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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志文）
第五章一个死后生还的博士自述
任何与我有类似体验的人都会明白我们在生活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爱。爱大自然，爱人们，爱动物，爱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姓名：乔治•；罗多尼夫博士
姓别：男
年龄：25岁
职业：心理学研究员
时间：1978年
地点：苏联第比利斯
下面就是罗多尼夫博土的自述：
我母亲出生在伦敦，父亲生于苏联格鲁吉亚。他们相信人生而自由，并为此进行过坚决斗争。他们被克格勃（KGB）暗杀时，我只有7个月。
我被格鲁吉亚的一家人收养。我非常幸运，因为养父母疼我、爱我、无微不至地关照我，给我最好的教育。他门并不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但他们非常热心地帮助我。我9岁时，养父不幸死于肺癌。我12岁那年，养母因胰腺癌去世了。
12岁的我就在格鲁吉亚养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独自生活了。一些邻居常过来接济我。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快点长大，只有聪明、能干、强壮，我才能养活自己。因此我努力学习，勤奋写作。我曾给莫斯科大学学报写过文章。大学校长非常喜欢我的文章，以致于邀请我去那儿上大学。那年我14岁。
在莫斯科大学，我爱上了关于人体的科学，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腺样增殖体磷酸盐，也就是ATP，一种使大脑兴奋的物质。我那时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年轻科学研究者，敢于质疑，不信任何宗教。我是无神论者。我坚决认为没有灵魂存在，肯定没有。
1974年，我18岁，得到了去耶鲁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去耶鲁上大学、在美国生括的想法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我在苏联没有妻子或家人，KGB是不会放我走的，到了1976年，我结了婚，还有了个小儿子，这时苏联政府极不情愿地同意我去美国了。
就在我准备动身去美国的时候，KGB（克格勃）试图暗杀我。一天，我在第比利斯的街道旁等车，我看见一辆小轿车越过人行道，绕开几棵树，径直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首先，我看见车直冲过来，接着就感到它从我头上压了过去。我估计我滚了十米远，脸朝地趴着，然后小汽车又从我身上压了过去。从那时起，我就毫无知觉了。
我能记起自己濒死体验中的第一件事是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黑的世界中。我一点都不疼，只是隐约感到我仍在格鲁吉亚。四周一片漆黑，全然漆黑——比什么黑暗都还黑暗。我周围除了黑暗还是黑暗。这种让人害怕的黑暗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另一件超乎我想象的事是我仍然还活着，虽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念头不停地滚过脑海：如果我不再活着，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渐渐地，我回忆起发生过的事情，我努力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现在该怎么办。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让我宽心不少，至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活着，只是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
要是有亮光该多好！我想着。突然之间，我周围都明亮了，明亮的光芒无处不在。它有点像照相机的闪光，但是并不闪烁。刚开始我觉得这光太亮，人不敢直视。渐渐地，我开始适应了，感到温暖、舒适，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接下来，我看见分子们四处飘飞，原子、质子、电子，纷纷扬扬。它们完全没有秩序。让我快活的是在混乱之中还有对称。对称的飘飞物体看上去紧凑、完整、漂亮。在我眼前，又出现了宇宙中的生命和大自然。就是这时，我对于躯体的担忧完全消失了。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再也不需要躯体了，它对我只是束缚和羁绊。
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过去、现在、未来都共存在这里。我看见我的一生，从最开头到最末端，一闪而过。我看到的现实生活，在过去、现在、将来，从我眼前滑过。其中并没有先出生，后去莫斯科上大学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出现的。我的一生就在那里。对于我曾经做过的事，我一点也不后悔，甚至对过错和成功之处都没有什么想法。我所感知的就是：那是我的生活。我心满意足，无怨无悔。
光明逐渐在我心中送入平静和愉悦。我深感欣慰，同时也知道这光明意味着什么。与这光明相比，人们一生中所受躯体的限制真是太可悲了。而且，黑暗也是这个光明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每样东西不仅是紧密相连，而且就是一体。我尽情地感受着这光明中的和谐统一，心中满是从未有过的喜悦。
我就在那里，细细体味这奇妙的体验。这时，有人割开了我的肚子。你能想象吗？车祸之后我被送进了一间停尸房。医生都以为我死了。我在停尸房整整躺了三天。后来由于要做死因分析，医生们决定对我进行尸体解剖。就在他们割我的肚子时，我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倒。我睁开了眼睛，觉得浑身都疼，全身冰凉，颤抖不止。医生们立即停止了解剖，将我送进病房。在以后的9个月中，我一直戴着呼吸器躺在病床上。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但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在余下的生命中寻找智慧。我进了格鲁吉亚大学，研究宗教心理，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我成为一名东正教神父。1989年，我们来到美国，我在德克萨斯州内德兰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担任牧师。
任何与我有类似体验的人都会明白我们在生活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爱。爱大自然，爱人们，爱动物，爱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许多人向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询问生命的意义，他们以为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没有谁会在达到永恒之前完全理解生命的真实而伟大的意义。在现实生活的世界里，有时我们也能瞥见生命意义的闪现。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喜欢问问题，探求答案，可我知道最终我仍会生活在问题之中。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有爱，全身心地爱一切，那些问题存在又有多大关系呢？或许，我最好引用诗人雷克的话来表达我的想法：“耐心一点吧，对你心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会爱上问题本身。不要费时去寻求永远不会出现的答案，重要的是与问题一起生活，有一天你会带着问题进入答案。”
（本文作者：逢尘）
第五章“玩物丧志”快哉快哉
“玩物”的心态会让你对万物充满了爱和兴奋，也许你能试着同样以充满兴趣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工作也玩出花儿来。
人们历来认为：“玩物”一定会“丧志”，而香港凤凰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窦文涛却说——
快乐的人，他不会碰到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因为关于好与不好，有太多的衡量标准。而一次次被自我证实的是心情好了就什么都好，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顾眼。对人类的最高幸福来说，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心灵。
有个后人难以理解的艺术家叫杜尚。他成年后不加入任何门派，一生不好跟人争辩，总是说：“没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说他是个艺术家，可他作品极少，事实上他把最大精力用在下象棋上，玩了40年国际象棋。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可以认为是逃避现实，就是“玩物丧志”。有点时间，哪怕给我一寸光阴，我都会用在那些所谓不务正业的事情上。听音乐、玩家居、玩茶艺、玩做梦，除了工作，我每天都在变着法玩。
我很希望能把工作当成一种爱好，但是难度不小。因为这涉及到别人，要想把工作当成享受，就必须做到对周围世界的全然接受，而我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我暂时处在一个比较厌世的阶段。
但是还好，我毕竟有“玩物”，它不是堕落，而是健康和美好。对“物”的认识有两种，一种认为“物”是拿来用的，一种认为是拿来玩的。你如果仅仅用一把椅子，除了坐没别的，那就不会对它有细腻的了解，但是你“玩”它呢？哎，你就会好奇，这种木头的纹理怎么是这样的？你就会去把玩去打听，于是就长了知识，而且培养自己对事物更敏感。我相信一个人敏感些，对做好工作也有帮助。
“玩物”会带来很多美好的时光。你今天可以选择去开个研讨会，也可以选择跟好朋友去茶馆坐一会儿，多半后者更可能带来内心的放松。因为“玩物”没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压力，而且“玩”可以无是非。像有的人就存了是非，觉得只有真正的古董，哪朝哪代考证无讹，才是好的，那些仿的，不屑一顾，这样就有了是非，就会觉得真东西我买不起，眼前的东西我又瞧不上，那还怎么玩呢？
我玩不起任何花大钱的项目，但我想“玩”也可以跟小孩子一样，碰到任何东西，都可以玩它。你哪怕把这个人关到监狱里，也许他就能以观察一个小甲虫24小时的活动为乐，这种玩法，就是享受眼前现有的一切。
过去从甲地到乙地，我人在车上，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到，到了之后干什么，这趟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一路上就焦虑着过去了。到了目的地，又开始跟人较劲，执着地去执行自己的意志。你看，整个这段时间都是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现在不这样了。
我在深圳住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沿深南大道从华侨城到罗湖这一段，有一个地方，街边有几棵树，形状飘逸。每棵树的造型都能让你想起一幅国画。我每次坐在的士上，都往窗外瞎看，一见到那几棵树就陶醉一小下。我挺遗憾，估计没多少路人注意到，大概因为他们在路上老操心目的地，没工夫注意就在此时此刻身边就有好景致。
现在要是有什么让我焦虑的事，我就总是跟自己念叨，不管你今天怎样，明天总会到来，所以，还是快活吧。
再比如，做主持人。要是生活里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却要在电视上弄出这样一个人，就挺累，因为要勉强自己，让自己兴奋起来。我觉得最不累的办法是：平日里就培养自己，让自己在生活里就做一个充满乐趣的人。
为什么说“玩物丧志”其实很健康？因为如果直接让你对工作感兴趣，这事恐怕距离比较远，但可以一步步来，从一些真的能带来乐趣的“不务正业”开始，逐渐扩展爱好的范围。“玩物”的心态会让你对万物充满了爱和兴奋。今天你玩跳舞，明天你可能去玩植物，后天可能就玩电影，于是，过去和你从来不会交谈的人，也会成为你的朋友。到最后，也许你能试着同样以充满兴趣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工作也玩出花儿来。
“玩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丧志”，但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认识世界的开始。
（本文作者：窦文涛）
第五章夜行者说
那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的观众们，谁不在暗自窃喜着自己的健康与幸福呢？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渎。
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读
中国现在有800万盲人，每年还将有一定比例的人毫无准备地进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个比例仿佛一片必然性的乌云笼罩在人群上面。我属于这八百万分之一纯属偶然，这是正如你的健康一样的偶然事件。
我高中以前就读于沈阳盲校，常有一些残疾人作为身残志坚的模范被拉着到处做报告。大多数人是自学了几门外语之类，其格式大略是说自己经受了多少磨难，但最终战胜困难，取得成绩云云，大意仿佛在说残疾是一种专属的奖赏。我对此并不以为然。残疾确是人生之缺憾，这是即使成了拿破仑也无法弥补的。况那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的观众们，谁不在暗自窃喜着自己的健康与幸福呢？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渎。
常有人问我，“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我说，“还可以。”他们于是称赞我的坚强。我亦不知应喜还是应悲。痛苦是本原性的问题，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偶然事件的附属物。身体上的某一缺憾是生活的一个背景，亦是痛苦的背景。我在高中时代爱上的薇薇，她是由于高度近视从别校转来的。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约会，被门房老大爷盯了梢。学校于是找到了我们，差点给我们处分。这时我感到看不见确实麻烦。我这个在老师心中的好学生从此名声扫地，但美好的初恋却是无法被抹去的。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立笔直的塑像。
不过，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举步维艰的。这需要健康人的帮助。这种帮助并非放高利贷者的帮助；帮助的目的也并非为了使他们成为感动众生的楷模。他们应当有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高尚的和不高尚的）。
我上大学时曾去四平盲校实习。那是一个全国闻名的模范特教学校，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天，置身于其中，感觉与外界的宣传大相径庭。那儿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吉林农村，家境贫寒。食堂的伙食极差，学生们多数精神抑郁。我们结识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据说她歌唱得非常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令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这首歌，更在于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听她姥姥说，她在家里就很孤僻，不爱与人说话，只是偶尔听听收音机，因此除了那首歌外，她几乎没有跟我们中间的谁说过—句话。
这是7年前的事了，不知这叶小姑娘如今境遇如何。我将为她祈福。
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
前面说过，我上了大学。那是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专业是中文。不得随心所欲地阅读是失明带给我的最大的不便。那时我想出一个好办法：教人弹吉他，以此换取学生为我阅读一小时书籍。当时我收了20多个学生，每天至少能读两个小时以上的书。
其实，不能更广泛深刻地阅读是影响盲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很无奈的事。然而我后来见过的一些于个性和天分上都不缺乏的年轻健康的艺术追求者，却总是以为读书会对灵性有妨碍。其实对我们这个本已缺乏精神追求的浮躁的年代，宣传读书无用恰似对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大谈食肉有害健康。不读书是一种自绝于人类以往的精神财富的行为，以惰性为个性。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正如尼采在《三种变形》中所强调的，只有狮子的精神还不够，还要加上婴儿的——创造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住在圆明园，成为当时盘踞于此却即将没落的艺术村的一员。当时日子过得很自在，大家一见面不问“你吃了吗？”而代之以“你搞什么的？”或云搞摇滚的，或云搞抽象的，或云搞行为的，甚或摘对象的。当时我在北大小南门对面的图书城卖唱，经常有一些学生上午就等在那里，帮我插好音箱，弄好话筒，一直陪我到晚上。有一次一天赚了100多块钱，满满一书包毛票，蔚为壮观。夜晚不慎将一盆水倒在书包上，于是我整夜不睡，将一张张湿淋淋的钱铺在床上，等它们晾干。这“晾钱”的一幕也算是我生活中的奇景。
1996年，我去了青岛，之后乘船去了上海、南京、杭州；后来又去了泰安，在这个空气好得发甜的小城里住了半年多。1997年是属于南方的，这一路有长沙、株洲、岳阳、奉节、白帝城、宜昌等等。1998年，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昆明。后因盘缠用光，经贵阳、湘西、邵阳，困在永州，在柳宗元被流放之地游览了一番已难追旧迹的潇湘水云，只是感慨于满街充斥的各类繁乱的广告。
长年的漂荡令火车成为我梦中常有的意象。有时是买票，或走过车厢连接处寻找座位；有时在一个冷清的小站下车，坐在刚被雨淋过的长椅上，等着下一班火车的到来。
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即：伦理的、审美的和信仰的。我但愿能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中。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这正如庄子所喜的：无用者大用。
只有将其视作审美对象，人生才不是虚无的。无论何种生活境遇，我所求惟美，足以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