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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文学’是地地道道的反共汉奸文学，当时在这个口号下，演出了《赛金花、《石达开的末路》等。1935年我回到上海时还有革联，组织了业余剧人协会，第一次演《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我演女主角。当时演这类戏也是不正常的，但还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戏。演《赛金花》搞分裂，甚至要搞死我。我并不想做电影演员，但一举成名，电影老板来找我订合同。当时鲁迅尖锐批评他们这些，你想他们不要把他置于死地？如能接他到根据地，他能多活几年。像他这样的人无须入党手续，他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所以对鲁迅要历史唯物地看，他前期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期观潮；后期起来作战，一直到逝世。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英勇的旗手。”
维特克：“刚刚江青同志谈的党与鲁迅的关系，对外界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很有用。因为在这方面外界有很多模糊的看法。”
江青：“1933年陈赓住他家。瞿秋白叛变前也与他接近。1935年毛主席派人去接他，那时上海正围攻他。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还太少了，学习也不多，不过所说的都是事实。当他们要搞死我时，舆论通通起来，就是《大公报》不表态，他们逼我自杀，并放空气要绑架我。我认为不值一驳。那时我身体很坏，我薪水虽多了些，但我有家庭负担，我到供黄包车夫的饭铺吃馍，别人说我是怪物。惟一的嗜好是买书，书店的人认识我，我没钱，他们送书到家，以后再给钱。有时我还到当铺去当，真是没有法子。我那时的生活你们都不会理解的。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三次公演，都是成功的，但都赔钱。我从不揩男人的油。旧中国男女朋友一起外出，车饭费都是男的出，我不这样，有钱时抢着出，没钱时说，这次你出，下次我出。为了看嘉宝的《茶花女》，在第一流戏院，我到得比较早，等到朋友来时，我抢着买票，排了队要买票时，才发现被人掏了腰包，这次只好让朋友买票。看完戏又坐黄包车到处向朋友借钱。
“在座的同志都没有这样的感性知识。我还要养家，一个母亲，一个守寡的姐姐，当时要有气魄才能顶住。我天天上马路，你要绑架就绑。群众动了公愤，见了我拉手送花。《大公报》有个女记者，她要我表态。在路上还碰见另一个骂我的记者，要同我拉手，我说你用斗大的字骂我，我在这里等着你，我绝不离开上海。我本来要离沪，电影公司的合同没到期，加上这事更走不了。后来比较同情我的朋友说，你还是写，这才写了《我的一封公开信》。我被捕第一夜睡醒了，就想起苏联领事馆那面红旗，始终相信这面红旗中国会有，这样你就知道李玉和是怎么创作的了……”
第八部分第100节： 批《武训传》评《红楼梦》（1）
在8月27日晚，江青为了使维特克能了解她全部自编的历史，谈话就变得更为杂乱、东拉西扯，多次插进一些毫无逻辑的叙述。比如，她把赫鲁晓夫痛骂一顿；还提到阿登纳访苏、苏联逼债等等。从这些枯燥、混乱的谈话中，大家可对江青自编的历史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江青：“下面说一说到延安。我的信一出来他们没理了，不骂了，我可以走了。
我是‘七七’以后，‘八一三’以前走的，到西安正是‘八一三’。从洛川到延安是坐毛主席的车，当时不知道。一进城门，看见安澜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到延安诉苦，说有个党不要我，我怎么也找不到党，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说，没事没事。
“讲一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什么历史背景下决定开这个会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也到了延安。他们从1941年开始，周扬带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延安现在还比较落后，我们工作中有缺点，如果搞深井、梯田，那里是粮仓，但是开发很不够，这首先是工作做得不好，有坏人干扰。其次有点钱，支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延安你已去过了，现在延安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比起我们在延安的年代那已好得多了。但周扬这伙人就制造反革命舆论。团中央还同时出一个墙报，叫《轻骑队》，那也是恶毒攻击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他们原来住上海亭子间，到延安住窑洞，吃劳动人民的，但不下乡，不同人民接近，而干反革命的勾当。我们那时演了《松花江上》、《火烧飞机场》，还有其他健康的节目，如《兄妹开荒》。这时毛主席认为问题得解决，开始调查研究，他与所有的人谈了话，我有的一块参加，有的没参加。我参加开幕、闭幕两次座谈会。毛主席的讲话，雄辩地把这批家伙驳得体无完肤。这个作品我个人认为不是单讲文艺的，哲学、政治、文艺各方面都涉及到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如歌功颂德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是不歌功颂德的；写光明面黑暗面问题；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问题。主席说：描写黑暗者未必伟大，歌颂我们者未必渺小。
“历史背景是：王明回国，又带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防文学’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口号，这是斗争的继续。《论持久战》王明不登，封锁了。党校没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的《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打破封锁的办法就是到处作报告。我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你不需要人崇拜？那没有学生听你的课。问题是对待崇拜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对我，也是吹捧我，我知道就坚持压下去。这是我向你解剖自己。”
维特克：“由于解释了背景，就能更清楚了解。”
江青：“《新民主主义论》也应该谈一谈。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就要被别人统了。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它表现在各个领域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在莫斯科专门写文章骂我们。我们不理他就是了。
“我是坐着救护车进城的，那时没有自己的医院，搞不清敌人还是朋友，斯大林在世，他那里有个医院，我们出钱，长期包了几个床位，党组织把我送去治疗，我只有42公斤，全是骨头，那些教授很惊奇，这怎么能坚持工作呢？对于先治哪种病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先割扁桃腺，说不割掉老发烧，两边都烂了，手术较麻烦。我坐那里观察他。医生们说，你简直像个将军，英雄得很啦，割了半个小时。痊愈后还是不行，要养胖一点，送到黑海，住在雅尔塔会议的房子里，休养个把月，呆不住了，要求回来。在路上听到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眼泪掉下来。在我的车厢里还有他们校一级警卫人员，看我流泪还不懂。到莫斯科，他们还要给我治疗。斯大林接见我们代表团时，接见我。我感到主席可能要去，在一块可不好，不要给主席增加麻烦。我回北京了。
“我请求到农村调查土地、阶级关系，主席批准了。但到上海饶漱石把我扣起来，这是高饶事件。饶是个叛徒，他包庇3000多名特务，但那时还以为他是好人。
他不让我下乡，理由是特务多。他的公安部长说要我逛百货公司去。我说我是来逛商店的？要去你自己去。我坐在车上被带枪的人包围，不过不是公开对准。车子前面不是公安部长就是秘书长。陈毅同志说江青同志应会见一下文化界人物，我说中央没给我这个任务，如果华东局认为需要，也应请示中央。结果潘汉年陪我见了文化人。潘也是大叛徒大特务。后来好不容易争取，他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我列席就想赶我走。饶坐在我对面，说我是钦差大臣，我非常惊讶，觉得要赶我走。他们还把我整病了，我住在胜利大厦，他怕干部接触我，让我搬到他那去。让我住没有暖气的房子，盖上所有的被子都冷，发起烧来，他要请医生我拒绝了，多喝开水就好了。我争取机会到无锡，参加地委扩大会议，这样做一点调查研究。如什么叫水佃田、灰肥田，那里农民副业很多，单靠土地不行。我对蚕丝、茶叶也作了调查。四石米换一石蚕，农民才考虑，否则不愿。日本人在时把铁路两旁的树都砍光了，桑树、茶树恢复起来要五年，茶树可以采几十年。我后来又到上海，回到北京。
第八部分第101节： 批《武训传》评《红楼梦》（2）
“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两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我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中宣部文艺处有几个副处长，我去了就要成立电影处。这一年是进城后与文艺界交锋的一年。还有《清宫秘史》、《丽人行》。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戏，毛主席说是卖国主义的戏，因为替蒋介石卖国辩护。编剧的人很狡猾，戊戌政变与《清秘史》之间差很多时间。对《武训传》我到处游说，不能向地主、资产阶级磕头，要革命，没人理我。因为周扬、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我只一票，我说对《武训传》至少要有个评论。周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我说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把门一关就走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到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去，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学校中只有一两个工农子弟。柳林镇的城墙比唐邑县大得多，那里的中学改为武训中学，当时那一带有几十万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将军到过那里。他们不歌颂农民暴动的领袖。好像人民的受奴役都是因为没有文化，兴了义学就什么都好了。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直到发表文章，出小册子为止。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
“这中间还打了一仗，为《清宫秘史》。在电影局，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老舍、陆定一坐镇，都围攻我，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第二是爱国主义的。他们说爱国主义的，我说是卖国主义的。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他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当然负责，而且还不是民营，是官僚资本的。张善琨就是汉奸，李祖赢是官僚资本。我把香港电影公司推出去，又进来了。《清宫秘史》因为我这一票是有分量的，他们决定让两个历史学家去写评论，但没有发表。追查，说文章写出来了，在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说写得不好。主席每次开会就说，你们欠债，是指《清宫秘史》的批评下来了。
主席对周扬不下去土改很生气，说如不下去，要派两个
警卫员押他下去……”8月27日晚江青与维特克谈话有8个小时，从上海、延安至解放以后。听起来很是杂乱无章，但江青要把中国革命历史和她本身的经历联系起来，而且她始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她与所有曾和她有过接触的人进行斗争。我真难以想象，她周围的人都是“敌人”，几乎没有她认为是好人的。特别让我惊心的是，她对于所有她认为不好的人，都一律戴上大叛徒、大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在那个年代，江青真是一言九鼎，她随口而出说谁谁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什么的，那还了得，说不定这个人哪天就要横祸飞来，被关押甚至冤死狱中。那时江青的复仇心理达到了极点，在她心目中的大大小小、恩恩怨怨的人和事，她全不放过。她变得如此暴戾，实在难以令人理解。江青垮台以后按可靠的计算，因她一言而获罪者近200人。在控诉中，有一个在30年代曾给江青作过女佣的女工，江青怕她说出自己的丑史，竟把这个女工关在监狱长达9年！江青一垮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都对她切齿痛恨，这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
江青：“今天给你谈《红楼梦》，你研究中国文学而不谈《红楼梦》那怎么行。
我这里预备了一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是最可靠也是最好的版本。”
维特克：“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意思，回到美国认真阅读，江青夫人。”
江青：“1954年山东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主席看了以后很重视，要《人民日报》转载，这下可惹了大祸了。《文艺报》不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大人物压小人物。毛主席写了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还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唉，这个问题你没兴趣，不谈了。”
维特克：“不但我有兴趣，世界上对中国文学关心的人，都会有兴趣。”
江青：“俞平伯他们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论的考证，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的实际，他唯心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俞平伯、胡适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为一部恋爱小说，而我认为这本书是百科全书。曹雪芹从一个贵族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涉及到二十几条人命，写了三四百人。但真正的主人只有二十多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的奴隶，大小奴隶头子。我认为世界上18世纪的小说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尖锐。俞平伯、胡适竟敢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八十回本脂砚斋等统统垄断了。群众见不到，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然后说林黛玉与薛宝钗就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什么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完全是错误的。
第八部分第102节： 批《武训传》评《红楼梦》（3）
“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要前八十回这个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以后挨了一顿臭骂啊。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向外借。我借出来以后，请了很多人抄了一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这种书，八十回本的注解是反动的。而他们说这与曹雪芹的思想一致。曹雪芹二十几岁就写了这本书，修改了十几年。《红楼梦》有个戚本接近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后头他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可能给人们借去失散了。他的后头写得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回目的。《红楼梦》的创作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关，曹雪芹的祖父是当官的，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娘……
“高鹗续这后四十回，高鹗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写贾宝玉出家，但仍写他中了举人，结婚又生了儿子后才出家的。如果高鹗后来中了进士的话，那贾宝玉也一定中进士。周汝昌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他基本观点也是胡适这一派的，但是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他拿出清宫的档案，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有点保他的。这本书的资料值得看，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
“我举个例子说明俞平伯怎么穿凿附会。《红楼梦》中有一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他连谁坐在哪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哪个地方，怎么坐的他怎么考证出来，考证得那么准确呢？他说就是那样。你看真是主观。这两个人地位、性格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就是挖空心思怎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地对待人。当然了，林黛玉也是没有心计的，怕得罪人，怕别的什么。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她。说薛宝钗都是好的，好什么呢？一个是说她美，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含翠，眼同水杏，脸若银盆。中国那个时候算美，现在看来可怕得很。
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反正反过来复过去就是好。
曹雪芹写林黛玉呢，他很细心，没有说林黛玉漂亮，他形象地写了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行动如弱柳扶风。那是很形象的。写她们两人的房间呢？从刘姥姥的眼里看，说林黛玉的房子，哎呀，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而薛宝钗的房子里是另一个样子，矫揉造作。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她才做了个锁，原来是送到宫里考贤人的，没有选上，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而林黛玉从小是像男孩子那样培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的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是悬殊的，一高一低。一个是寄人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