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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主要人物肯定和以下两点有直接关系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各个家族利益的代表者，一个是对美国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
就以布什家族的美国总统决策圈内的人为例，副总统切尼是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国务卿鲍威尔则是那时的参谋长。鲍威尔无疑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鲍威尔本人也许是布什家族外围重要人物中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少数人之一，布什选他显然是出于一种弥补，即对小布什外交事务缺乏深刻理解的一种重要的平衡。而切尼则很经典地诠释了布什家族和美国众多权势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切尼是哈利伯顿公司的利益代表者，哈利伯顿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石油服务公司。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离开政府当上哈利伯顿公司的业务主管。这是多么好的安排：切尼当国防部长的时候进行了海湾战争，然后他就看到了商机，于是辞职，进入哈利伯顿，然后等待联合国对伊拉克解禁之后，切尼的公司就承包了战后修复工程——切尼指挥军队摧毁了伊拉克的一切，然后转过身来再扮演和平的修复者，他是台上台下的演员都做了，里里外外的钱都赚了，真是绝妙的安排。不仅如此，切尼在挣到钱后又再次返身成为白宫的副总统，之后不久就再次策划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样，拉姆斯菲尔德在1983年担任伊拉克特使的时候，可是对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视而不见，实际上他就是伊拉克化学武器的输送者，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需要支持伊拉克对抗前苏联支持的伊朗，两伊战争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怎么会担心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呢？就是伊拉克真的在两伊战场上使用了，美国也当没看见。
考察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家族与政治的矛盾和影响。如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投降，如果没有保留日本皇室这一条件，很难说日本会抵抗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美国肯定无法和平登陆日本。而一旦日本皇室问题得以解决，日本投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非政府组织
政府无疑是最有威信的社会组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组织，社会往往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从想推翻某个政府的阴谋组织到接待外星人的组织应有尽有。伴随人们个性空间的日益扩大和全球化交流体系的日益完善，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日益繁盛起来。
相反，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使交流变得非常容易的世界，这种交流早就跨越了国界——思想、财富和技术从某一处到另一处早就没有时间和地理这个障碍了。所谓的障碍就是各国制定的不同制度，而政府这个组织的职责就是制定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总是影响其他的制定者，如同全球的天气，某一地区的降雨与另一地区的干旱总是息息相关的。
在今天的世界，由于外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和普遍，使得政府在其所控制的地理领土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对一些小国政府而言，有时简直就是举步维艰，甚至危机重重。在全球化从各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往往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能面面俱到地应付，这就需要各种专业组织来对付。并且这种来自全球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的，这需要跨越国家的专业组织进行协调和操作等。如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基金组织，环境、河流、气候等所有方面在今天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组织，甚至有全球的漂流协会这样的组织。当然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就是想摆脱政治的干扰。政府组织有时在这些方面反而表现得有些迟钝，力不从心。相比之下，一些大跨国公司要远远比这些国家强硬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利益集团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实力已经达到对抗政府的水平，如果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抗某一个弱小的国家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有时甚至会显得有些可怜。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一些势力庞大的团体，它们甚至可能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钻石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
全球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数量非常庞大，数以万计。由于这些组织都是某些专业领域的权威或者具有很高的号召力，所以它们也往往故意掣肘某些在它们看来不顺眼的政府。这其实就是一股社会力量，它们同样代表着社会中的某种利益，因此它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并且它们往往都是跨国组织，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和组织反对力量，它们也在事实上参与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尽管可能有着慈善的面孔，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等。
民族国家在今天还是世界的主流，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在某些方面已经统一的全球社会，但民族国家的权威在未来可能还是会加强的，诸如此类的各种国际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只能扮演二流角色。
也许，如同股市需要反弹一样，国家政权的权威也并不是在全球化中一冲即跨的沙滩建筑，它仍有重新树立权威的可能。如美国就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国家权威，有些小国也在忙着修复它们近乎破产的家园，如阿富汗、伊拉克和一些非洲国家等。但这决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将会销声匿迹，正相反，非政府组织在未来将会越来越繁盛，并且这些组织往往超越国家界限，也往往能做到单一政府所难以做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利益群体，而世界就是由各种利益群体构成的，所以，无论强国还是小国都不得不重视这些非政府组织，它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帝国的陷阱帝国的陷阱
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打算将维也纳皇家公园对公众开放。听到这旨意，贵族们颇为不满，其中一位贵族不安地说：“如果连平民百姓也允许自由出入皇家公园，那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高贵的人，该到什么地方去散步呢？”
皇帝说：“照你这样的说法，那我只能到托钵僧的地窟（这是皇家陵地）那里去散步了。”
历史总在前进，该抛弃的就抛弃吧，别让它绊住你的脚。
帝国的陷阱历史的陷阱（1）
●汉武帝与中国
汉武帝的所谓武攻，既没有根本清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又没有消灭北方的有生力量，动用的国力倒是不少，但并没有完成最初的战略目标。
他的所谓文治，重用董仲舒之流，导致百家失落，独尊儒术，等于直接诋毁了中华文化的大部分，实质上无异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就是当人们提到汉武帝的时候最直接想到的两个方面，即他的文治武攻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汉武帝吧！
评价汉武帝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应该放在历史中去衡量，而不是断章取义，或是以今人的标准来判断。无论什么样的评论首先都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否则就是不知所云、胡说八道了。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利益，即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利益和现实利益。
如果要评论汉武帝或者中国古代任何一位大一统时期的君主都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原因就是他是开创中国大一统的始皇帝，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开始，是一个平台，后来的中国历史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上演的。秦始皇的伟大就是他统一了中国，包括度量衡、文字、货币等涉及整个国家统一的重要领域。自然，他个人暴戾的性格也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所信奉的法家思想和强硬态度既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也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许，客观地说，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的暴政是统一必然的代价。刘邦是秦以后政变成功的第一人，这种改朝换代模式的政变以后在中国多次上演，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解决尖锐矛盾的唯一手段。自然，刘邦建立汉朝首先就是要让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从战后的休养生息到各种经济、法制、官吏、社会、军队等制度的全面、健全运行，社会平稳化。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个大一统国家开始了真正的繁荣时期，这也是大一统中国第一个盛世，是当时中国民众心中的和谐社会，也是封建王朝的理想社会。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在窦皇后死后，汉武帝获得了执政实权，然后他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这个国家，这也体现了人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弊病：当有一个既有实权而又明智的皇帝时，这个国家是幸福的；当有一个有实权而任意妄为的皇帝时，国家就只是他实施个人意志的工具，也许他的国家政策对国家有利，也许这种政策就是国家的灾难，国家此时只是他个人赌注的筹码；当国家落入一个没实权而又平庸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国家轻则政治动荡，重则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之中；当国家落入没有实权而又有强烈野心和高超能力的人手中的时候，国家很可能意味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的重大国策列举出来，然后分析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1）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为了集权，将国家司法权力收归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中国自秦开始的古典法制社会终结——秦朝奉行的是战时国家法制社会，汉初至景帝时期奉行的是和平国家法制社会。
（2）汉武帝一手结束了汉初国家执政所奉行的道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涉的思想，如在经济上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只进行法制建设等。对汉武帝这样有强烈权力欲的帝王而言，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汉武帝掌握政权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统一，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十分符合集权统治模式的胃口，所以被中国后来的君主广泛接受，儒学也由此成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以后的国家意识，也由此造就了长达2000年的儒学社会，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僵化。
（3）汉武帝的强者之音体现在了对匈奴的战争上。实际上，无论是汉帝国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或者历史上多数的农业帝国，都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侵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也只有积极的防御政策结合适当的财富收买才是最有效的——其实，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想完全占有一个国家——像蒙古风暴那样的事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受残酷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用掠夺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存和部分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并不大。所以相隔万里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在多数时间里执行十分相似的办法，即一边防御和一边施以财富贿赂的方法来消除北方的威胁，如漫长的防御城墙（罗马帝国也有长城）、和亲制度（罗马较少，汉朝较多）、大笔的财富输出（无论以什么名义）。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消灭北方威胁的战略目的，仅仅暂时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其实还没有等到汉武帝退出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经卷土重来了，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有了李广利全军覆没的情况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为整个战争付出的代价很大，即使是直接的军事损失——士兵、物资、战场控制地域等方面，汉朝的损失也比匈奴大。
（4）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为后世的中原王朝下了这样的战争结论：即中原国家可以通过集结大量的军队和长期的军事准备，赢得短期战术上的胜利，但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胁。汉武帝对这次战争的贡献，就是他为后世做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尝试，如果说其先祖刘邦那次讨伐被围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国力不足的话，那么这次汉武帝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汉朝作了所有准备，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中原王朝很少进行大规模北伐的原因。汉武帝失败的战争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调。
帝国的陷阱历史的陷阱（2）
（5）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直必需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的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6）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的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无限增大，没有了必需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欲望。当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使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7）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的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汉初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8）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