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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还有呢？”
“嗯，我对他说了你上个星期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你知道的，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克里托以及如何遵守法律的故事。卡内尔先生当时就呆住了。他先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从哪知道的这个故事。我就对他说，不久之前我刚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然后他就用更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还小声嘀咕着：“她错了吗？她没错啊。她错了吗？她没错啊。”
舅舅夫里德已经把所有的钉子都钉好了。他站在梯子上想到那个老师的表情就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费迪告诉他的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好吧，那么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舅舅问。
“我后来想了一想。又觉得那个死者的姐姐并没有做错什么，反倒是苏格拉底错了。人不是必须一直按照法律规定的去做，尤其是像那个国王制定的那种法律。”
无论法律是对是错，人都必须要遵守吗？
没有什么划分的界限吗？
“按照你的意思呢？”舅舅问，“安提戈涅做得对，是吗？”
“我觉得是。”费迪说。
“我也这么认为。”舅舅说，“现在你能帮我把灯拽上来吗？”
“怎么？”费迪举起灯问，“那你一开始又跟我讲苏格拉底的故事，告诉我人一定要遵守法律，否则整个国家就乱了，因为整个国家是靠法律维持的。”费迪觉得自己已经糊涂了。
“是的，这么说也对。”舅舅说，“再举高一点。对，好了，这灯算是安上了，谢谢。现在我们先不谈人是不是被允许逾越法则、规定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涉及的是，人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良知，以及人是不是可以蔑视他人的尊严，无论那个人是生是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些道德的标准真是太棒了！一会儿要人这样做，一会儿又要人那样做。随时都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到底让人怎么遵守？”
“对不起，我只是想到这关系到你自己的生活。”舅舅说，“可我真没想到，你是在考虑所有人的行为方式。你做得非常好。哦，感谢老天，我终于从梯子上下来了。站在三米高的地方和别人聊天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你做得非常对，对所有事情都思考两遍，反问自己一次。我要跟你学，以后也要注意这么做。”
“那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什么？”
“人不应该遵守所有的法律和命令。”
“你说得对，这有一个界限。”舅舅坐到一张椅子上说。
“太好了！那界限在哪呢？”费迪同样也找了张椅子坐下说。
“具体明确地说它在哪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你们在学校里一定讲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也就是纳粹时代吧。对那个黑暗的时代，我就不用再对你细讲了。”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2）
“当然，我们相当详细地讲过。”
“那么，”舅舅继续说，“你可能也听说关于‘白玫瑰’的一些事情吧。”
“没有。”
“‘白玫瑰’是一个组织，由慕尼黑大学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个教授组成。他们对所发生的可怕事件感到吃惊，并决定有所反抗。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唤醒其他人一起进行反抗，因此他们写了标语并开始分发。他们在大学二楼的天井向下散发传单。绍尔姐妹被当场抓住了，接着整个组织的人都被抓住了。他们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今天，我走过二楼的天井，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难过。虽然他们的做法是反抗当时的法律，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当时的法律是错的，不公正的。所有人在道义上都有权利去反抗它。”
“当时的法律是什么？”
“嗯，比如这些：只是认为信仰犹太教就被蔑视、被送到集中营；压制言论自由；允许跟踪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纳粹的世界观就被残忍地杀害。其中的一部分根本不是法律，只是元首的规定。只有少数人在反对这个不公正的系统。绍尔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和库尔特？胡博教授就是例子。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择了死亡。他们的意见就是，还有比法律更重要的规则。”
“法律的效用，”舅舅接着说，“在那个灰色的时代变得很糟糕。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对苏格拉底的故事提出批评。苏格拉底不顾一切地维护法律的稳定。他认为，人应该抛开个人的权利遵守法律，因为国家在法律的维护下可以提供安全和稳定。现在人们经历了国家即使在法律的限定下仍然会出现不公正。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个界限，什么时候人们遵循法律，什么时候不应该遵循。”
“这非常有意思。”
“法律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他受到争议的建议书中提出过一条标准。”
“是什么样的标准？”费迪问。
“建议书中说，只要一条法律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愚蠢，都是有效的。这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纳粹时期的法律一样。”
“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也是有效的？”费迪说，“无法忍受同样是个问题，什么叫无法忍受？我认为我们的语文老师卡内尔先生是无法忍受的。可他还是总盯着我，还有权利处罚我。”
有没有一直有效的法律？
人们要一直遵守它，不能破坏它？
费迪想了一会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一直有效的吗？一定应该有什么是一直有效的，人们可以拿来检验别的法律。”
“是的，有这样的法律。”舅舅说。
“当有不固定的出现的时候，我怎么认识那些确定的呢？”费迪问。
“在课本上经常有另一部戏，杜仑马特的《老妇人的拜访》，你读过吗？”
“哦，天哪。又来了。怎么跟卡内尔一个毛病？”
“谢谢。你真是太友好了。拿我和中世纪的语文老师做比较。”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卡内尔没教过我们这个《老妇人的拜访》。可能是因为这个戏还不够老。另外这个拜访可能会比姑奶奶克拉辛的拜访好得多。”
“上帝，你别提了，姑奶奶克拉辛真是要命。我小的时候，她就这样。”舅舅说，“在杜仑马特的戏剧里的老妇人更要糟糕。看看我是不是还能全记起剧情来。那个老妇人叫克莱赫。”
“故事是怎么样的？”
“故事开始是老妇人克莱赫回到她的家乡。她很多年前因为有了私生子而不得不离开。”
“有了孩子也不一定非要离开啊。”费迪说。
“那个时候是的，未婚先孕在当时是一种罪行。后来她在美国发了大财，而她的家乡则被贫穷统治着。她提出，如果处死当年抛弃他的男人，她将为城市和居民提供十亿美元。”
“抛弃？”
“戏里的那个人叫伊尔。他得知克莱赫怀孕之后不想娶她。他甚至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还找来证人证明克莱赫说谎。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医学的方法判断孩子到底是谁的。”
“那么，那个城市里的人怎么做的？”费迪问。
“你认为呢？”
“不知道。”费迪说。
“人们一开始愤怒地反对，认为这个提议违背了人性。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减弱了，他们达成了一致，认为伊尔毕竟当年做了很坏的事情。最后他们集体把伊尔杀了。”
“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人杀了？我的天哪！”
“你认为这样不好？”舅舅问，“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杀人，即使这么做可以得到很多钱。”
“还记得我给你讲过功利主义吗？”舅舅说，“功利主义让人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你的意思是说，整个地区都会因此得到实惠？”费迪问。
“是的，会变得非常富有，因为提供的金额太大了。”舅舅说。
“那也不能这么干！”费迪反对说，“这个理论根本就是错的。”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反对功利主义的原因。尽管话听起来非常好听：‘最大的好处给尽可能多的人。’现在回到《老妇人的拜访》，你从中看到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你察觉到了有些东西被伤害了，而这些是不能被伤害的。可是你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每个人都察觉得到。”费迪说。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3）
“你说的非常对。”舅舅说，“如果人仔细考虑一下就会明白，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定：人不能被伤害。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人们称之为人权。美国建国的时候，这条规定第一次被写进法律里：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对追求幸福的权利都不应被损害。”
“这真的不错。人们真的在法律中写着，人应该变得幸福？”费迪问。
“至少，人们被允许追求幸福。至于是不是确实能得到，那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舅舅接着说，“这其中，人们发现还有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尊严？”费迪问。
“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很多，”舅舅说，“尊严对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人不能像对待其他东西那样对待它。要尊重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可是在老妇人那部戏里人们就是那么做的。”费迪说，“他们杀了一个人，因为他们想得到钱。尊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出卖了它。”
“对，说得对。如果他们能仔细想一想，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明白，他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不管会得到多大的好处。”
“如果这个基本法律和人权是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制定一条世界法，规定全世界都要尊重人权？”费迪问。
“是的，确切地说，有这样的法律。”舅舅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目睹了整个残酷的事实之后，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写下了所有人权的解释。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遵守规定。”
“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不照着做呢？”费迪问，“不然，所有问题都可能解决啊。”
“是的，可以说是全部的问题。”舅舅说，“我这么说可能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还是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是什么？”
“嗯，比如，一些不同的基本权利相互抵触，不能同时实施。”舅舅回答说。
“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舅舅接着说，“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困在山上，你们都很饿，可只有你身上还有一块面包。如果你吃了，那他就要饿着，如果他吃了，你就要饿着。”
“那我们就平分这块面包。”费迪插话说。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人们身处其中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好吧，可以这么做。再假设你们非常渴，可只有一瓶可乐。”
“那我们就一起喝。”
“好，这也说得过去。”舅舅说，“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想去看电影，可只剩下一张票了，其余所有的票都卖完了，你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看下一场电影。”费迪说。他觉得这么刁难舅舅太有意思了。
“别再在例子上找漏洞了，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关于原则的问题。”
“是的，当然。”
“可能刚才的例子并不好。关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例子是，有两个沉船遇难者，可只有一个逃生的可能，一个人活下来，那就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死去。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遇到的时候会分辨不出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们称其为‘两难的选择’。安提戈涅和‘白玫瑰’当时的处境就是两难的选择。他们选择了道德的解决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选择比另一个更重要。”
“而这是《老妇人的拜访》中的人们本应该认识到的。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得到钱而杀掉那个人是错误的。”
“是的，当然。”费迪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看法得到了舅舅的肯定，“幸亏现实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者，并不多见。”
“这我可不能确定。”舅舅说，“有一种可能你一定知道。”
“是什么？”
“你一定知道那个关于被绑架的孩子的事情。警察抓住了那个绑架犯，可他怎么也不说他把孩子藏在哪儿。然后有一个警察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说就要拷打他。”
“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可一切都太晚了。对吗？”
“他供出了藏孩子的地方。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绑架犯被判刑了，可另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可以拷打或者威胁这个绑架犯吗？”
“是的，对这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罪犯来说，是的。”费迪说，“如果这么做可以对救出孩子有帮助的话。人们可以用一切方法。”
“目的高于方式吗？”舅舅说，“虽然这更符合我个人的意愿，但我还是觉得警察的做法不对。”
“可是如果他知道他这么做可以救受害者，那他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绑架犯坐在那里，而与此同时那个孩子正慢慢死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有些束手无策了。”舅舅插话进来说，“怎么做都有很好的理由。如果让我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我认为，对某人动刑拷问是伤害了尊严。而人的尊严对我们来说是最崇高的，因此没有理由对某人进行拷问。”
“就是对那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家伙？”
“即使是他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是人。这恰恰是人的尊严特别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尊严，没有人可以伤害别人的尊严，对罪犯也不行。为了这条基本的法律，人们长时间地斗争过。这是我们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但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掉它，即使涉及到人的生命。”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4）
“在学校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家也是。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个警察做的是对的。”费迪说，“我也这么认为。我对人的尊严还不能很好地理解。”
“我知道你的立场。”舅舅说，“对我来说，指责那个警察为救孩子想出的办法不对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认为人的尊严是不能被侵犯的。这可能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舅舅看起来有些无奈，“最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在所有简单的选择面前仔细考虑，对待别人的时候同样要考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必须自己好好想想。”
“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费迪想了想说。
“有什么奇怪的？”舅舅问。
“我经常想象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应该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可是很多人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英俊、高大，但他们确实是英雄。他们做了很伟大的事情，甚至为了这些事情而死。也许，做英雄不是要求有很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求有很高尚的人格。”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1）
他们都这样
——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
“我放了学直接去训练，你不用准备好吃的等我回来。晚上见。”
“你准时回家吃晚饭吗？”
“对，对，再见。”
家门关上了。现在是七点四十五分，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费迪跑下楼梯，冲出楼门。他飞快地跑向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昨天晚上，费迪和朋友迈克一起出去看新出的电脑游戏，回来以后他们俩就把自行车停在了房子前面。迈克走了以后，费迪的车还放在那里。他边跑边把钥匙掏出来。如果不想挨批评，他就要抓紧每一分钟时间。可是，车在哪呢？费迪呆住了。我把车放在这了吗？没错啊。就是放在楼门的左边了。右边是住在三楼的穆勒的停车架。他的车还停在那儿呢。这是一辆很大的车，安了两个儿童座。可是自己的车呢？记错了吗？绝对没有。昨天晚上就放这了。只有一种可能，车没了，车被偷了。费迪不知道有多生气，多沮丧。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