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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坦诚的理性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沈阳师范大学韩春燕副教授从创作主体、文本情况、读者接受等环节也对新世纪文学是否到来存疑，她认为从文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暂时还看不到文学新世纪的曙光。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2期、第3期连续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共计18篇。专栏的主题语为“新世纪，新表现”。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这样说到：21世纪这5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发表的文章中，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具有较强的当代历史感。该文从20多年的中国发展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若干情况。他在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开始从原有的“现代性”历史框架中转变，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
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提出了新世纪的新体验和新的写作主体建构问题，并论述了诸如文学书写与传媒、性别、外国文学影响等方面在新世纪的文学变化。雷达、任东华在《新世纪文学初论——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中认为，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难免会遇到像“当代文学”概念提出时所遭遇的困窘和尴尬。在对新世纪文学的诸种新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文学在新世纪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通过替身，越来越大。
在《文艺争鸣》“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还有一些文章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探讨。孟繁华的《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是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苦难”主题的专题文章，并论述了苦难叙事的功能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变化。在分析了《受活》、《妇女闲聊录》、《英格力士》等小说后，作者指出“苦难”仍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韩袁红的文章《走出自己的房间》以林白的《万物花开》为例阐明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痕迹。而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与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则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给予《狼图腾》这一长篇小说以迥然不同的评价。李建军认为《狼图腾》实属平庸之作，只因成功的商业炒作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呼唤评论界不要因其商业上的成功而蒙蔽批评的双眼。王学谦则认为《狼图腾》以其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文体方面的独特性与当今日益都市化、日常化的文学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筑了自身的审美价值。针对不同文体在新世纪的新表现、新变化，王兆胜与徐敬亚做出了各自的反应与评价。王兆胜在《官员散文：希望与遗憾——谈新世纪散文创作的一种群体现象》中认为，对官员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十分必要。他指出：官员散文的兴起，在新世纪的散文潮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形态。而徐敬亚在回顾了近年的诗歌走向后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又重新找到了某些感觉，诗歌活动频繁，但社会功利的介入，种种需求在向诗歌招手，也使新世纪诗歌面临自我选择。贺绍俊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对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他指出我们对新的批评制度的构建问题一直疏于讨论，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制度已不再适用。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1）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受到文学自身的长足演进和文化市场的迅速扩张的双重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一直呈现出长盛不衰的热烈势头。从90年代初期的每年200多部，到世纪末已达到每年800部左右。至新世纪之后，每年长篇小说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大致上稳定在800～1000部之间，而一些出自名家的新作和比较好的作品，在文坛内外更是不断引起较大的反响。因此，对于长篇小说的研究与评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前文学批评之中的一个焦点。
2005年有关长篇小说的评论，大量的文章还是有关新出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文学名家的新作的品评与推介，视角相对宏观的焦点性话题，则主要着眼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新变”的成因与走势的阐释与解读。
在长篇小说的名家新作的评价上，2005年较有影响的是有关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的评论与争议。贾平凹的《秦腔》，他是动用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生活储备——有关家乡的体验、观感与思考，以及原本不想示于人的自我写作。该作历经4次增删，终于与读者见面，因而甫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在于上海召开的《秦腔》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罗岗、郜元宝、栾梅健等称其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在创作上所达到的又一高峰。与会的评论家认为，《秦腔》在两个方面应该被充分肯定：一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因为《秦腔》并非一部没法快速阅览的小说，它像一曲流水似的慢板，一壶需要慢慢品味的茶。因而有评论家担心，在今天心浮气躁的都市读者中有多少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同样给了《秦腔》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许多评论家在发言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秦腔》的阅读艰难。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尤其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的叙事元素，如连续性的情节。但大家也表示，这种文体创作的背后，有极其重大的重要性，如它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瓦解掉了乡土中国想像性的东西，等等。但对于《秦腔》，也有严厉的批评，如李建军在题为《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的文章里认为，《秦腔》“还是像他的前几部作品一样，是一部充满病象和问题的失败之作？答案简单而明确：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并认为从有关上海研讨会的这一则新闻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炒作的基本模式：天花乱坠，妄下雌黄；好话说尽，空洞无物”。
余华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余华自己认为“假如有读者拿《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这三部长篇来比较的话，《兄弟》的上部应该一点都不弱。如果再看了下部，会觉得它比前几部更加丰厚。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书刚面世，便好评连连，如作家陈村在发表于《文汇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余华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小说家，从不令人失望。”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它（《兄弟》）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浇铸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认为，余华的《兄弟》绝不仅仅对文学界有意义；其作品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性。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叙述，余华写的不是个人体验，也不是政治化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的苦难来写，更有力量，更有深度。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持一种批评性的看法，他在《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里指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呼喊与细雨》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张永禄在《有这样吊人胃口的吗？》的文章里，从一部长篇作品不该先出半部的角度提出质疑，指出：“一部小说还没有全部定稿，便急急忙忙拿出‘上半身’书市销售”，“印象中一向高蹈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吊人胃口呢？”因而他认为，余华带给人们的并不是“惊喜”，而是“惊讶”。
关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现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中青年评论家们进行了“会诊”，纷纷从不同角度找寻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所在。黄伟林认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在于对人的理解的狭窄、陈旧单一，仅仅从单一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维度来理解人。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发展到今天，人的复杂性已经显而易见。将人放三维复合的时空中加以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自我超越的一条途径。刘川鄂认为，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有的长篇小说如果是单部作品，总是前半部好于后半部；如果是三部曲，总是后两部不如第一部，只是情节的推演和主题的重复，甚至有不少半截子作品。而这些不足，表面上看是结构的缺失，深层地看是作家理性思维的贫乏。不是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可以写长篇了，还要有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和对生活积累进行必要提炼的能力。一个有抱负的长篇小说作家，应该遍读中外文学文化经典，仔细揣摩那些伟大作品的成功之处，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人生，审时度人精心构造。宋丹则提出作家要立志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为它燃烧激情，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直至献出全部生命。他说，作家之所以写作得匆忙和浮躁，正是因为没有“伟大的中国小说”创作目标之追求。要弥补这种“缺失”，就需要静下心来，沉潜于生活深处，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付出毕生心血追求这个伟大目标。杨青、周玉宁、奥奇等也认为，知名的长篇小说家在当前会得到更多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作品会更容易出版，名利的诱惑会越来越大。对此，作家要坚持操守，变得更清醒、更有定力和耐力，要学会让写作慢下来，学会拒绝。而真正伟大的中国小说或许就在他们的“慢”、他们的“拒绝”和他们的“沉思”中诞生。胡颖峰说当下作家的写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一双市场的眼睛在盯着他。作家如果无视市场或拒绝商业化写作，那就意味着最终会被市场无地淘汰；但如果一味迎合市场，就会失去自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能出现伟大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4月28日《文艺报》。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2）
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包括10位茅盾文学奖评委在内的60多位作家、评论家，就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之喜忧、之长短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与认真的研讨。话题主要集中于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种种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据中国作协统计，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出版面世。作品的类型空前多样：城市题材异军突起、乡土文学继续深化、女性写作更加成熟、军旅文学令人惊喜、“70后”及“80后”少年作家成为市场新宠。雷达认为，作者队伍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介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是造成长篇数量激增的三个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了，会带来大量的商业利益；互联网的普及也促使长篇猛增。雷达说，他曾参加过一个互联网小说的评奖活动，5个月之内贴在网上的长篇达3800部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他提出：“少年写手和网络力量，也应该引起茅盾文学奖的关注。”
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热点。评论家李星说：“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认为，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他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他认为，市场及商业因素的渗透令人忧虑。但杨扬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他说：“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影像和读图的时代，“第一流的影视作品也同样可以达到我们文学的高度。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从中吸取得够不够充分。”白烨认同杨扬的看法，他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而市场化对此是有贡献的。对于他们的观点，朱向前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市场因素的诱惑，面对影视的妥协、投降，在我看来，弊大于利。”《南方文坛》的编辑张燕玲也认为，当代作家应认真思考市场化的双重性，“在市场这只大手的操控下，如何坚守价值底线和精神向度，仍然是个大问题。”“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问题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现在理论界还在争论这个问题，真是可悲。”秦晋认为，文学理论的缺失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他说：“当前中国评论界没有能说明、能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评论家们不要指责作家，不要指责读者，而要指责一下自己。”一些与会者也指出，有些评论家被“红包”收买，参与了市场的炒作。当前，人情阅读、研讨会阅读、简明阅读太多了，影响了评论的公正性。“炒作风”也是许多与会者批评的热点问题。文学水准的高低本应是由作品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却要看谁炒得厉害，谁的作品就卖得好。何开四认为，当前评论界人士似乎更重视抽象性的、概括性的、演绎性的理论，而对具体的、感性的作品分析关注不够。他以这次茅盾文学奖为例说，在获奖名单出来后，尽管网上、媒体上有很多非议，但理论界却几乎没有谁对获奖的5部作品做出细致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分析与评论，结果媒体代替了评论界，三言两语式的评论取代了认真细致的解读。他说：“现在的评论往往讲究体系、宏观，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鉴赏却很少，说不到点上，也搔不到痒处。”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1）
青春写作指以“80后”作者为主的文学写作，而“80后”，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他们最初的现身文坛，约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