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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曾经表示，王小波之后，她不可能再爱别人了。有一个女人爱自己到这种地步，王小波可以幸福和骄傲了。但是，如果李银河为王小波“守节”的代价就是这个的话，作为局外人，我倒真希望她赶快结束自己的状况了。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小波的希望。
李银河对于王小波的纪念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呢？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李银河是不在身边的，而且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好久了。短相思与长相思、短别离与长别离加在一起，给李银河造成了巨大的悲痛、遗憾和心理亏空。情感骤然失衡，并产生了一个不能超脱的情意结，这个情意结一旦转移到纪念王小波这一事业上，便发生了升华，变成了无尽的动力。这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并一发而不可收。李银河被自己神化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
就算出于真诚的爱意，如此“纪念”也已经有损于王小波的清名，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含混复杂的东西。对于种种的纪念，王小波的读者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全是因为对王小波的感情。如果李银河就仗着这点而当仁不让、没完没了的话，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既然读者们还是愿意出于移情的作用而尊重李银河的，李银河就更应该自重。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不事喧哗的，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以沉淀的眼光来看待王小波，这才是对待文学的真正态度。那些大肆炒作的纪念活动应当结束了，最好的纪念就是让读者静静地去读王小波的作品。
（《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3期）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王安忆：我是个小说女工
6月18日至20日，由CCK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苏州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在苏州大学红楼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文人学者汇聚一堂，交流心得。或许是因为一部凄婉动人的《长恨歌》，抑或是作家王安忆一贯的神秘气息，与会众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位自诩为“小说女工”的写实作家。
女性一直是王安忆的主要写作对象，最近她的新作《遍地枭雄》取材上有所改变，开始写男性的故事。问她为什么高产，她说自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天就是写小说。
《遍地枭雄》改写男性
据当天会议主持人介绍，最近王安忆出了一本《遍地枭雄》，讲述的就是关于旅行的故事，书中一改她以往大多写女性的风格。讲述的是当今时代背景中一个原本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进入异样的境地。主人公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几经择业，最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后来主人公遭遇劫车，从此人生发生转折，还跌入黑道。小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生活引到非常态生活进行了大胆的想像，一个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放在了一个奇特的异度空间里，告诉人们遍地枭雄的世界里并没有英雄，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
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海给自己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她曾经在安徽、浙江、江苏生活过，这些地方都成为了写作中次要的素材来源。《遍地枭雄》中的四个人物跑来跑去也没有脱离她所熟悉的那些地方。如果他们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是无法用文笔把握他们的。
据了解，王安忆最近在写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她看完了贵州人民出版社为她喜欢的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出了一套全集，现正写关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篇几万字的评论。她认为克里斯蒂是个畅销书作家，她的写作却有许多技巧值得借鉴。总的来说这是个轻松愉快的写作，她需要调节一下自己。
“我是个小说女工”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新作《遍地枭雄》是一部江湖黑道武侠小说，这和您以前的作品风格迥异，那么您作品风格的多变是否与您的成长经历以及性格有关？
王安忆：我从事写作20多年，给别人风格多变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作品的量比较大，我没有别的事做，每天主要是写小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个女工，每天就这么写。既然写那么多，那么就不可能一点不变，事实上我的作品归类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关于一些农村题材的，因为在内地呆过一段时间，其他就是写内地城镇以及上海，而目前上海的比例越来越重，这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关。《遍地枭雄》的故事本身决定了它还是由男性角色来完成更合适，因此整个故事都围绕着男性来进行，而并非意味着我的写作转变。
记者：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家的写作风格将是属于某一个年代的。可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您，您已经历了20多年的写作，给人们感觉似乎什么风格都能写，你能谈一下您的写作风格吗？
王安忆：我的写作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实的风格让我无法跳出经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同意一些评论家提出的“跳出经验进行创作”的理论，比如《受活》这本书，我个人对此书的评价不是太高，这本书的目的性太强了，太要求得到一个意外的效果，但它放弃了一个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叙述过程中的美感，而美感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越感性越好。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
＇1＇历史是看现实的窗口新京报：《圣天门口》从上个世纪初写到60年代末，100万字的篇幅里涉及了家族恩怨、革命者、爱情等等，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我感觉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有写作史诗的野心，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刘醒龙：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一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如果是史，那一定只能是中国南方大别山区中一座名叫天门口的小镇镇史。在《圣天门口》中，我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新发现的汉民族史诗《黑暗传》的部分资料，构成小说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如同小说中描绘的上个世纪，每一步前进，都映照出一个息息相关的影子。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的责任。因为有了《红楼梦》，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中，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阉割过的历史，才有了迷人的才情。
新京报：这部小说在开头提出了“谁先被历史所杀”这样一个大问题，你觉得在这部小说结束的时候，当杭九枫、雪柠想成为最后一个被历史所杀的人时，读者能知晓什么？
刘醒龙：人世间的一切问题，都不是由小说来解答的。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当人间话语中流行大话、假话、空话和废话时，小说尽一切可能地通过这种说话的艺术，建造一条可以引领阅读者思绪的道路，至于前行时，能看到什么，悟出什么，还有待于每个人的造化。
在一部好小说面前，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就我对自己小说的理解，我觉得它并不是真的要告诉阅读的人，历史上最先和最后被杀的那个人是谁，而是沉重地提起注意，在所描写的这段时光中，不管是何种人，事实上都活得连像草芥那样的尊严都没有。
新京报：据说杭九枫、傅朗西等几个人物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这部小说的内容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醒龙：我向来坚信，民间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才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体现。如果你说的历史是指这样一种历史，我就回答说：“是”。如果所指的是某种印刷成文的范本，我就要回答：“不是”。一部好小说，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民间的心灵史。做到这一点，才是有灵魂的作家。我写《圣天门口》，是要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
新京报：你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凤凰琴》等，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你是一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这次为什么选择开掘历史题材？
刘醒龙：这样的选择不应视为有某种特别的原因，在一个活着的人心里，将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来看现实，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人的一切经验都来自历史，只有历史才能给我们一双观看未来的明眸。我写历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现实。
雪家女人是清洁的
新京报：《圣天门口》这部长达100万字的小说中，写了50多个人物，我看过的第一部中印象最深的是，极为美丽的阿彩却是个长了癞痢头的女人，我觉得她的性格和经历在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中比较少见，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是的，阿彩是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在人性的挣扎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爱过很多男人，恨过很多男人，当过很多男人的身份各异的妻子，当她终于明白梦想所在时，生命却离她而去。如果你能一直读到阿彩之死那一部分，相信你会十分感动的。不只是阿彩，《圣天门口》中各种人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60年的风雨中，每个人都在一年年地丰富着自身。
新京报：你说过这部小说中，雪家几代女性是非常独特的角色，她们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是被文学作品长期回避了的人物。你认为其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刘醒龙：多年前，太太交给我一张由逝世多年的外婆亲手书写的一片小纸片：“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拐过墙角后，迎面遇上那个人。”它让我在那段时间里，时常泪流满面。
太太的外婆笃信基督，所写的那个人，是那复活的耶稣。在小说中有些人物，写着写着，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仿佛不值得信任，只有梅外婆，从来都是芸芸众生的生生不息之根。作为人，雪家女人是清洁的。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精神，恰恰是大汉民族文明史中所稀缺的，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好好反省的。
新京报：杭九枫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角色，他叛逆、多情、有冒险精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不，杭九枫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他是地方上带有浓厚流氓习气但又不是流氓的所谓痞子。在乡村中，这样的人从来就是有事来时的头领。
请你读读下卷的最后两页，有毛泽东语录，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革命初期闹暴动时，杭九枫等一类人是不可或缺的骨干。历史上所谓农民暴动，主要成分也多是这样的人。从人性上对他们进行认识，是寻找中国文明进程屡屡被这种人所中止的缘由时，必须要做的。
写作纵向的宏大历史
新京报：这部小说用了漫长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众多的人物，来逼近其历史主题，你是如何构建主题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会不会因为时间的漫长和人物的庞杂而显得不清晰？
刘醒龙：我在小说中从来不会有意去构建某些主题，如果有一定的主题出现，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主观没有太多关系，甚至根本就是行文当中的人和事所导致的。这样写小说恰好应对大篇幅的作品，就如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在行云流水间，总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在那山水之后。
新京报：巨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漫长的历史，都是阅读的障碍，什么能吸引读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我觉得完全可以写一个片断的故事，可能更好看。
刘醒龙：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是凭小说读者的修养来做判断。我碰到不少人硬将《知音》等刊物上的文章当作小说来谈论。这时候，不只是我，任何小说家都只能无言相对。当下诸多伪小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力。很多时候，选择从横断面切入历史，大部分是力所不逮。在纵向的宏大和横向的精巧的选择上，我不能不受自身性格驱使，选择我力所能及的———纵向的宏大历史，毕竟我的写作不属于江南才子型的。我所写出的20世纪这段历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相对来说，看得清楚的地方要比明史和清史多出很多。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圣天门口》这部作品？
刘醒龙：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写这本书的目的：重建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最不幸的是设计一生的梦想错了，一个民族的没落与衰亡也是其梦想出了问题。这部小说写了我所熟知的生存真实、命运真实、灵魂真实，尽管那些全发生在小山下、小溪旁、小屋里，连教堂都很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它们却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写完这部小说时我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圣天门口》的确已成为我灵魂的驿站。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铁凝：写作着是美丽的
在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铁凝是女性，她坐在边缘的位置上，沉静而不张扬，坦然而大方，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
主席台下的铁凝谈笑风生，神态活泼开朗，说话时澄明的目光与人做着善意的交流。她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穿一件黑色的中长外衣，显得清爽秀丽，精神焕发。有人称她是文坛的美女作家，果然名不虚传。但铁凝不同于有些靠外表博取文名的所谓美女作家，她的美在于内在与外在和谐一体的美的气质，一种明澈坦然的气质。
关爱人、理解人
铁凝是那种让人感觉在她身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人，因为这么多年来她就像一位魔术师，以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力、丰富的想像力、深刻的洞察力、难得的悟性和不断精进的技巧，为读者营造出一部又一部多姿多彩富于魅力的优秀作品。从早期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后来的《玫瑰门》、《棉花垛》、《孕妇和牛》、《对面》，再到近期的《永远有多远》、《大浴女》，铁凝的作品总是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像她这样对读者保持长久吸引力的作家在文坛并不多见。走进她的作品世界，就仿佛走进铁凝笔下的心灵的花园，幽深宽广，无边无际，这里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也有各色有血有肉的人，包括不被人注意的芸芸众生。她以深沉的爱心关爱这些人，展现她（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又不失冷峻地揭示他们的弱点。
铁凝的近作《永远有多远》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大浴女》第1版发行20万（册），现在被曾出过5卷本《铁凝文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也被改编为电视剧。谈到读者关心的《大浴女》中尹小帆这个人物，铁凝说：“电视剧将尹小帆这个人物不好的一面写得比较多，对她内心的痛楚揭示得不够，其实在海外生活的一些华人女性内心的苦痛，比在国内生活得最狼狈的女性还要厉害，只是她们无处诉说。”
作家应关心政治、关注读者
现在在一些作家看来，似乎越标榜自己远离政治越好，而铁凝则不讳言：“作家应关心政治。”这是在谈及她的作品与社会密切关联而有些女性作家只注重写自我时说的。铁凝说起不久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时，自己曾参加与大江对话的座谈会。她说：“大江的作品即使是写一个偏远地区的小人物，也透露出作家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是作品的根基所在。文学作品即使是表现小人物，也应展示给读者强大的现实感。作家应参与现实，关心政治。文学的终极目的不在个人的小悲欢，而是通过人物的悲欢反映现实。作家要多一些站在人类高度的大悲悯情怀，少一些个人的小情小调。”铁凝认为目前一些作家的写作技术多而情感少。
铁凝的创作没有固定的套路，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多变，又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对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她是这样看的：“一方面不要太在意读者，作家不是读者创造的，写作不能左顾右盼，三心二意，要保持单纯、明净的心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把小说写好。迎合是没有出路的，不要有投机心理，读者也在成熟，并不是投机就能赢得读者。另一方面不能完全忽视读者。没有读者，作品不产生意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要让读者接受。”铁凝和读者的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读者来信，有些很边远地区的读者也给她来信，指出她的作品哪里好哪里不好；还有就是通过签名售书，与读者直接交流。有一回签名售书时一对夫妻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