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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外国家政治原则是第一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后，顺利参与到全球化之中，然后迅速取得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的骄人成绩，这种贸易和投资又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在贸易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尽管在表面比较平静，但美国主导的全球统驭战略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苦涩和矛盾：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有所恢复，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信心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周边一些传统势力国家内的尊敬；另一方面，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已经直接渗透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任何大国而言，另一个大国将军队驻扎在其周围弱小邻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事，如中国曾经尽力反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美国对朝鲜半岛和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中国此时却不得不容忍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渗透。如果说冷战结束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抢占世界能源重地和填补世界权力真空的开始的话，那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则是在努力构建一个美国的权力堡垒和美国式世界的开始了。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将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含义定义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愿冒任何战争危险的话，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赌注。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如果由于国际社会不理智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国重新衰退的话，那会引来一场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噩梦。如果像美国一手主导的1986年的“广场协议”那样遏制日本的政策和70年代能源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的崛起显然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它也等于点燃了中国本来就对世界不公感到不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一个将世界的繁荣都压上了的赌注：鲁迅在中国纷乱的年代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消亡。”世界愿意设立这样一个赌局吗？
其实，中国提出这个政策同时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力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
——中国维持和平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得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进程；
——在国际社会不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参与国际合作，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恐怖活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谈判，此前也负责任地参与到维持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活动中。同时，中国也没有鼓励亚洲的地区主义，没有离间日本与美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参与到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在事实上等于说表达了以上的信息，即维持现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与日本、韩国的战略关系；参与战略合作——做朝鲜核危机的斡旋国，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正常的全球贸易——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否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中国西部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然，一项国策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就“和平发展”这一概念中国内部也存在一种担忧，这显然直接和台湾问题有关。这种担忧认为，中国在此时提出“和平发展”，是否会限制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使用？这种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台湾问题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而中国一直也没有承诺要放弃使用武力，同时，自古以来使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另外一种担忧是，使用“崛起”一词是否恰当。这种担忧认为，崛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总要有随之而来的纷乱甚至战争，这也许会加重亚洲邻国和世界大国对中国的猜疑，这进而会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2）
●中国的崛起从不依赖扩张
自1492年以来，欧洲的崛起导致整个世界在500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了一种欧洲中心形态，这也导致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渐渐扩张。在国家崛起研究上，也认为欧洲国家的崛起过程是一种普遍崛起过程，具有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如果你公平地以国家或文明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国家的崛起有很多种模式，而并非仅有欧洲一种模式。
欧洲的崛起是一个海盗文明模式，即首先向海外进行海盗式的殖民占领、财富掠夺、奴隶贸易，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和资源进行工业革命——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支持，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宗教革命将一筹莫展。
说欧洲是一种海盗文明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这种海盗方式几乎从民间到皇室都普遍参与，在伊丽莎白晚年，每年有一二百只私人海盗船出航，带回15～30万英镑财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德雷克。仅1577～1580年间的一次环球航行他就从南美洲西海岸夺回50万英镑财富，等于王室一年的收入，女王分到16。3万英镑。
说没有殖民地财富欧洲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贫穷中也同样毫不夸张，中世纪欧洲的银矿集中在三大地方。一是蒂罗尔。1523年，这里出产的纯银价值折合55855马克，1570年只有2000马克，16世纪末产量几乎为零；二是萨克森的安那堡。1545～1560年期间，年均产银18024公斤；三是波西米亚。1532年产银115434公斤，16世纪末几乎降为零。总之，以德意志为中心的欧洲白银产量，在16世纪中期达到高峰，年产6。5万公斤，此后便逐渐枯竭。匈牙利和萨尔茨堡的金矿产量这时也十分有限。总之，在1500年美洲金银到来之前，欧洲累计只有2000吨金和2万吨银。
16世纪以来，欧洲金银的主要来源逐渐转向海外：1485～1520年间从西非运抵里斯本的黄金年均半吨以上。17世纪来自莫桑比克的黄金年均1吨，更大的黄金产地是美洲：1500…1650年间，从南美洲合法运入西班牙的黄金累计181吨。（通过走私、海盗和直接贸易流入欧洲的黄金更多，这使欧洲黄金的总存量增加了5％左右。）1693年在葡属巴西发现黄金，从这里向欧洲流入黄金持续大半个世纪：1701～1720年间流入欧洲的黄金折合1。5亿马克，1741～1760年间高达81。6亿马克，1764年以后急剧减少，19世纪几乎为零。16世纪从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的白银共16632648公斤（主产地墨西哥），黄金181234。95公斤，走私除外。截止16世纪末，西班牙帝国拥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此后墨西哥白银的年均产量仍在增加。
自1492年至1945年这种鲜血淋漓的野蛮扩张、征服和掠夺共进行了450年，然后欧洲和美国等欧洲社会才开始了所谓的文明阶段，欧洲人表现的文明一些也不过是近半个世纪的事，其实直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多数国家才开始正式脱离殖民统治。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奉行过这种海盗式的发展。中国的历史表明，传统中国成为东方大国的模式与欧洲几乎截然相反，欧洲是一种外向型的崛起模式，而中国则是一种内向型的崛起模式，即中国的崛起不是依赖对外扩张和财富掠夺，而是依靠内部的经济发展。如中国自秦统一以来，首先就进行了货币、度量衡、书写等一系列的统一，这实际上就是一次金融、法律、制度、贸易规则等的改革，这和秦统一前进行的商鞅变法一脉相承。商鞅变法实际上就是建立了秦王朝的信用制度，今天我们知道，这种制度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这不就是一次统一大市场的改革吗？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其实罗马帝国远没有达到秦汉帝国统一市场的水平。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中国历来谋求统一其实也正是谋求统一的市场，没有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将混乱不堪。
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期是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宋帝国、元帝国、明帝国和清帝国，这不同时期的六大帝国一旦完成了征战——目的是为了统一，只要帝国应有的疆域得到统一后就不再对外进行无休止的征服战，然后就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之后很快就进入到繁荣强盛时期，这期间并没有依靠任何掠夺来的财富。中国这六大帝国也曾和周围国家建立藩属关系，这也称之为一种纳贡体系，但考察历代中国和各个藩属国之间的纳贡财富可以发现，各属国的确定期向帝国进贡，但往往帝国的回赠要大于属国的进贡财富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的“厚往薄来”的纳贡贸易，这与其说是建立财富上的纳贡体系还不如说建立的是一种意志上的纳贡体系，即中国实际对周边进行的是帝国威严的征服而不是财富上的掠夺——这和罗马帝国完全不同，可以说，罗马帝国就是建立在完全的征服、掠夺之上的，罗马人倾全国之力只为建造一个罗马城，而中国繁荣富足的城市遍布全国。尽管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几乎是同时代的，但实际上罗马帝国是一个标准的奴隶制国家而秦汉帝国则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制国家，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历史档次中，从文明进化的比较上来说，罗马实际上落后秦汉帝国1000年。
从军事角度观察也能看出——如果要进行财富掠夺则必然进行战争，如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几乎每隔十年就进行一次大的侵略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中原地区的财富，中国历代极少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发生，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即证明帝国的权威，而不是要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中原帝国往往认为这些国家是天下偏远之地、蛮荒之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掠夺的价值。
从财富的角度也证明如此。我仍以1492年至1800年这段时间为例——西方正是在这段时间崛起的，从这段时间世界财富的流向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西方是依靠舰队从世界各地席卷财富，而中国则用中国强大的贸易能力从西方赢得财富。这也说明，无论是在隔绝的东方世界里还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都完全有能力赢得世界。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也等于发现了世界金银矿。“1493…1800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产量在16、17和18世纪分别为1。7万吨、4。2万吨、7。4万吨。这些白银的40％经过海外贸易公司，主要是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贸易逆差的手段运往中国，其次是印度等亚洲国家。运往波罗的海和利凡特的白银，有一部分最终也流入中国；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②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3）
●和平发展与和平应答
中国此时提出和平发展的策略，就其心意来说，应该有三点：
一是昭示中国自改革以来一直没有明确说明的国家对外总体策略，也是对国内政治战略的定位；二是对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三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试探，即如果国际社会不过分干涉中国，中国也就有可能回报友好的微笑，反之，则有可能激怒中国。现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在等待国际社会的回馈信息。国际社会该如何回答呢？是撕掉虚伪的民主、自由面孔，说“不，——无论你是否友好，都与我的目的相悖，即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强盛的中国！”还是说，“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
自然，无论哪种答案，都会令国际社会头疼，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其它大国显然不情愿看到任何形式的强大中国出现，但全球化中的利益流动与相互依赖的存在又清楚地表示出，中国的繁荣也显然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实则，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权力与利益的一场没有谈判桌的谈判。
国际社会首先需要相信中国这个策略的诚意——维持现状与中国提高军事力量间似乎是矛盾的。中国既然首先主张这样一个外交策略，就必然要进行诠释。另外，世界清楚中国拥有2000年的智慧，如何知道这不是一个缓兵之计呢？一个争取和平、赢得时间的手段呢？即当中国完成崛起之后又当如何呢？显然，中国还必须有一个后续的、完整的和平远景规划，以释众疑。第三，中国应使周边小国相信，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坚定不移的，友好的睦邻关系前景是共同发展。中国必须安抚这些周边国家。第四，中国还必须解除美国的疑虑，中国是否打算将美国的势力逐出亚洲呢？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一直是占主流的，如在布什政府时期的主流对华观就掌握在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手中，也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此时，中国必须对美国耳语：“美国是亚洲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现有的利益。第五，中国还必须对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其他大国解释，以往主张的多极化理论是否已经过时？是否中国打算放弃这种理论，或者解释清楚和平发展与多极化理论并不冲突。第六，中国还必须密切注意“台独”势力对此如何做文章。台湾问题现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台独”势力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中国。第七，尽管和平发展政策主要是一项对外政策，但国家政治是一个整体，国际社会会关注中国的国内社会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调整。第八，中国的民族主义伴随中国的强盛近年来一直较活跃，上层主张的和平发展是否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呢？当中国强盛之时，中国是否会出现日本和欧洲曾大规模出现的极端或排外民族情绪呢？第九，中国和平发展政策与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之间将确立什么样的指导关系呢？如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与东盟国家的南沙群岛问题等。
相信中国中国的暗示
日本曾经在近代两次阻止中国的崛起，一次是在中国洋务运动的时候，即1894年的甲午战争；另一次是在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当张学良完成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中国统一，而日本终止了中国统一的梦想，重新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也就重新分裂了中国。
当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企图阻止德国崛起的时候，德国使用强大的武力证明了德国崛起的不可阻止；美国和前苏联也曾分裂德国，但一旦冷战结束，德国立刻重新统一，这也证明一个大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统一性。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而且就其在东方的地位而言比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更重要。当几个大国企图阻止另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噩梦，这一点是德国在二战中留给西方最重要的教训——当一战结束后，法国企图使用传统的肢解国家和压榨财富的手段来瓦解德国，德国仅仅过了20年后就报复了法国。
不要企图阻止、分裂中国，毕竟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他的历史尽管尊崇和平，但他也同样有强硬的时候。西方也许认为，中国历史上多用贿赂、婚嫁、赏赐财富的手段安抚周边藩属国，而不倾向于采用军事手段，但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多认为这些手段要比军事征伐节省资源和国力，而不是不具备军事手段。当然，中国的文明中的确有阴柔的一面，但在观察中国2000年的历史后，会得到这样的判断，一旦中国人认识到过于阴柔的危害，或者认识到所有和平的手段都无效的时候，就会不得不采取完全对抗和惩罚手段，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1937年后，中国全民族意识到中国已经完全不可能与日本达成和平，也不能依赖国际社会的关系来保障中国的利益的时候，中国就会进行殊死的抵抗，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和中苏边境冲突都表明，只要中国实力稍有恢复，中国就会在和平努力失败后诉诸武力解决。中国的警告已经很明确：国际社会不要欺人太甚，否则会为此付出代价。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1）
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再证明，它总是在危机过后迎来强大。对中国大一统的各个朝代进行研究，可以大体得出这样的规律：自秦帝国统一中国以来，历经汉、晋、唐、宋、元、明、清这样几个大一统时期，总体而言，中国越来越强盛，而不是历经几次危机后就一蹶不振。在世界历史中，所有大国几乎都是经过一两次危机或全面战争后就会崩溃或者衰落，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每一次经过分裂、危机之后，它都如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版图越来越大，国力越来越强，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两大统一朝代间四分五裂状态的延续时间越来越短，进而变成一个大一统更迭另一个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