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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吗？绝对没有。昨天晚上就放这了。只有一种可能，车没了，车被偷了。费迪不知道有多生气，多沮丧。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那车可是新车。非常好的越野山地车。价格贵得吓人。这时候已经快八点了。费迪只能重新回到楼上去。
“怎么了？”妈妈看到他以后问，“今天上午没有课吗？”
“当然不是。我的车没了。”
“什么叫没了？”
“还不明白吗？就是不见了，被人偷了。”
“被偷了？你没锁车吗？”妈妈问。
“我当然锁了。”
“锁在我们的自行车架上了？”
“没有，就停在楼前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把车停在楼前面，你就是不听。”
“哈，说得对。”这就是典型的妈妈，车丢了，她却只能说这个。费迪接着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先骑爸爸的车去上学，我们中午回来见面的时候再商量。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警察。”费迪说，“这样就能找回车了。”
“我们中午再商量。现在赶紧去上学。”妈妈说。费迪骑车去了学校。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不顺，他被语文老师卡内尔先生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因为他去得太晚了。整个上午剩下的事情，他的脑子当然只剩下一件事：他的自行车。他为买这辆车攒了很长时间的钱，还有一部分是爸妈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给的钱，当然舅舅给了很大的补助，不然他怎么也买不起这辆车。中午他和妈妈一起去了警察局报案。警察说，像这么好的车，丢了就很难再找回来。费迪听了非常失望。
“没有那么糟糕。”爸爸听了费迪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后对他说，“那辆自行车已经上了财产保险，我们会得到补偿的。你妈妈会给保险经纪人打电话的。”费迪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可是好景不长，从与保险公司的对话中，妈妈得知自行车丢失只在以下前提下才会获得补偿：1。不是夜晚放在大街上；2。锁在自家的自行车架上，或是锁在自家的院子里。费迪又被打击了。
“真不知羞耻！”爸爸晚上回到家听了妈妈的解释以后骂道，“真是典型的保险公司的做法。人们每年都要交保险费，可一旦出了什么事情，只要有一点小的差错，他们就不负责赔偿。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东西被放在没有人能偷到的地方，他们才会支付被盗损失。真要那样，他们根本就不用付钱！他们每年都提高保险费，用这些钱能造一座宫殿了。”
妈妈打断了爸爸的话说：“我们的保险经纪人说，只要我们不写自行车是放在外边的，那么不会有问题。他说别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寄来了申请赔偿的表格，警察那里我们也报过案了。”
“这非常好。”爸爸说，“我曾经考虑过这样做，正好他这么说了。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按他说的填表格吧。”
费迪正好走进来，听到了爸妈的谈话。他当然非常想重新有一辆自行车，可这么做不是欺骗吗？而且这样的欺骗可能会让人进监狱的。人能这么做吗？另外，这个谎言是舅舅说的必要的谎言吗？
通过掩饰得到钱是欺骗吗？
“什么叫撒谎？”爸爸说，“严格地说是有那么一点掩饰。可更主要的是，你想重新有一辆自行车，不是吗？”
“当然！”费迪说。
“你看，”爸爸说，“没有保险赔偿，你不能很快就得到一辆新的自行车。更何况并没有直接欺骗什么人。”
费迪当然想尽快得到新的自行车，但是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地方不对。也许他应该和舅舅夫里德谈一谈，费迪想。毕竟舅舅在买车的时候也出了钱，而且当他感到困惑的时候，总能从舅舅那里得到好的建议。
“真是胡来。”当费迪讲了他怎么和迈克一起回家，自行车在早晨怎么不见的，以及妈妈怎么说的以后，舅舅说，“你妈妈说的当然对，你不应该把那么贵的自行车放在外面。但是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要聪明些。至于你母亲说的话，这是她典型的做法：说的没错，只是说的时机不对。”
费迪觉得舅舅说得非常对。他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应该受到责备。这件事让妈妈觉得很难过。
“那么现在呢？”舅舅想知道，“自行车至少是上了保险的。你爸爸总是很谨慎的，而且他相信保险。”
“是的，上了。”
“但是？”
接着费迪讲了整个事情，关于保险公司的回答，关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关于保险公司的规定以及爸爸的主张。舅舅一直听着，没有说一句话。
“那么？”费迪问。
“什么那么？”
“可以这么做吗？”
“你认为呢？”
“我不确定。”费迪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真的想知道？”舅舅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好吧，我认为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
“无论如何？”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2）
“无论如何！”
“可为什么呢？”费迪问，“我考虑过你给我讲过的黄金法则。你觉得这个法则非常重要：‘你不想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也不要对别人这么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法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别说我不是保险公司，就算是，我也不会制定那么愚蠢的规定。”
“原来是这样，你先想到了黄金法则，人要换成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接着你让自己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或者至少站在保险公司负责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认为你一定会定出同样的条件来。”
“这怎么可能？”费迪问，“爸爸说保险公司只是制定那些不会让他们付钱的规定。这样的一个保险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说不对。人买保险是为了对特定的灾祸进行防备。它当然是要进行赔偿的。”
“我没弄明白。”
“那好，你先想想，如果你的新自行车停在马路边，可没有保险，它会停在那里长时间吗？”
“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把它停在路边一年，它会丢吗？”
“百分之百会丢。”
“是的，现在想想：保险公司要赢利，至少是不能亏本。如果保险公司为你的自行车上了针对失窃的保险，然后车没有锁就停在大街上，百分之百的在一年之内会给偷走。那么这车的一年保险费最少要等于你这个车的价格，当然可能更多，而且每年都是这样。如果车每个月都丢，那每个月的保险费就是车的价格，依次类推。”
“这意味着什么呢？”费迪完全糊涂了。
“保险公司必须确定你的自行车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是非常安全的，还是很容易被偷走的。因为这牵涉的所交保险费用并不一样。那辆自行车太贵了，没有人愿意为那辆车白白掏钱。因此，不能夜间停在马路边上也是其中一条，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偷走，就像已经发生的一样。”舅舅解释说。
“你说的有道理，可如果所有被偷盗的可能都被排除了，那我们要保险干吗用？”
“如果条件中确实是这样写的：‘把车放在所有可能被偷盗的地方，保险公司将不负责赔偿。’那么，这样的保险就没有意义。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保险的条件是被检验过的，这些条件被证明不是不可能发生。我们再想想，你们家有四辆自行车。如果十年中有一辆车被从院子里偷走，那保险公司就要负责赔偿这辆车每年保险金的百分之十。那么保险公司就没有赢利，而你们没有损失什么。”
“嗯……，”费迪说，“如果人要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首先要知道全部的情况。我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对。可我爸爸知道你说的这些吗？”
“这个我不清楚。”舅舅说，“通常人们是知道的，可并不仔细考虑这些。或者人们认为，只做一次等于没做。”
“是的，我爸爸就是这个意思。保险公司是不会在意一辆自行车的。说得没错。”费迪说。
“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保险公司每年要付出上亿元的保险金，它应该不会在乎这一千欧元。”
“是一千四百四十九欧元。”
“哦……一千四百四十九欧元并不是很多，对他们来说。可是没有理由这么做。”
“为什么没有？”
“康德，你还记得这个人，是吧？”
“当然，那个只说这个世界上最难让人理解的话的家伙。”
“是的。”舅舅笑着说，“康德说过，关键不是要看人们得到的是什么，关键是看人想要得到什么。”
“我不这么认为，”费迪反对说，“我认为恰恰相反。”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舅舅问。
“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本意是好的，可表达的时候有问题，弄错了，结果会得到什么呢？”
“你这个小滑头。”舅舅说，“你曲解了康德的意思。事情不是简单地看最后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保险这件事情，正好符合康德最著名的理论‘绝对的要求’。”
“你曾经解说过这个，可我一点都没弄明白。究竟什么是绝对？”
“康德认为有些要求或者说命令是绝对的，因为这些要求或命令是一直有效的。不因为人达到了某些条件才会提出来。”
“那是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康德写出了很多绝对的要求的形式。但是总的来说，他认为人们遵守的原则和规定的行为不应该只是适合于个人，而是应该适合于所有人，假如不是这样，那就说明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
“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康德举了很多的例子。可我认为你的自行车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你在想，你是不是应该对保险公司报告一些错误的信息，以此来得到自行车的补偿，尽管它不是必须赔偿你。是吗？”
“是的。”
“现在你想想，是不是有这样一条规则隐藏在其中：如果我的保险公司不对没有保险的范围进行赔偿，那么就隐瞒真相，让它赔偿，对吧？”
“对。”
“那么你现在要想一想对所有人的法则会是什么呢？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保险的东西损失了，保险公司不进行赔偿，那所有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迫使保险公司赔偿。对吗？”
“对。”
“这样做不对，你并不想这样。这样说清楚了吗？”
“清楚……嗯，这个……不是太清楚。”
“这么说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保险公司了。”
“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保险的价格吧。”
“是的。”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3）
“如果每个人都不锁车，那车很快就会都丢了。然后每个人为了得到赔偿都对保险公司说：‘我的车锁在院子里了。’那保险公司必须对所有车都进行赔偿。夸张一点说，如果有人每天都骑车去火车站，不锁车就走，那么保险公司就要每天陪他一辆新车。这样是不行的。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尽管你说的道理很复杂。”
“好吧，对于人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还有两个简单一些的原因。”舅舅说。
“是什么？”
“这是一个谎言，虽然是笔头的，可还是一个谎言。”
“可这是对公司，不是对个人啊。”费迪说。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更何况要面对的是办事人员，同样是对个人撒谎。另外如果被人察觉到这是欺骗，那就会带来处罚，很快就会被送上法庭。”
“那么，如果人既不通过撒谎也不会受到处罚就得到了好处，这样没有错吧。”
“你说得具体一点。”
“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不是对的。”
“啊哈。”舅舅说。
“什么叫啊哈？”费迪问。
“通常情况下，如果人们开始思考所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做错了。但也不全是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用五欧元结账，可找给我的却是二十欧元。”
如果收银台多找了钱，应该说出来吗？
“你看出来了？”舅舅问。
“一开始没有。”费迪回答说，“可后来看出来了。我买了一瓶可乐，可赚了十五欧元。”
“那你说了什么？”
“没有，所以我才不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有怀疑？”
“是的。可迈克说不用说出来。他的父母说那是收银台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好。”舅舅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想这事呢？”
“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毕竟我得到了本不属于我的钱。这怎么解释？我没有撒谎，我也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嗯……”舅舅这回说，“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看来你也不知道答案。”费迪说。
“不，我知道。”舅舅回答说，“我当然知道人应该怎么做，可我不能用康德说过的话去证明。”
“不一定要引用他的话。”费迪说，“他虽然非常智慧，可不是唯一的救世主，毕竟还是一个人，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他还有弄错的时候呢，比如关于必要的谎言。人为了永远说真话，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杀害自己的朋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你这话真让人吃惊，”舅舅摇摇头说，“可听起来你说的有道理。不管怎么说吧，只要人们遵守黄金法则，那么该怎么做就很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考虑，如果我是那个收银员，那我该怎么办？”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舅舅说。
“当然，那个收银员当然是希望别人指出她的错误来。”
“我也这么认为。”舅舅夫里德说，“你应该再想想，如果事情反过来了呢？”
“什么叫反过来了？”费迪说，“这件事在我身上不会发生的。”
“怎么不会？”舅舅问，“假设你应该给五欧元，可你却看错了，给我二十欧元。”
“我可不会干那样的事。五块和二十块有很大的区别。”
“那，比如你在别的国家旅游。”
“现在整个欧洲都在用欧元，虽然图案不一样，可我分得出这些钱的区别。”
“有的时候你可真够顽固的。”舅舅有点生气了，“比如你去美国。美元看起来很相像。你别说你不可能去美国。如果去美国度假，然后你在结账的时候看错了钱，那么如果招待告诉你钱数错了，你会感到高兴吗？”
“是的，当然。”
“这同样是黄金法则的道理。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多找出来的钱还回去，那么人和人之间在这个方面就会相互信任，生活也就更简单和愉快。”
“不管那个钱是不是收银员的？”费迪说。
“应该说是她的。”舅舅更正说，“按通常的规定，她必须把缺的钱补上。”
“哦，这个我不知道。”费迪说。
“这有什么区别吗？”舅舅问。
“嗯，她一定会因此受到责备的。”
“你说得对。”舅舅说，“把钱留下来是件错误的事情。丢东西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对。”费迪说，“自行车丢了，意外得到的钱却要还回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讲道德。”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四部分有难同当—为什么要有惩罚？（1）
放学后费迪气哄哄地从学校回到家里，当被问起出了什么事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是：“这样简直太不公平了！”
“你说话别那么有艺术的跳跃性，没人听得懂你的意思。”姐姐皮雅讽刺说。
费迪马上反击道：“我倒要看看，如果你什么也没干，可取消了你去滑雪的资格，你会是什么反应。”
“为什么不能去滑雪了？”妈妈这个时候插话进来，她本不想参与姐弟俩的吵嘴，“你们今年是要去滑雪的啊。”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费迪狠狠地瞪了姐姐一眼，他常做的就是瞥她一眼：“直到昨天还是的，可今天校长取消了我们班的资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