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7）
欧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向外扩张是欧洲一贯的主张，如十字军东征等。在纳粹德国，向外获得生存空间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和这种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人口压力也非常适合这个口号，如果中国按照这种理论去向外获取“生存空间”，那无疑就是奉行侵略政策。中国的文化习俗是内向，如在农业上，中国讲究精耕细作提高产量。
在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谋略圣经，中国人不习惯大规模对阵式的战斗，而是追求以精锐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赢取胜利，与罗马那种数万人排成整齐的阵列大屠杀式的战斗有本质的区别。事实证明，用兵之法还是中国人的方式更为符合节省人力、物力的战争原则。从一战那种阵地对抗到二战的大规模运动战就是这一原则的例证。在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是以占领对方首都为赢得胜利的标志，促使对方投降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失掉首都并不意味着失败，如唐朝，长安被安禄山、史思明占领，但这不影响皇帝的权力，只要唐皇没死，他的威严就在，国家就没有失败。
在语言文字上，西方是拼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一个是听觉文字，一个是视觉文字。
在欧洲罗马帝国之后，整个欧洲就一直处于分裂的竞争中，而在中国大一统是一个神圣的目标，统一中国实则是每一位帝王的职责。
●中庸之道：兵与谋的和谐
中国的儒家思想教人的处世准则是——保持中庸，不做过激的事，不做没分寸的退让。
难道中国人是畏首畏尾吗？不是，这实则是一种和谐。中国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是兵伐与谋和两种手段共用，单纯的用兵既劳民伤财又效果不佳。而单纯的求和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体现。我不同意那种只看某朝某代的边疆政策来断定这个朝代的边疆政策是软还是硬的作法。中国的历史是连贯的，中国的统治者在考虑对外是否用兵的问题上往往参考过去的用兵事宜，再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才做决定的。这就表现为有时是以战为主，有时是以和为贵，如同在汉代，既有霍去病、李广的北伐，也有昭君的和亲。这种历史连贯性地用兵和用人手段实则追求的就是一种兵与谋的和谐，因为无论是用兵还是和亲，都是为一个目的——保持边疆的安宁，这是最大的利益。在中庸之道中，这就是关键，也即只要符合今日需要就可以了，不必要的时候，就不采取激烈手段，也就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思想日渐融入民间后，就形成了这种中庸的社会价值观，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去两头，取中间的方式，而是有深刻的内涵的，河水中的鹅卵石为什么都是圆的呢？相信这个问题谁都知道。
海外华人往往都能在当地得到成功，如在东南亚，无论是在菲律宾、印尼还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所掌握的财富几乎可以支撑当地整个社会。但一般情况下华人在当地社会都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这证明了中庸的思想是一种成功的思想，它体现在商业上也符合商业之道，作为商人，广结社会关系，尽量保持各种良好关系是商业成功的基础。而在商业调查中显示，中性的商品也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胃口，也就是符合了大部分人的消费观念。
在用兵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也是中国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在欧洲则习惯直接由战场胜负来决定政治胜负。这种攻心战的策略实际上最符合人类心理，一个国家无论军事发达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完全赢得胜利，如“9。11”事件——美国的强大人所共知，但它在伊斯兰世界不得人心的活动却招来各种恐怖方式的打击。只有在赢取民心之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在心理学上，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心悦诚服之后，才会真正放弃对他人的攻击心理，如果是口服心不服，那么只是一种表面安全，而实际上要有机会，这个人总会要施以报复。
中庸之道并不是来源于一种思想，实则也是在春秋战国中锤炼出来的一种策略，一种经过了战争、社会活动和权力斗争检验的策略，既进攻，又留有余地，攻敌之骄，挫敌于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目的。
●大一统与根文化
在《三国演义》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整个贯穿三国演义的主旨就是谁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就成为中国大政治的历史命题，在以后的历史中，每逢国家遭遇分裂的时候，无论哪一个诸侯，他们都被赋予统一中国的使命，无论是谁都不愿公开违背这个主题。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大一统呢？因为对中国而言，这是国家利益的根基，中国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大一统的政治气候，每逢分裂之时就是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发生大倒退的时刻；相反，在唐初、明初、清初这样大一统完成后，中国社会则几乎立刻又开始了充满生机的发展。动乱对中国社会而言，唯一的好处是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在动乱中发展变革思想，在和平时发展治国思想，但无论是变革思想还是治国思想，它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了国家重新统一，更好地发展，避免再次分裂，祈求社会盛世永存。
说分裂的时候，中国只有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地向前发展，因而统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在中国北部，长城是中国不朽的历史遗迹，它和西安的兵马俑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如伯布卢斯约曾希望的那样有一道“永恒的城墙”，古罗马和中国一样，都曾有过一道长长的城墙，希望用这道城墙来隔绝蛮族人的入侵以保城内的统一安定，只不过中国的城墙更加宏伟，无论罗马还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它的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文化思想基础都是为大一统国家量身定做的，所以，如遇到分裂，它就会丧失力量，因而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是维护“永恒之墙”内的一切的手段，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下，事实也证明更有利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在美国的历史上，南北战争就是一次遏制美国分裂的例证。试想一下，如果在北美存在两个美国，会是什么样？重要的是，其中任何一个美国恐怕都不会拥有美国今天的实力和地位，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德国会不会早已统一了欧洲呢？相反，当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后就再也没重新统一起来，西罗马帝国也因此很快消亡了。
“当耶路撒冷正在进行神学论战时，从西方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我们听到罗马如何被包围，听到罗马市民如何付出一笔赎金以避免灾难，听到他们在遭受勒索之后又受到围攻，在已经丧失财产之后又要被剥夺生命。我正在讲道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张口结舌，声音哽咽。这个城市曾经征服过整个世界——她居然被攻占了”。
这出自圣指罗姆的《书信集》，写于公元412年，当然这时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消亡，但这和它最后成为日耳曼人的羔羊时的情景别无二致。
林肯的伟大在于他遏止了美国的分裂，正如奥古斯都奠定大罗马帝国的基础一样，大一统是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否则，美国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很难说了。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8）
与大一统这个政治气候遥相呼应的是民间的根文化，“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甜。”思乡之情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特殊情感，“乡音”是身处海外的华人倍感亲切的声音，“落叶归根”又是漂居异乡多年的人最祈盼的事情，李宗仁在他晚年的时候，就抱着这种情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张学良这位时代英豪虽然客死他乡，但他晚年却一直希望能到东北老家看看。这种根文化实际上是大一统思想在民间的延伸，它非常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如在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东亚地区曾当其冲，实际上这些外资中，海外华人集团的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俄罗斯一位人士所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改革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庞大的海外侨胞，深深根植于华人心中的根文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宝贵资金，没有这些华人资本的投入，中国的改革进程无疑要迟滞许多。
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根文化实则都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表现，这种凝聚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大一统思想为政治上形成统一国家作准备，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会拥有稳定的社会，而海外华人又因根文化这种强大凝聚力而习惯于将资金投向国内，而不会致使海外华人的资本分散，这样在全世界就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网，中国则是一条撒网的大船，由于海外华人的数字庞大，又遍及世界各地，那么这张图究竟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1）
●中国与欧洲——阴阳两极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有太多与西方明显相反或相对的方面。
中国历史以谋求大一统为主，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均强调统一，中国大多数时间也是处于统一状态中，而西方正相反，西方世界是一个零散的世界，在这里谋求统一几乎就是不得人心的事，即使依靠罗马军团或是亚历山大这样的强权统一欧洲实际上也是短暂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尽管它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海上威胁，所以它的战争都是依靠陆军解决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海战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洲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属性地区，没有海军的参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决定下来。
中国国内政治是第一主题，国家统治者一向谋求长久、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国家间政治决定着国内政治的走向，各个国家统治层也并非像中国那样坚决地谋求稳定，而是经常更迭，也包括领土、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变化。
中国皇室一向非常看重血统的正统性，如果有混淆皇室血统的现象则要么被族杀，要么意味着改朝换代。在西方，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继承者也往往不是嫡亲，甚至是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即养子，或者干脆在毫无血统关系的人中挑选，并且，欧洲皇室在后来普遍有请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甚至是敌国皇帝、皇族为本国国王的现象，这在中国会令人大惊失色的。
还有许多，如中国一向是世俗权力统治国家，而欧洲宗教势力异常庞大，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方面几乎体现在任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讲究合餐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努力；中国人不喜欢冒险，而西方人一向视冒险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人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而欧洲人认为战争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中国对藩属国是以建立纳贡和赐予的体系为主，连郑和下西洋都是抱着宣扬大明帝国威德和富有为目的的，而西方一向用坚船利炮开道，强权贸易为后的办法与世界打交道；上至历史政治，下至百姓生活，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方面太多了，甚至在股市中中国以红色代表上涨，而在西方正相反，红色是下跌的象征。
这些对立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可以解释为文化的简单差异，但如果在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领域都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方式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差异了，而是有深刻的文明对立内涵的。无论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文明，都是由众多历史前期的小文明汇聚而成的，并且都受到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等和影响。并且罗马与西汉也曾有过相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为什么今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走向了两个正好相反的方向呢？
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主导了世界现代文明，但作为文明另一极的中国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越来越强，为什么？也许，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阳极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阴极的世界也无法生存，所以可以说矛盾创造了历史——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农民地位同等重要；矛盾创造了财富——大英帝国的舰队与郑和的皇家舰队使命显然是对立的，但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爱的法则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的第五十三章有这样一段话：“用基督教的术语说，上帝的孩子们的那种光荣的自由是他们在爱的法则下所享受的，是上帝本人所拥有的最完美的自由，博爱的上帝不惜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行施这种自由，为的是拯救他的创造物——人类。爱的法则就是上帝自身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下，上帝在人的面前树立了一个精神完美的理想，向人提出挑战，而人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是接受这种挑战，还是拒绝这种挑战。爱的法则使人有自由选择是成为罪人，还是成为圣人；它使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权选择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说得很好，人性中本就有向善与向恶的两种倾向共存。到底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则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思想是人的灵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则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也就决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走向。在纳粹德国，当法西斯思想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后，整个德国就成了一个罪恶的漩涡，卷进这个漩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这也就决定了德国、日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丧失自己理性的思考；同样，所谓正义一方的美、英等国，也就只好被迫做出选择，不知当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天堂相互而遇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求生存、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在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会得到响应；相反，如果与人性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就会遭到无情的抵制。但同样，如果无节制地放纵人性中的掠夺性，那就无疑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则非常好地处理了“过”与“不及”两者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一个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中。
只有符合人性的思想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是一条法则。
以民族平等为例，中国历史上多数是汉族建立的帝国，但在汉族政权统治时，从来没有实行过像元帝国时期那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在这个帝国中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契丹、回等民族第三，南方汉人最低。同样，印度也曾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欧洲尽管没有明文规定种族歧视，但建立了事实的等级社会，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类似动物保护一样的保护区政策等。所以说，汉文明是一个真正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也是最有资格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民族平等地发言，提出建议，并提供力量支持的文明国家。
西方的理论家们尽管也曾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就阐述过应该尊重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也曾用“世界律令”这个概念企图让野蛮的欧洲人接受慈善的道德标准，他甚至反对殖民政策，强调民族公平。但显然，在殖民掠夺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说教变成了令人讨厌的蚊子声。
一直到上世纪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欧洲诸国终于被彼此间的角逐拖垮了，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开始摆脱这些欧洲老爷。整个50～60年代，遍及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成了一个辉煌的“脱殖民时期”。这时欧洲才被迫接受民族平等这个观念。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2）
中国是提出现实、公平和可执行的民族策略新国家。中国建国后在国内实行的民族自治区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种政策一直良好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了，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民族和睦，这种效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中国在未来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如果能为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