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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衣食不全的山沟里，我竟疯狂地迷上了绘画，而这贫瘠的故土无法承载一个山村少年五彩斑斓的梦想，预示着我的前路必定是灵与肉的漂泊。
初踏打工
1983年，早就辍学的我，被县里叫去与县领导一道去省城参加“四川省中小学中师师生美术作品展”。我把伙食补助节约下来买了两本画册，每翻一页都有一股激动，常常按捺不住拿笔即画，甚至吃完饭也要用剩汤残羹在破桌上画一幅。只要空闲便跑去邻乡背河沙卖给工程队，每立方3元，一天可以挣6到8毛钱，这些钱我一分也舍不得花，积攒下来，成了我以后去参加展览的路费。农村业余作者是没有单位报销路费的，看着血汗钱都被我“洒在路上”，爹认为生养我是他一生的错。他恼怒地把我就地取材刻制的石板画全都捣毁了，叫我别在他锅里蝴口。我无言以对。艺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山村里是没有出路的。我脑子很乱。那时候我常独自一人蹲在后山巨石上，石雕一样，蹲着蹲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大雨淋过，大风又吹……
1985年，县文化部门办展览到乡下收稿，我给他们说，我不敢再画了。来人知道乡下的难处，便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县水泥厂的外地施工队打杂，当小工每天3元，包吃包住。我瘦弱，可以想象，体重40公斤的人担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沙石水泥浆，摇摇晃晃地穿行于简易脚手架上的样子，稍有闪失就将不复存在。我在那段日子的业余作品后来陆续参加市区美展，并大都得以发表。离市里不远，有机会开始为地区报刊画插图。不久，建筑队完工解散，我重又回到我的山村。
物竞天择我做异乡人
回乡后我被看成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足18岁就被村里选为村官兼生产队长，是上级的“培养对象”。然而我的心里压根儿不想这些。我心中似有干山万壑。严酷的现实和我内心的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锐。生活的重压，父辈的指责，家庭的破败，使我终日感到生不如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呢？终因思想歪，狂放不羁不适合培养。爹每逢便骂“金碗都被我硒烂，还有脸在家丢人现眼。”
为此，我躲进大山里。我想像“祖先”一样生活，是否可以重塑一个“我”呢？什么也不想吧！不想就心安理得，慢慢就适应了。
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正是砍荒植树的时节，我通过熟人在林业员那儿弄来了一些造林指标，便和弟弟用三尺长柄的大砍刀砍荒植树。每日一身潮汗湿，晚上睡在简易草棚里，第二天头上尽是白霜。就这样日夜狂砍满山荆棘，把淤积于胸的牛劲发泄在冷酷寒寂的荒野。砍去荆棘丛栽上杉树，握着锋利的砍刀，我希望能在冥冥之中劈开布满棘刺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整整与世隔离的三个月，我们兄弟被荆棘划得体无完肤，经历着雪与霜的冶炼。我冷静地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外面去。
朝着皇城走
1989年年关，正是出外人归乡的时候，我出门了，向着北京。
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铁道部十六局第五工程处做临时工。工程处是搞建筑的，干体力活基本上是以貌取人，看块头大小卖力气，日工资5元至6元不等。我个小瘦弱，常做查漏补缺的料，抽来调去干杂活。最后一段时间我被抽去四处在北京西单修地铁。我们常常深夜坐着敞篷车从西单经天安门去朝阳区的住处。
白天是禁止卡车载人经过长安街的，凌晨时无其他车辆，开车的山东司机撒野一般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十里长安街一过，会把耳朵冻得碰丢了也不知道。后来工程少，单位精简，其时我又不争气地被电钻卡伤，只有被裁员的份儿。最后一次从长安街上驶过时，我仿佛看到一块招牌上有“天全”二字。我是天全人，吵着下车去会老乡，司机跑了很远才停下车。我独个在街上寻找，待我筋疲力尽找到印象中的门店前坐下，店门早关，招牌背放着，我翻过来一看竟是“全天营业”，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北京没法混了，偌大的皇城并不收留我。
1990年12月，我准备去唐山找十六局我认识的广西朋友。离开北京时，为节约盘缠，我不敢住旅店，而是寻找到一个一米高的下水道，用随身携带装画具的木箱横放在下水道上，人坐在木箱上，污水从木箱下流过，寒气袭来，此刻我就在皇城的角落，此情此景令我百感交集，思乡泪，他乡的凄楚，和对前程的绝望一齐涌结心头，我抱头痛哭。
那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了。当醒来时，太阳尚未出来，一只脚泡在污水里，我想挪动一下脚，但手脚不听使唤，我知道冰冻三尺的厉害，没有放过我停泊在阴沟里的瘦弱之躯。一夜冰霜把我凿刻成雕塑。耳朵里响过污水的流动声，看着太阳从浓雾深处升起，等待她慢慢照过来，照过来……
中午，我拖着没有痛感的双足，爬上开往唐山的列车。希望在下一站能好转。到达唐山后找到广西朋友，又在建筑队谋事做。并有空去广告公司打杂，画招牌。这时期的作品好些，稍稍调转心态后，我给家乡文化部门写信，他们答应帮我安排个事做。1990年底返乡，在乡文化站做临时工，每月56元。我庆幸的是又可以画画了。1991年因生活拮据便请假去成都一个工艺公司画图案，月挣240元。
1992年文化部门让我回来做临时工，负责宣传栏及单位清洁，每月100元。1992年和1993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发表、展览、获奖接踵而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的自学事迹。
1993年县里搞经济开发区，卖商品户口。传说是买了户口可以吸收为国家正式工人，而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更有希望。我姐从邻县婆家带一沓钱赶来，鼓动我爹，不说别的，单是能有一个创作环境条件让我在外面折腾，免得在家里惹人嫌也是值得的。爹于是挨家走亲戚求人，七拼八凑地弄够5150元巨款给我买户口。不买户口我还能听天由命，买了以后我知道了许多“平民的天真”。招工招干于某些人只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买了户口撞破墙也没能成为正式工，还惹来许多的冷嘲热讽。
受到重创后，我回家找我爹，我说自古忠孝难两全，既然生得贱我也不再丢人了，没有必要在这穷乡僻壤，我还是流浪吧，也许这次是否回来都无可知，若他年回来，你就当我是捡来的，若没回来你就权当没我这个儿子吧……说这话时正在吃饭，娘放下碗就回到屋里哭。
我以3000元的价钱把户口卖了。在公安局户籍科拿到“迁转原籍”的通知单后我便走了。离开故土时娘给我一块土放在贴身处：记住，这是生养过你的地方。
六年归乡梦难圆
1994年元月7日，我揣着一外企驻深公司老总给我的路费来深圳，像一尊刚出土的陶俑站立在火车站出口处，南方的太阳令我眼花缭乱。在该公司试用半年后便要我像艺人一样签约，因有一些条款不能接受，7月2日我又出现在深圳的寻工人流中。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虽然艰辛寻找工作仍未果，盘缠日尽，我用一天一包方便面熬着。最后我拿着一张印有我照片和介绍文字的报纸，给一家公司人事部看，他们对着实物和照片验证无误后同意试工。
第一天上班在车间擦磨光珠，不细，被师傅白几眼，后去染珠，染珠又不规范，被领班骂得一无是处。我说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未必会裹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此后，我便被安排去做搬运，显然这工作更适合我这个“造原子弹核武器”的了。
住在公司的仓库里，我什么行李都没有，晚上摊两张报纸，码一叠书做枕便席地而卧。白天上班加班，晚上喂蚊子。南方的蚊虫多，我那间屋的蚊子在数月中个个都长得肥硕、透明，只差撑死。手、脸、脚，凡是可以叮的地方都被叮得像患湿疹，密密麻麻布满红斑。三个月后我破格做了主管。
1995年我把弟妹弄到深圳，开了一家专为打工者收存收转信函兼以经营平价快餐的“打工一族”。此后相继介绍两百多家乡人来深圳打工。
打工生活身不由己。白天上12小时的班，晚上为自己的命运加班，铁架床上不能画大幅画，我便画小图，写小文章。那段日子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常有我的小品文章。1996年《大鹏湾》杂志社聘我为美术编辑。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所编发的作品相继被国家、省、市报刊转载多件。在杂志社优胜劣汰的体制中，来来往往的编辑不乏高学历、高职称者，但我以实际工作能力颇得社领导认可。
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创作，文艺作品被《中国青年报》、《小说选刊》、《读者》等报刊发表选载多件。1999年6月，我的四幅作品入选文化部、广东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7月，我得知每5年一届国家最高水准的“全国美展”收稿消息后，即早出晚归，利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四幅作品，其中一件被四川省评为5年来的优秀作品，选送“第九届全国美展”。两件入选广东和四川省建国五十周年美展，分别获得省二等奖、优秀奖、深圳市银奖。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本文作者：罗向冰）
第四章只剩半个额头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有那么一次失败，否则，我想我不会有现在的这些荣耀和成功。
那年，我大学毕业。广播电视学院的几年生活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想想就觉得美得不得了：背着个摄像机，天南地北地跑，西藏、新疆、云南……梦里我都会笑醒。
如愿以偿地，我成了一家电视台的摄像。可惜，领导似乎总是对我很不放心，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跟着一个姓李的老摄像屁股后面跑，偶尔会让我摸摸摄像机，也不过是拍几个可有可无的镜头，回来后多半都会被剪掉。我听说李摄像在扛摄像机之前是台里的司机，开始扛机器的时候像抱着方向盘。让我跟他学，我感到无趣极了。打电话回家，告诉家里人想离开电视台，爸爸妈妈永远是一副老腔调：“在单位好好听领导话，凡事多向老同事学习，和同事好好相处。新人到单位总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后来我都懒得和他们说什么了，我偷偷地和我在北京那边电视台工作的同学联系，让他们帮我在那找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我的脸上写的表情就是满不在乎，我随时都准备抬腿走人。一次，一位著名学者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本市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讲座。他是个我很敬仰的人，为人一向都很低调，不愿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李摄像却很执著，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相当佩服他的。那天，我们就蹲在报告厅的门口等他。突然，李摄像胃痛得厉害，我一直劝他回去算了，反正其他媒体也没有采访到他。况且，那学者的为人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不合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看着李摄像疼得一头的汗，真是替他不值得。那位学者终于出来了。或许是李摄像的模样感动了他，他请我们到他饭店的房间里去采访。李摄像坚持着拍了几个镜头，最终痛得直不起身子，实在撑不住了。李摄像很严肃地对我说：“小程子，这回全看你的了。别紧张！”他像一个即将倒下的战士把枪交到战友手中一样把摄像机交到了我的手上。他还给我一个有椅背的椅子，把摄像机架在了椅背上，这样拍出来的画面就不会晃了。对于他那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我真的很感动，却也暗笑他竟这样怀疑我一个堂堂广播电视学院毕业生的能力。
李摄像和学者随意地聊着，他们话很投机，颇有一点相见恨晚的味道。学者甚至还同意我们和他一起到机场，拍到了他和这个城市告别的情形。这绝对是独家新闻。终于拍完了，我甩了甩有点酸痛的手腕，凯旋而归。我兴冲冲地到台领导那报了喜，两位主任被我说得直夸赞我们，然后我就满怀自信把录像带插到了编辑机里。没想到，片子放出来，我一下于就傻了。那个学者在机场的那段被我拍得脸色通红，我才想起自己忘记调“白平衡”了。更糟糕的是，他的头被我拍得削掉了四分之一，只剩了半个额头，真正应了那个成语：“聪明绝顶”。
我吓得直冒冷汗，李摄像也愣在那里，领导在旁边脸色铁青。李摄像对领导说：“都是我的错，我没有给小程子说清楚。”
我羞愧无比，面红耳赤，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直到领导都已走开，我还一直傻站在那里。
幸好李摄像前面自己拍了一些镜头，再加上他那高超的剪辑技术，那条片子最终还是播发了，只是学者很多精彩的谈话都没有办法用。
后来，同学真的在北京帮我找到一家愿意录用我的电视台，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每天安心地跟在李摄像后面学习各种拍摄技巧。
几年后的今天，我已成了台里的“首席摄像”了，去过西藏、新疆、云南……我觉得生活很美好。每当我受到领导嘉奖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次可笑的失败经历，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有那么一次失败，否则，我想我不会有现在的这些荣耀和成功。
（本文作者：程军玲）
第四章耐心倾听
人人都需要他人的倾听。只要我们具有一颗爱心，愿意敞开心胸、牺牲时间，很容易便会发现那些需要倾诉的人正在自己的四周孤独地徘徊。
乔伊•；吉拉德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汽车推销员，曾创出一年内成功推销1425辆汽车的纪录。然而，即使这样一位出色的推销员，也曾有过一次难忘的失败经历。
有一次，有位顾客来找乔伊商谈购车事宜。乔伊向他推荐一种新型车，一切进展顺利，眼看就要成交了，但对方却突然决定不买了。
当天夜里，乔伊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这位顾客明明很中意这款新车，为何又突然变卦了呢？他忍不住给对方拨通了电话：“您好！今天我向您推荐那辆新车，眼看您就要签字了，为什么却突然走了呢？”
“喂！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真抱歉，我知道是晚上1l点钟了。但我检讨了一整天，实在想不出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因此冒昧地打个电话向您请教。”
“很好！你现在用心听我说话了吗？”
“非常用心。”
“可是，今天下午你并没有用心听我说话。就在签字之前，我提到我的儿子即将进入密西根大学就读，我还跟你说到他的学习成绩和将来的抱负。我以他为荣，可我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听！”
听得出来，对方仍然余怒未消。但乔伊对顾客在白天说过的这些话确实毫无印象。
对方似平察觉到了乔伊的疑虑，继续说道：“当时你在专心地听另一名推销员说笑话。或许你认为我说的这些与你无关，但是我可不愿意从一个不尊重我的人手里买东西。”
教训是一名优秀教师。乔伊从这件事感悟到：倾听顾客说话实在太重要了，推销商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销人品的过程。如果顾客喜欢你的商品，却不喜欢你这个人，也可能不买你的商品。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小人物需要他人的倾听，大人物同样需要他人的倾听。
在美国南北战争形势最错综复杂的时期，林肯写信邀请一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朋友来白宫，说有重要事情要和他讨论。这位老朋友千里迢迢来到白宫，一见面林肯便开始分析若干重大决策可行和不可行的理由，甚至提到发表解放黑，奴宣言的可行性。林肯一直滔滔不绝，使这位老朋友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数小时后林肯与这位老朋友握手道别，仍没有问他的看法。
后来，林肯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自己的心理压力极大，非常想找一个能够让他尽情吐露心声的人，他并不需要任何忠告，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友善、深具耐心，并且能够保守秘密的倾听者。在林肯的印象中，这位老朋友是最佳人选，于是林肯便把他招了来。一番倾诉以后，林肯的心境平稳多了。
人人都需要他人的倾听。只要我们具有一颗爱心，愿意敞开心胸、牺牲时间，很容易便会发现那些需要倾诉的人正在自己的四周孤独地徘徊。
倾听之道在于专注。很多时候，倾诉者并不需要倾听者的建议，倾诉者自己常常已经有了一个，或不止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倾听者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倾听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