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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年收到数十个剧本，有美国的，也有外国的。中心聘请评论家先看，还请有经验的教授来挑选，每年讨论两三个剧本。如果是有可能改好的，甚至可以推荐给专业剧团演出的，他们还帮助作者加工，并在中心请导演粗排，然后再讨论出修改意见。无疑，这样做对青年作者有极大帮助。这次，我也参加了观摩和讨论。当时特别请了康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一位导演来排演一个新剧本。因为中心是民间筹款来办的，经费不多，所以，那次上演初排的戏剧就是在野外搭了一个临时的舞台，颇有点像早年中国的草台班子一样。但在那个晚会上，观众都非常严肃认真。新伦敦市的市长和几个市政委员也都来参加观看。可见他们对这种艺术专业的重视。
在奥尼尔戏剧中心参加活动时，遇见了我国著名戏剧家英若诚、黄宗江和陈禺。
他们都是中国著名的导演和演员，他们除了参加讨论剧本外，还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戏剧和发展情况。
一个晚上，几位中国戏剧家举行了一次中国戏剧专场晚会，附近的居民都兴致勃勃地赶来观看。当时，我虽然也参加了中心的活动，但因住在老怀特先生家里，没能和三个艺术家朝夕相处。我只知道他们要演出两个著名戏剧的片断，一个是曹禺的《家》，另一个是昆剧《十五贯》。那晚上我到了广场，只见在一根高高的木杆上挂着一个中国式的红灯笼，上写“中国之夜”。令我纳闷的是，一共来了三位，只有两个是演员，其中倒是有一个名导演。怎么演呢？我看见陈禺走过来，我便半开玩笑地问她：“你们的戏法怎么变啊？两个演员能演两台戏？”她拉着我一起和乔治·怀特先生、市长及富绅等打过招呼，就在木搭的看台上坐下了。这几位艺术家真有本事，先是由英若诚扮演况钟，黄宗江演娄阿鼠，舞台上就一条板凳，两人就演出了《十五贯》中私访一折，还真引得观众大笑，并使劲鼓掌。黄宗江看来还年轻，但恐怕已是花甲之年，居然翻了几个跟斗。后又由英若诚饰周朴园，黄宗江饰周萍，当时任翻译的谢容津充当侍萍。可能还有一个节目我记不清了。这几个艺术家居然真搞出一台“中国之夜”晚会，真是了不起。选择的几个片断还真有代表性，观众们也都十分欣赏。这些片断也确能让美国人民了解一些中国的戏剧。
我在奥尼尔中心和中外艺术家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这也是我这个大使夫人不作为夫人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这种活动对我还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五部分第60节：洛杉矶奥运会片断
1984年7～8月，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这次奥运会世界各国都很积极参加，我国体委也派出相当庞大的代表团（约有300多人）。1984年，我国在一些运动项目如女排、女篮和体操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他方面进步也很快，所以国内对这次奥运会很重视，驻美大使馆当然也应该很好地配合工作。那时，我国还没在洛杉矶设立领事馆，一切由旧金山总领馆统管，设了个点，租了一幢房子。
文晋对国内派来这样规格的体育代表团十分重视，在首批人员到达前，他已去旧金山与当时的总领事唐树贝商讨接待及后勤事宜。代表团当然是住在洛杉矶指定地点，但总领馆对代表团尤其是运动员们的生活照料也很重要，因此，首先必须把洛杉矶工作点的人员充实一下。文晋特别关照总领馆人员，国内来的青年运动员很可能不习惯吃外国饭，时差也较难适应，要常常为他们准备稀粥、咸菜、馒头、饺子之类的食物。文晋预料得很准，果然，许多运动员不适应美国生活，尤其是饮食。在运动会期间，总领馆、特别是总领事对代表团照顾得很周到，轮流请运动员来吃饭，有时甚至送饭到运动员驻地，使运动员倍感亲切。
奥运会开幕前，文晋第一次去洛杉矶时迎来了团长李梦华和顾问黄中同志，和他们一起回到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这一则可以让他们在首次来美后游览一些地方，充分得到休息；二则也可以了解国内各方面情况和代表团需要什么协助。没过几天，文晋又和他们同去洛杉矶欢迎代表团的大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开幕式前文晋会见了我国全体运动员，表示大使馆就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美国的家，全馆人员准备尽一切力量，随时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他希望代表团全体成员也把使馆、总领馆看成是“家”，有什么困难和需要都请提出来，事不拘大小我们都会重视和解决。同时他还鼓励运动员们为国争光，取得好成绩。那几天，文晋不仅留在洛杉矶观看比赛，而且常常到运动员住处和他们交流，因此他非常高兴的结交了不少青年朋友。
文晋因为工作极端繁忙，不可能在洛杉矶逗留时间过长，所以，开幕几天后就回到华盛顿并去纽约开会了。到8月10日奥运会闭幕式前，他又抽空去洛杉矶。这时，中国女排已获冠军，李宁取得男子体操多项金牌，大家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这是我国体育运动首次取得辉煌战绩。我观看了奥运会的闭幕式。在美国，这种重要活动都采取比较自由松散的方式，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仪式，各国运动员入场也不列队，只见有人在队前打本国旗帜。惟有中国运动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获得全场阵阵掌声。引人注意的是有美国最著名的歌手演唱，也有一些表演，因此，场内观众的情绪很热烈。记得1976年我们在加拿大时，在蒙特利尔也观看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举办奥运会非常认真，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安排了很好的项目。最使我难忘的是女子体操决赛的场面。罗马尼亚女子体操队的纳迪亚·科马内奇年仅14岁，还是个非常漂亮的娃娃，却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平衡木、高低杠、自由体操三项都得了满分，引起全场轰动。在每个项目结束时，观众都从席上抛下许多鲜花，继而又为这名可爱的女运动员抛来许多玩具，有布娃娃、小动物什么的，最后还有一位观众入场送上一个几乎和她差不多大的洋娃娃，引得全场观众热烈鼓掌。罗马尼亚也从此进入了体育强国的行列。而这次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在闭幕式后当晚，洛杉矶的各界华人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了联欢并欢送会。这是在洛杉矶当地从未有过的盛会，参加者有3000人左右。本来在洛杉矶的华人分为许多的小集体，政治信仰各不相同，很难得聚集在一起，这次为了与体育健儿们相会，大家走到了一起。因为体育健儿们取得辉煌战果也表现我们国家的日渐强盛，而华人绝大多数都有一片爱国心，所以这次联欢不管什么政治信仰或思想倾向的人都来参加了，而且情绪至为热诚真挚。当运动员们整队进入宴会厅时，全场欢声雷动。在他们坐下后，大家蜂拥向前，拿着各种本子或当天请帖让运动
员及教练员们签名留念，谁也顾不上吃饭了。后来听说，那天晚上郎平、李宁、袁伟民等都签了上千个名字，回到住处连抬手都困难了。从这次奥运会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步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中国强大了，已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到了九霄云外。文晋非常高兴地说：“健儿们，你们是国家的骄傲！你们才是最好的大使！”
第五部分第61节：深切怀念章文晋先（1）
章文晋先生走了。他离去得那么匆忙，使我至今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他生前立有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他走得那么悄然。我只能写下几行字，以寄缕缕哀思。
1983年3月，章文晋先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我正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进修。虽然远在西海岸，却不时听到从东部传来的对章文晋大使的阵阵赞誉之词。美国人对中国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由衷钦佩，安排他递交国书的时间与仪式都不同于常规；美国学者们称他“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美国华人社会更为祖国派来这么一位资深的老外交家感到亲切自豪。
1983年初夏，当我与其他在旧金山湾区留学和进修的中国学生、学者得知章文晋大使要来伯克利大学看望大家时，心情都非常激动。人们说，在国内很难一睹这位老外交家的风采，现在身处异国他乡，看到伟大祖国的代表，心情就更不平静当章大使在旧金山总领馆的同志陪同下稳步走入会议厅时，厅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当时的章大使已是近70岁高龄了，满头银丝，但说话时语言铿锵，平稳中透着一阵阵暖意。他向大家讲述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代表祖国亲切地问候海外游子们。我眼眶湿润了，我身边的一位平素有“中国硬汉”雅称的学者亦不断擦着眼角的激动泪水。我后来知道，那时章大使才到任不久，外交活动异常繁忙，但他坚持要抽出时间到大学来。章大使本人早年曾留学欧洲，懂得在异国留学的艰辛，而振兴中华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章大使的一番苦心都在不言之中了。
1983年冬天，我陪同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项子明同志访问华盛顿。章大使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大使官邸。他与项子明同志彻夜长谈，我则在他的书房里休息。我对他的书架印象很深，上面放着不少英文原著，其中多是有关美国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书。我后来曾就这些藏书问过章大使。他说，搞了一辈子外
交，但没有认真学过外交学，只是在50年代，周总理让他看过一本有关外交的书，看后觉得外交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现在在工作中，实在觉得需要多看书，多了解具体甚至细微的情况。他后来决定在使馆专门收集一批有关美国政治外交的图书，曾叮嘱我参与开一些书单。他的助手杨洁同志到旧金山，我们还一起到书店挑了相当一批书。
1984年春天，我赴华盛顿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章大使专门在大使馆设招待会招待与会的华人学者。著名曲艺演员魏喜奎女士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演出。在招待会上，她一曲京韵大鼓唱罢，满座叫好。章大使亲切地对大家说：“送上一点儿乡音，是一点儿心意、一点儿精神上的礼物。”一位资深的华人学者说：“这个礼物真是无价，我们等了几十年了。”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收集研究资料，住在使馆。一个周末，使馆同志通知我，章大使约我星期天上午去大使官邸聊聊中美关系研究的情况，并在那里吃午餐。我如约前往。那天章大使还约了另一位原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同志。我们见章大使，都觉得机会难得，一吐为快。大约11点半时，原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彭迪走了进来，责备我们说：“你们只顾谈，大使夫人一个人在厨房呢。”我们这才想起这是周末，大使夫妇给工作人员放假，自己却不休息。细微之处自现风格与境界。多少年了，我每每想起，仍倍觉感动。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曾经兴奋地对我说：“章先生了不起啊！他是‘儒家外交’。”我顿有所悟：一种文化的代表能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展现魅力，所靠的不正是本身文化的特点与所长吗？我亲眼目睹了“儒家外交”的风采，同时也深思它的内涵及渊源。我至今尚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章大使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学生。他身体力行了周总理的外交风格，并不断地将这一外交风格展现于世界。
第五部分第62节：深切怀念章文晋先（2）
张颖夫人曾对我说过：“总理对我们章家有四代人的情谊。”章大使每每提及总理，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深情。这种深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怀念，而是一种要将事业继续下去的决心。1986年10月，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当时章文晋先生已回国任对外友协会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他不仅亲自主持了开幕式，还出席了几乎所有的会议讨论和活动，并几次在会议上发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马歇尔使华”，章文晋先生在发言中生动地介绍了他在那一段时期跟随周恩来同志与马歇尔谈判的情景。在会议结束时，章文晋先生动情地回忆道：“1947年初，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周恩来同志当时指示说，一定要保存好全部材料，并说：‘总有一天，我们要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一项工作了，可以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了。”在章文晋先生去世的前两天，我在他家看到他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准备赴日本参加《周恩来与日本》一书首发式的发言稿。
文中叙述了他60年前在德国柏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以及后来跟随周恩来工作的许情况。那天在交谈中，他又一次告诉我周总理曾经对他的批评。那是因为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工作难做。听章大使讲总理对他的批评在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每次回忆跟随周总理工作，除了怀着敬仰之情讲述总理的为人处事之外，总离不开讲总理对他的批评。这一自省几乎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自责，而在追求一种精神的延续、一种人格的完美。中国人是相信精神的力量的。文天祥的《正气歌》被传颂了几百年。这种中华正气被20世纪的许多中国志士仁人所继承。章文晋先生经常谈周总理，他想发扬的是
一种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
章文晋先生非常关心与注意培养年轻人。他在兼任北大教授期间，曾经多次参加各种北大的活动。1988年5月，他到北大来给学生们讲自己从事外交工作的体会时，题目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他告诉北大的青年们说，他很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道我知道得很少（I know that I know very little。）。”他认为这种认识是很唯物的。每当友协请一些国外著名的学者来访，他总要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去参加一些活动，接触第一手情况。他和我共同指导一位研究生写硕士论文，他亲自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周文中先生写信，请他提供与论文有关的原始资料。周先生马上就回了信。
章文晋先生生前绚烂的外交活动使他结识了无数朋友。他是替中国在交朋友。许多外国友人正是通过他才认识中国的。他懂英、德、法、俄等语言，尤其谙熟英语和德语。我曾多次听他直接用英语和德语与外国朋友交谈，谈笑风生，使人感到自然亲切。1990年10月，北大举办“东北亚经济学术讨论会”。他不仅参加会议讨论，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亲自陪外宾到上海和江苏参观。在苏州一家乡镇企业缂丝厂，他以丰富的知识向外宾们介绍了这一相传2000多年的中国民间手工艺。
外宾们看着精美实物，听着介绍，赞叹不已，并马上表示要帮助开发国外市场。
我当时在一边不禁想，章文晋先生既能与外国政界的头面人物打交道，又能与国外学者们交朋友；既能严正地代表国家谈判，又能热心地帮助一家普通的乡镇企业开发海外市场，做什么都得心应手。中国的现代化实在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章文晋先生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北京出奇的寒冷，然而，遥望夜空，隐约还能看到依稀闪烁的寒星。记得他1988年在北大谈外交工作时，曾以“星群”来形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一批领袖人物。如今，他自己也乘风归去，融进天河中了。但是，那一个光点将是永恒的。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袁 明
第五部分第63节：难得的纪念品（1）
1985年春，文晋正全力忙于准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到美国访问。这将是继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后的又一高潮，也检验了自文晋出任驻美国大使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然而，许多人都难以料想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文晋却决定离任返国了。我也曾向他建议：国内还没有召回，为什么这么匆忙离任呢？是否可以等到这次接待任务完了以后再走？但他还是决定了，并且很快发电报回国，说如同意，他将立即开始辞行。以后我才了解，原来是国内已定了继任人，而这位继任者写信给文晋，说他希望能早日上任，而且希望能在这气氛比较好的时候来。文晋为人一直是这样，即处处为别人着想，而从来不想到自己，甚至有时忽略了对工作的影响。当然，对于这一说法，他是不承认的。他总认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