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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传统的信仰失去威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至于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古老的民族传统还是重新编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仰要起到稳定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领袖是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角色之一，也可以说是导演。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导演。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企图挑战现代民主文明的人。如果说是文明的冲突，那它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希特勒明白，只有重新缔造一个信仰才能将另一个信仰一笔勾销。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人类文明如何演化？（4）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三角，欧洲的德国、东亚的蒙古和南亚的印度。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距离远大于他们的联系，但历史的联系往往超越人们的想像——正如西汉对匈奴的打击与罗马帝国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其实所谓的全球化古已有之，并非今天的专利。古印度文明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不久就消亡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是源于雅利安人。印度的种性制度就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血统而构筑的，而这个戏剧的结果就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土著印度人创造了佛教这种普世、从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宗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德国如果需要寻求新的文明思想自然会希望得到印度的智慧支持。1938年，希姆莱命令5名纳粹科学家和纳粹党卫军军官秘密前往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因为雅利安人的祖先曾经来到这里。希特勒需要为纳粹德国寻找到一个能让人信服的、古老的、也将是永恒的新的信仰，以取代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粉碎的基督教信仰，将希特勒的意志转化为一种信仰，一种能相当于基督教地位的信仰。这种新信仰将是一个禁欲的、元首与灵魂统一的、源自古老印度智慧的和具有严格种族意识的全新信仰——显然，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用坦克征服欧洲，用新信仰征服所有人的意志。当这五个人1938年圣诞节到达西藏时，他们用火炬制造了那个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标志——“”，这实际是古老的佛教标志“”的反向，这种标志在佛教里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象征着佛祖的普度之光，它能为信仰者带来幸运、新的生命和勇气。显然，希特勒是一个扭曲的哲学家，既是一个信仰剽窃者也是一个信仰创造者，可惜，佛祖未能将幸运赋予他。
而蒙古人与印度的联系则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至于与德国的联系则是由于蒙古西征对欧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尽管短暂，但这种影响却颇为深远——如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毁灭、诸多王国的烟消云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等，这种征服世界的成功对第三帝国统一欧洲的政治企图来说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设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有蒙古血统，至于真伪则无从考证。
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达赖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1）
世界各地的古典哲学其实对人性的思考已经非常透彻，其中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具社会意义。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而并非像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那样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中有超越王权的现象。无论是孔儒哲学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或者其它重要的诸子百家思想，主体上都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想，因而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道德都是一种以人性为存在核心的社会，这与其它文明社会中以神性为存在核心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风靡世界数百年后的今天，那种瞬间开始的一切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如同海啸一样席卷了世界。但现在，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成熟期后，这种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随之对它本身属性的思考也开始了。
当然，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模式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模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固然地带有弊端基因。自然，这丝毫不影响各种社会模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绩——这是历史的进化足迹。我们没有必要为当初资本主义社会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停地谴责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梦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毕竟已经到来了，现代的各种文明、技术、知识和金钱一切都像龙卷风一样围绕着全世界旋转。也许我们对过去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怀有一丝复古的伤怀，但这种伤怀让它留在文学作品中就足够了，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引导全球化的时候了。
中国的世俗社会模式历来不排斥有益的思想和社会实质的改变。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巨大生产力的威力。但我们在未来要做的就绝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接受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要用我们古典哲学中的智慧和今天的经验，对这种如今已经弊端显现的世界进行完美塑造，这是一次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也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而是一次历史的思想融合，如果说其中有竞争，那就是在未来形成的世界主导思想中，来自谁的思想更多、更精彩、更具生命力和更有社会价值了。
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圈地运动后的英国社会几乎就是一场战后余生的社会。它的重新繁盛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旧的制度，这使得新制度下的社会更加兴旺。几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上，现代经济需要迫使一些人离开土地，迫使他们贫困，迫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为现代工业工作，才能使整个社会重新在最新的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圈地运动根本就无法完成英国向现代工业转变。英国的大批人失业也导致了向美国的大量移民，从而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个现代最庞大的帝国，但这不能掩盖西方世界繁荣下面永远无法完美的一面，即遍布世界的战争、恐怖袭击、宗教矛盾、资源争夺、政治革命、现代城市中的棚屋区、冷漠的人性等都说明西方的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它带给世界太多的苦难，而只有西方显得繁荣。但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贫民区的人们，无数的失业者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高福利的北欧社会。不要以为高福利就能掩饰失业者的失落感，他们可能得到了生存的保障，但并没有得到能够再次过上幸福生活的许诺。他们的失落感、失败感还在，这就是不完美。
我们要我们的古典哲学、现代化经验和现代辩证思想重塑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而不是重复中国台湾、韩国那样将两种社会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它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腐败、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冷漠社会都继承了下来，这绝不是好学生，更不是好榜样，可以注定，这种社会必定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也许，有一条逻辑就是，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并且选择不多。
既要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又要人民时刻得到温馨备至的关怀，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400多年了，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最初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呢？难道我们可以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吗？
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面对的惩罚，多么有意思，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带来了繁荣，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其中放置了未来惩罚的基因。
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欧洲历史上还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革命主义浪潮，即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革命主义、法国大革命和一战后的革命主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这场宗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其中加尔文的主张是：现实世界已经腐朽，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它，按照上帝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加尔文这个主张的聪明之处就是它没有强调这场改革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而是将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归为一体，必须同时改革。这就给了社会不满情绪一个完美的理由——他们有了上帝的支持，因而是正义的。加尔文在宗教方面建议将教阶制一笔勾销，代之以颇具民主思想的教会组织；在世俗社会方面，加尔文首先确保上帝在任何统治者面前的无上地位，即首先确认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原则，任何国王的统治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其中，加尔文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教义，即国王是代表上帝行事，但如果国王出卖了上帝的信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任何上帝的臣民就有权利罢黜国王，也就是说，加尔文认为世俗的臣民首先是上帝的臣民然后才是国王的臣民。加尔文的这一教义不知是否得到上帝的认可——上帝应该默认这个忠心的改革者，但不管上帝怎样，它却为将来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彻底的革命，卢梭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提出的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这相当于加尔文的世俗革命教义，只是将上帝推出了舞台而代之以最高领袖崇拜，这又相当于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有众多改革教义，实际上思想相当混乱。革命者的派别之分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反复无常的状态。其中罗伯斯庇尔是虔诚的卢梭教徒，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也就成为法国革命中最为狂热的一派，以致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最后归于失败。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2）
一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纷乱的世界，这时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彻底扫荡整个欧洲和世界，导致欧洲众多王室丢掉了权力，整个世界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一直浏览整个世界历史的话，就知道历史中的人们一直企图寻找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模式。
西方带给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而这个制度今天看来并不完美，看来他们的聪明才智已经用尽了。从西方民主制度在欧洲以外的表现来看，它只能保证在传统的欧洲、美国等社会中有效，并没有普世价值，并且就是在欧美国家内部也远称不上和谐。也许，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欧美还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富足强大的地方，但西方内部其实早就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根本算不上是一片阳光圣土，早在1972年，英国人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一次演讲中就一针见血地责问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充分就业、相对繁荣和公共服务的改进，为什么一些问题还是那么显著地持续着？”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提出了著名的“剥削循环”理论，如图所示：这就说明，西方的社会还是会导致许多人总是逃不出这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还是始终有这样一个阶层享受不到富裕生活。
“……在座的这群人专心倾听着他（格林斯潘）的每一个用词，但这位美联储主席没有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如同自己心中的那股愤怒。他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提高嗓门：‘拿现行制度进行赌博的行为不断地大量发生，直到这一制度被破坏为止。资本主义不起作用了！一直存在某种腐蚀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③
这是格林斯潘在一次美国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愤怒的声音。此前，由于美国环球电信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宣布破产而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会议上就大公司CEO的职责上发生了辩论，格林斯潘指责美国频繁发生的经济事件，可见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美国为之骄傲的经济制度看来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漏洞。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今最为繁荣昌盛的美国社会也逃离不了这种循环，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人本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社会。
但在这个出发点和归宿之间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人们不得不因为生存和竞争而组成社会，而组成社会的目的却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生活，然而，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相互竞争的压力却导致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心满意足——或者说是为所欲为地生活。
历史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向人的最终归宿点前进，就是要不断扩大可以称心如意地生活的人群数量，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不断地利用机器创造出价值，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其实，真正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是以这两个准则来衡量的。这两者的核心问题实则就是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否平衡的问题。自然，这种平衡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同的。纵观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逐渐由集权制向分权制的过程，古希腊和罗马的那种元老院实行的民主其实只是一种集权运用制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况且，它的军事色彩不仅十分浓厚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每一个角落。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相平衡的的问题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以及所受到的外界影响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十分敏感，又往往成为问题的爆发源泉，如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往往起因于农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满，往往通过军事反抗来达到重新调整国家统治权与民权的合理分配，而当这种平衡处于较传统位置时，国家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则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