因政治分歧而消除生活中的亲密感是极为平常的事。在回家的班机上，我想我可能再也听不到你的音信了。
可是，我回家一周后，就收到你的来信。你为我们的电话谈话不欢而散向我道歉。你说，极权主义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你的话让我想起了1956年“赫鲁晓夫式离婚”，我们父母那一代人20年的婚姻可能因为对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毁于一旦。政治思想似乎在决定着现实生活。
但当时，虽然政治思想决定现实生活，你的信却对我们朋友之间发生的争执只字未提，当然还是触动了痛处，再次激起我们之间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