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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茨先生却说，大使不在，请大使夫人带个伴来也是一样，主要是听音乐会。这下弄得我甚是犹豫，心想如果是请几个国家的大使夫妇，那是一种社交活动，去也无妨。所以那天下午6点，我带着乐爱妹一起到国务院赴约。到达门前却没有看到有别国使节的汽车，我和小乐以为时还早，又在附近绕了个圈子再来。时间已到，我们进入国务院一问，舒尔茨夫人已等在那里。我进入餐厅，只见还有两对美国夫妇，舒尔茨先生请我坐在他身旁主客的位置上，我当时心里实在有点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如果这次宴会主要是请章文晋大使的，可能还会谈些问题，这是我所不能代替的。我内心的活动可能被主人察觉到了，他很有礼貌而又随便地对我说：“今天完全是朋友聚会，我知道你是一位艺术鉴赏家，所以特别请你来欣赏一场音乐会。”我只好歉意地说：“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应该打电话请章大使回来才是。”美国的夫人们特别会话，一下就把话题转到音乐会上去了，说今晚音乐会最值得看的是指挥奥曼迪，他已年过八旬，以后再出场表演的机会不会太多了。好在要去听音乐会，晚宴很快就结束了。
听音乐会是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肯尼迪中心是全美国最大而且设备最先进、最完善的一个表演场所，里面包括五个剧场：最大的是歌剧院，兼演大型交响乐；芭蕾舞剧院兼演歌舞剧；另外还有小剧场，以演话剧为主；两个电影院，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音响效果非常好；而且里面各个剧场是一个完整统一的音响设备，这样既省钱又可保证每一个独立剧院的效果。肯尼迪中心还有大小展览厅、宴会厅等各种附属设施，里根总统连任就职晚会就是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可以容纳上万人来参加。这所建筑相当庞大，完全是现代化设计和装饰，歌剧院也有二三层包厢，但和法国歌剧院、意大利或维也纳歌剧院那种富丽豪华的古典气氛不一样，使人进去有舒适感。在一楼大厅的观众衣着也都比较随便，并不需要穿晚礼服，这就显得大众化、平民化了。
那晚，一下汽车，早有人在门口等候，立刻把我们带到二楼的一间包厢。这间包厢和别的包厢不同，进门有一间起坐室，放有沙发，坐着几名彪形大汉，看来是保卫人员。这时舒尔茨先生告诉我，这间是总统包厢，里根总统有时来看演出，更多时候是陪同外国朋友来。我感到有点意外，原来这是为总统特设的包厢，果然与我以前来过的包厢不一样。它设在二楼中间视线最好的位置，有三排沙发、九个观众坐席。往里有一间小休息室，墙壁上挂有小幅油画，设有酒吧，陈列着各种名酒和饮料，有服务人员给大家送酒或饮料，这间小小的休息室是进行交际活动的场所，可以交换意见，显得非常亲切。由于章文晋大使没能到场，我只好与美国客人们谈论当晚的节目。他们送给我一本装潢精美的小册子，就是节目单一个月的节目都排在里面了，有些重要演出，一年前就在小册子中作预告，其中还有关于演出节目的各种介绍，比如舞台、音乐或演员、导演等等。这晚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田园），还有舒伯特的奏鸣曲，由费城交响乐团演奏，老指挥家奥曼迪确实非常出色，演出完美精彩，十分激动人心。当章文晋从纽约回来时，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也为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演出而颇感遗憾，并亲自打电话向舒尔茨先生道歉。
我对肯尼迪中心抱有极大的兴趣，我感到在北京也应该有这样世界一流水平的演出场地。我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但几十年没有盖一个一流的剧场，所以尽管高楼大厦林立，也是遗憾的。在我回国前，曾专门去拜访中心当年的建设者——仍任总经理的老怀特先生，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一切，最后还送给我一套完整的设计和建筑图纸。回国后，我曾想把这些送给有关部门并建个议，然而这仅是一点儿梦想而已。
我们离任前，舒尔茨夫妇为文晋和我送行，我知道舒尔茨夫人很喜欢中国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就送给她一套青花瓷的茶具留作纪念，她非常高兴，说只用来接待贵宾。我们还在官邸设晚宴请他们以话别，舒尔茨先生也给我送了纪念品，包装精美得像一本厚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六本一套的相册，他希望我把在美国的照片都贴在本上，不时打开看看将会记住在美国的朋友们。可惜，我太懒惰了，至今仍未把成箱的照片理好贴上。其实，即使不贴满六本相册，我也不会忘记那虽然短暂但有意义的美好时光。
第三部分第30节：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1）
1983年初我们到美国不久，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在家里设宴欢迎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家。这是纽约公园路一所高级公寓楼中的一层。在美国，据说地区不同，房租会相差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公园路是纽约最高级的住宅区，马路相当宽阔，两旁树木青葱，地处纽约中心区却不吵闹也不乱，这在大城市中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地段的公寓比较古老，不是高层建筑，走进门即会令人有不同一的感觉，虽是楼房但相当宽敞。
基辛格夫人是瘦高个子，相形之下，基辛格博士显得矮胖了，在北京的时候我与她曾有一面之缘，由于她身材有特点，又不断吸烟，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天晚上，她穿着闪闪发光的美国式高级时装，显然是来宾们注意的人物，听说她是颇具才智和颇有政治头脑的妇女，在这种场合周旋在宾客之间，很是自如。在我的印象中，美国不少上层妇女都善于辞令，而且常常喜欢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但她却没有高谈阔论，相反显得沉静。
出席这天晚宴的多是纽约社交界名流，有前国务卿万斯夫妇、洛克菲勒夫人、温士顿·洛德夫妇、《纽约时报》的女老板，还有颇有名气的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黛安小姐等，约有五六十人。餐厅里摆着六张大圆桌，餐具是美式的，但每个位置上都放了一双筷子，也许这是尊重主客，也许表示他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一般。宴会的菜肴基本上是中国菜，除了最后一道甜食。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美国著名老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他可说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数次到过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又于60年代初到过北京。他与外交部已故新闻司司长龚澎是老朋友，他就不断向我称赞龚澎，说她是中国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非常能干又很有风度，并告诉我，在40年代龚澎就给美国新闻界留下很好的印象。
这位老报人最后一次到中国是随尼克松访华，虽然他对新中国存在一些误解，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我们在这次宴会上所遇到的不少人是章文晋的老朋友，所以气氛一直非常融洽。
基辛格博士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在国际外交史中，他也曾是风云人物。除了在70年代他进行的一连串的穿梭外交外，他自己感到最得意的重要事件是他在1971年曾奉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命，秘密到中国访问，从此打开了隔断近30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所以，无论在中国人或美国人中，他都是颇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人物。正因为那次历史事件，他与章文晋结下了缘分。
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是一位教授、学者，他著书立说，也担任某大财团的政治顾问。1968年10月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自打那以后，他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思想起过不小的作用。据基辛格在他所著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的记载，为了与隔绝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他费了不少心血。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到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的斡旋，基辛格为尼克松出谋划策，具体操作，直到尼克松总统决定派他到中国秘密访问。为了这次访华，他研究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准备了十数万字的材料以及谈判纲要。他是带着一种难以叙说的心情，踏上这片神秘的国土的。
1971年春夏之交，当我国决定接待这位美国特使来访时，中国方面也在紧张地研究美国。那时，章文晋是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接待美国特使的具体事务自然落在他身上。当时，还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由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亲自领导。
我在新闻司工作，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章文晋有许多具体事务，除要了解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美国各方面的情况、重点包括外交政策的变化发展以及美国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情况外，还要参加决策性的讨论，真是夜以继日。分配给我的任务倒是比较简单，专门阅读基辛格的著述。我记得当时已翻译成中文的只有三本书，也收集到一些英文的文章。我摘出书中的主要内容，提出我的看法，供领导参考。可惜我当时摘出的笔记并没有保留，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基辛格对德国外交家梅特涅所流露出的近乎崇拜的感情。他也有哲学著述，有关国际形势的主要观点是对于越南战争的分析。尽管基辛格的观点有许多是与我们相左的，但他对事情所作的分析、推理及论断等都很有逻辑性。他对一些对国际问题的处理，我打个也许不太适当的比喻，与我国古代的纵横捭阖有点相似。
1971年6月以后，这个筹备组就变成接待美国特使的接待组了，我们搬进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基辛格已决定于7月9日至11日来华进行秘密访问。有一次，我们特别谈到对于这次秘密访问的保密问题，原来这是基辛格博士提出来的，因为从他来中国到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之间有六天须要绝对保密，他怕中国是个没有“隐私”的国家，什么密都保不了。的确，由于在“文革”期间许多小报都泄了不少密，他的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其实，在外交部是例外，但我们还是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定了严格的纪律：我们住到钓鱼台的人员，那一个月都不许回家，对没有参加接待组的任何人都不许谈及此事。我们反而担心美国总统恐怕也难以避开他们中央情报局的眼睛。以后双方谈起这件事时，都皆大欢喜，基辛格承认，在美国要绝对保密是更为困难的。
第三部分第31节：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2）
6月中旬以后，叶剑英元帅住进钓鱼台，周恩来总理也常在晚上来这里，检查大家的准备工作，并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周总理常常在夜间工作，他很尊重和关心叶帅，常常是到半夜12点以后就不让叶帅参加讨论问题了。上午，叶帅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打打乒乓球或散散步，他真是一位非常随和豁达的老帅。章文晋那时很忙，研究美国情况的同时要准备谈判材料，初步拟定公告稿的多种方案。那段时间，我们同住在钓鱼台宾馆，但除了吃饭时间，很难相见。我常常笑他是个紧张型人物，一点儿小事都放不下，更何况有了大事哩。我帮礼宾司准备住处，已决定基辛格到北京时下榻钓鱼台5号楼。在“文革”期间，钓鱼台国宾馆几乎已完全不接待外宾了，许多栋楼都久已荒废。5号楼是“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有时来办公并稍事休息的地方，所以保持完好整洁。5号楼用来接待基辛格，周总理则暂时在4号楼办公。当时韩叙是礼宾司司长，主管生活接待等事，他我们两三个女同志布置室内和改善室外环境。布置室内比较好办，因为有许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只须改变一下就行了。我们换了较新的地毯和沙发，布置了会客室和会议厅。陈设上，我们建议要表现出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特点，大家都意了。于是我们就在入口大厅用了名贵的紫檀木条几，是明代的家具；把现代的画换成清代画家的大幅名画；在客人的几处住房里也换了些名贵古家具和字画。特别在基辛格起居室的陈设柜里，我们放了十多件名贵的古玩。有明代青花瓷器、清代的景泰蓝和玉器，还有殷商青铜器等。本来钓鱼台的客厅都曾陈设这些贵古玩，但“文革”时期怕被毁坏，都搬到外交部的特别仓库保存着。为了布置好5号楼，我们特地去仓库寻找，为了保密，还经过了周总理的特许。以后，基辛格住进了5号楼，为了这些珍贵陈设品，还出了一段小插曲：美国的保卫人员曾质问过我们的接待人员：为什么那些柜子都上了锁？这是否是不尊重客人？接待人员同他解释了才算了事。
美化一下室外环境，在当时可真是件难事，因为那段时间北京的所有地方都不许种花，原来种的花都给铲掉了，草地也毁了，连树木都没有人修剪。我们只好找了几名在钓鱼台驻守的警卫战士来帮忙打扫和整理。但要找几盆花来装饰一下可费了劲，那时候的公园都不种花，也没有盆花，最后还是在一位园林工人家里借来几盆作为点缀。当然，自此以后，作为钓鱼台宾馆的特殊任务，园里慢慢地种上花草了。所以当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在那之前黑格将军率领的先遣组来华住到钓鱼台宾馆时，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善。
7月6日深夜，章文晋回到我们住在钓鱼台的房间，告诉我立刻为他准备外出的衣服，主要是多带几件白衬衣。我心里立刻明白他要去接基辛格来华。前几天，领导上一直在考虑派谁去巴基斯坦更合适，文晋也在被考虑者之列。因为他既是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官员，又曾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基斯坦官方都很熟悉，所以最后决定他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并不是很意外的事。但从最后决定到出发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我随即要了汽车回到家中，收拾好一个手提小衣箱赶回钓鱼台，待我熨好几件衬衣，文晋他们一行四人即匆匆赶赴机场了。
7月9日中午，我们几个与接待有关的人到达南苑机场。那天去接基辛格的主要是叶帅、黄华等几人。机舱门打开，我看到文晋陪着基辛格走下舷梯，后面还跟着几位客人，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两个是保镖，三个是基辛格的高级助手（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两个保镖提着很重的小箱子。基辛格及其助手和叶剑英元帅握手，他们既欲放松又还显得紧张。汽车开到舷梯前面，叶帅陪着基辛格和一名译员上了一辆车，车队即迅速驰去。中午，叶帅陪他们用午餐，大概已向基辛格透露，下午即由周恩来总理和他们会谈。基辛格没有料到，抵达中国当天就能和周总理见面。
下午3点，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5号楼，基辛格在门口等候。那时的基辛格博士看来精力旺盛，一头黄色卷发，戴着黑边玳瑁眼镜，身体还没有发胖，显得年轻。周总理轻松自如地和他紧紧握手，随即进入会客大厅。基辛格从那个高大的保镖手里拿过公文包，坐到长桌边，他拿出足有三英寸厚的发言稿，使我们看到的人都万分惊讶：如果要来读这些谈判稿，那得花费多少小时呢？
谈判开始。周恩来总理只有几页的提纲，就潇洒自如地谈起来，既有条不紊又逻辑清楚地阐明我方观点，不时还开点儿小玩笑。这样一来，基辛格博士慢慢消除了心理上的紧张，甚至放松了，因此他就不需要翻阅那一厚本谈判稿了。在相互交谈中，双方虽然时时出现分歧的意见，但能够坦诚交换看法，有探讨争论但没有吵架。所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赞周恩来总理是非凡的外交家。
这次基辛格一行来访，也给接待人员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在客人离开的当天，我们发现放在客房中的香烟、糖果等前一天都没人动过，但临走时，却全部带走了。这使我们很高兴，原来他们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是赠送亲友。因20多年几乎没有美国官方人士到中国来过，他们带了回去，亲友都感到很新鲜，而且非常高兴得到几块从中国带来的糖。这一切是洛德夫人在几年以后告诉我的。
第三部分第32节：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3）
1971年基辛格秘密来访时，章文晋一直和基辛格博士在一起，如讨论公告稿，陪他们一行秘密参观故宫博物院。参观那天专为他们几人开放，其他人都谢绝进入，这也使他们甚为高兴。自那以后，章文晋和基辛格博士就熟识了。
章文晋来到华盛顿任职时，基辛格已离开国务院了，但他们还是经常见面。基辛格博士对中国一直怀着热情友好的感情，许多中国政府官员或重要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到了纽约他都设宴接待，并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情况。每逢大使馆有重要活动，他也都从纽约赶来参加。章文晋有时也带着一些问题和想法，专门到纽约去和他商讨或向他请教，彼此间建立起友情。
1984年初秋，章文晋和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大旅馆里，参加了一次百人以上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