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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的？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文章分别从“既分又合”、“现代性”、“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游离与回归”、“西化”与“本土化”几个方面论述了现当代文学的诸多内在连结与精神渊源。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观察，论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性看法：纵观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审美传统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被续接的过程，也即一个游离与回归不断交织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贯通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作家由“现代”跨进了“当代”，为延续自己的创作做出了近乎悲剧性的努力，这就奠定了现、当代贯通的生命基础，其中有丰富的教训值得总结。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2）
在2005年的学科反思声浪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和极端的声音，这主要表现于近期在《新京报》等媒体开展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争议。2005年6月10日，《新京报》“文化谭”栏内刊登了林扶叠的文章《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文章。文章认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其理由是：首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存在与否？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更离不开经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尚且贡献出了寥若晨星的经典作品，那么，20世纪下半期的当代文学，则是死水一潭。没有经典作品做支撑，无论研究者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空口白话。而在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甚至可以说没有，材料来源和考校的基本训练缺乏，使其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学术学科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其次，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好与不好，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却既不具备对作品的审美直觉，也不具备细读能力。等而下之，只能做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同时又不具备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也不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养分，形成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运作机制和中国审美特点的整套理论框架，只能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诸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最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尤其是当代文学这一块，面临着诚信危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已经转变成一统天下的“表扬”，文学研究和批评主动丧失了独立性，部分专家和学者变成书商和作者的枪手，其研究成果与批评结论，受到市场欢迎，却被读者鄙弃。张洁宇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真被“倒掉”了吗？》一文中认为，作者依仗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而全是主观武断，虚张声势，似是而非。作者如此大胆，如此霸气，着实让人讶怪，让人震惊。一门学科并不是平地突然冒出，说有即有，说无就无。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考验，经过许多学人的辛勤劳动，不断发现，不断精筛，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随便宣称一门学科的“倒掉”，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自然，大凡一门学科，特别是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会故步自封，不会凝固僵化；它还要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这与推倒重建不是一回事。张文还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缺“根基”、所谓“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审美”、“诚信危机”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倒掉”的理由等方面，对林文的基本观点给予回应和提出反批评。也许是像张文最后指出的那样，林文并非是“从学科建设出发”，而是“从市场效应出发”，因而并未有更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站出来予以回击。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
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以来，文学的论争和文坛的事件，较之过去，数量依然有增无减，但分量与影响似乎都在不断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念的个性化日益凸显，并愿以争鸣和论辩的方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又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氛围进一步走向宽容与宽松，种种争论都多限于一定的范围，表现得越来越“圈子化”。这便造成了有关文学话题的种种论争，既相当纷繁、比较显见，又都分量不重、影响不大的基本情形。
还有一个倾向是，随着网络等新的媒体形式的日见兴盛和广为普及，以及它们对文学活动的不断介入和“新”“老”媒介的互动，一些文学论争借助于网络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而且与网络相关的文坛话题也进入了论争与事件的范畴，这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文学走向“边缘化”甚至进而式微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文学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使其的生存与继续“衍化”与影响更加“泛化”。
发生在2005年间的以下四个“热点”与“焦点”话题，便带有这样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新变的诸种特点。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精神沙化”问题争论（1）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是年初发生于文坛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如何看待当下文化现状以及知识文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同看法与取向的交锋与碰撞。有人在意义的层面上，把它与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相提并论，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化的观点面对当下现实的有感而发与不同看法的不期而遇。
事情的起因，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1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指出：“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随后，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该刊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参加座谈的其他上海批评家也大都对张炜的文章表示肯定，并把它与1993年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毛尖表示了她的质疑，她不赞同张炜对商业文化的批评，举证香港商业文化有很迷离很迷人的地方，也有自我批判的地方。她也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她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首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的相关座谈，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换言之，你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能提出证据A、B、C、D，那我的断言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可是你回避了。”“每一种描述或预测的陈述都是一种假设，它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确证或使它无效的。作为一种假设，它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概然性，但绝不是确定无疑的。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他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中，他就此指出：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因为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上也发了文章，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由此他认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3000多万元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精神沙化”问题争论（2）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广东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他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作家刘继明则表明了支持张炜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张炜的文章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吴亮文章和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大有将张炜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逼人气势，毫无冷静的理性辨析氛围。尽管吴亮的文章引用的尽是些哲学大家的名句，但仅从那种故弄玄虚的做派，照例像他以往那样文辞华丽，富于蛊惑力，虽然他声称从“方法和逻辑”入手，通篇却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成见，热衷于吹毛求疵、断章取义，且的确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恶语伤人，实在有失厚道。在这场争论中起了穿针引线作用的作家陈村，在接受访谈中说道：张炜既然有话要说，写出来很好。我相信许多人是同意张炜的，这使得吴亮的批评更有意义。陈思和把它发出来也很好。张炜很真诚，不光有文才，还有济世之心，为我所不及。至于他具体的论述，因我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又张炜的私友的身份奉劝张炜：小说家可能还是多写小说更好。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名家遭遇“谑评”几例（1）
“谑评”有别于“酷评”，是指那种以戏谑的态度、诙谐的文笔，对某些对象所进行的批评，有点类乎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不同于“正说”的“戏说”。这种批评在意蕴上虽依然不失其严厉，但由于外在表述上的寓刚于柔、谑浪笑敖，批评中有意藏匿了怒气与火气，而更多地表现出夹杂在顽皮与俏皮中的机智与机敏。它旨在于嘲讽与挖苦之中揭示所批对象的问题所在，因而读来有趣而痛快，常常给人以特殊的阅读感受。
2005年间，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