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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薙ARS，就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的链条就要断裂，你整个的你的家庭、你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个身体，还是那么脆弱，我们人其实并不是像一个变形金刚那样，打不倒，也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们还是一个普通材料，就仅仅靠我们的意志是不够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启悟。就是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身体凸显它自己的价值，超越这种工具主义的使用，我想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如果不把这个身体的意义重新去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看待事物的方式，就会变得很简单。
主持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过去老说什么异化异化，如果说人的异化应该是从身体的异化开始的。
张颐武：对，身体的异化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把身心和谐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洪昭光教授的演讲，那么已经广泛流传。说明这个对身体的呵护，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主要是存在于比较年老的人中间，或者年纪偏大的人。年轻人一般来说不在乎，因为他，一个是他年纪轻，他觉得无所谓，可以挥霍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挥霍本身，可以发现他的身体其实具有高度的危险性。
主持人：我拿青春赌明天。
张颐武：对，我拿青春赌明天，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对身体的这种重新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大家的价值观，一般来说都是个人主义的，或者个人力争上游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身体，我们可以个人去力争上游，自己就行了，有我自己就行了。
张颐武：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的，这个就说明了，就是说个人原来我们想的是，个人只需要力争上游，你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只需要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功，追求自己的奋斗，就是这个价值观在二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被我们所接受了。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你努力奋斗，你不努力奋斗，只要受穷，或者你就困难了。这个价值观变成了我们最主流的价值观。
主持人：深入人心。
张颐武：深入人心。就是你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是现在突然发现，个人没法为自己负责。你要依靠社会，要依靠国家，这些力量，你比如说你现在有钱，你可以坐头等仓。但是你不能阻止飞机旁边那个人呼吸。这个人的呼吸可能给你带来危险，就是说这个过程就会很严重，就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样一下子怎么得了，他呼吸了，就会造成你的危险，同时你个人解决不了这种危机，当然你说大公司也没有用了，你是一个很大的私人的公司，民营的公司，但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公司没有任何能力，去控制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结构，一方面我们个人努力地跨越每一个边界，你比如说国家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家庭的边界我们跨出去，社会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越跨出边界的人，我们觉得他是越有本事的，一个人怎么是有本事？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有能力去接触整个社会，你越是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发现，哦，原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是一个随便说的话，是真正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你跟陌生人说话，就在SARS中间。SARS时代就可以造成危险，这一下子给我们的反思是很深远的，就是说你一下发现，你个人是和社会、国家和社区都紧密在一起的，最后发现，国家是保护你的一个重大的防线，虽然你个人可以和全球化紧密地相连，特别是现在人口的流动，特别是白领阶层，你想像自己是一个全球的人，你是一个环球居民，就是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存，但突然你发现，你原来有个国家在这儿，有个社区在这儿，有个城市在这儿，这些东西你都抛不了，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人家要把你隔离的，这个时候你一下子发现，这些概念，原来有的概念，对你来说，是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的，就一下子就会，使得个人，我觉得会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回事，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思考。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就是说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会有一个调整，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的看法会有一个调整，我觉得SARS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在SARS在非典爆发的这个过程中间，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是来源于我觉得非常深的一些概念，就是从现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名字东亚病夫，这个是我们一百年来，中国人内心的一种，非常深沉的悲情，就觉得我们老是东亚病夫，所以我们特别地对这个疾病特别敏感，就是疾病好像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这跟刚才说的那个身体的问题也有关系，特别容易把这个上升到一个民族感情的高度上，就是说一旦你要是得了病，就是说意味着你是一个东亚病夫，意味着一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屈辱，好像都加在你身上了。好像西方人，或者外国人会怎么看你，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中国电影，或者我们传统上你比如看到李小龙，电影里面他和外国人对打，或者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就觉得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精神上的寄托，都在这儿。这个就是跟我们一百年来受到的屈辱，我们的主权在上个世纪的上半期都是不完整的。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受到了很多的屈辱，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屈辱感，使得我们好像哎呀，一想到疾病，就会想到内外有别，我们不愿意去说，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那个时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你比如说它外松内紧，它采取这个，或者内外有别，它真能把这个（社会）控制住，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广泛的流动，不像一个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社会，它是广泛流动的，人是互相穿透的，来回走，特别是你可以发现SARS，它就是在这个全球大都市里面，就是通过飞机一下子到哪儿，马上这个地方就出来，就是它把身体作为爆点的时候，还拿现代的航空工具作为载体。你发现它是潜伏在全球化里面的病毒，就是全球化给我们的资本全球化了，人口全球化了，没想到病毒也全球化了，这个病毒全球化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一旦什么严重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变成一个病毒的爆点，爆炸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控制住的，比如说信息控制住了，我们在过去，信息控制住了，其实你那个时候人口也不流动，所以信息控制在这个小范围里面，你的人口也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就解决了，但是现在你光控制住信息，信息不透明，但是你的人是自由流来流去的，你可以发现人是管不住的。这个时候你只管住了信息，你好像一个水龙头，把信息这个口关了，但是那边人的那个口还哗哗往外流呢，你这样流下去，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那套民族悲情。确实有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思考，就是我们觉得内外有别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记忆，不愿意提起来，不愿意说我们有病，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种病，这个我们不愿意提，但是现在发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你没办法不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告别这种民族的悲情。其实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里面，我们有了高速的成长，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有了，就是说告别民族屈辱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中国人到国外去什么，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很有面子的人。就是说你这种屈辱感根基已经越来淡化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就是说从SARS可以考虑，就是怎么样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的性格，这个是从文化上看，当然比如说从政府应该公开信息什么，从行政学、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的角度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从文化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怎么样铸造一种新世纪的新的民族性格，我们在新的民族性格中间，告别我们的百年来的民族悲情。这个我觉得也是SARS反思留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
告别了民族的悲情，感觉到中国是世界大家庭里面平等的一员，这个地方发生了疾病，其实跟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生疾病，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由于我们是东亚病夫发生了这个疾病，而是疾病发生我们这里，这是我们种种情况造成的，这个造成并不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因为中华民族的这种百年的屈辱历史，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告别，到了这个新世纪，已经告别了这个百年的屈辱了。所以我想。
主持人：就是说真正健康的人，不怕说自己有病。
张颐武：对，真正健康的人，不会害怕把自己的病讲给世界听，为什么？因为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向全世界负责，恰恰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就是在这个新世纪，在全球化时代的伟大民族的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非常好的典型的，反而是显示了你的自信、自豪，反而显示了你自己的尊严感。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需要反思的问题。所以我想呢从SARS看起来，就是仅仅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就可以发现，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民族性格的培养，就是告别一百年来的悲情，然后有了新的性格以后，我们把这个新的性格，和我们对个人对身体的呵护关照，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给我们的文化增加一个新的侧面，就是二十年来我们都讲的是个人奋斗，讲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超越我们的过去的这些局限，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想，我们一方面要回到社区里面，回到国家，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SARS发生以后，你发现我们的传统一方面可能有耽误的问题，就是在4月20号以前。我们没有动员起来以前，可能有一些耽误，贻误战机，或者贻误时机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意识，但是在4月20号以后，你可以发现，一旦社会动员起来，我们传统的国家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我们的传统的组织方式，比如街道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她都全动员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力量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提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个人身体，国家这些大的问题，通过这些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要超越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想象，然后把自己和国家、社区家庭更深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联系，也必须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间去联系。就是说我们也要超越原来狭隘的民族保护性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去面对世界。这两个方面如果结合起来，我觉得一种新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一种新的中国观，一种新的中华认同，我觉得会慢慢地产生，所以我想，SARS既是我觉得一个严重的危机，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考验，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让这个社会重新获得一种思考自己的机会，可以停一下。比如我自己就在停下来了，这个生活本来是惯性地去滚动的，但突然停下来，怎么办？就需要重新去思考自己，你比如说我们的购物，本来是非常旷大超市。但是现在你可以发现，你不得不采取网上购物。你可以发现非接触经济，非接触文化出现了，那么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对于我们将来怎么样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治理方式，都是必须的。所以我想呢，对SARS的，后SARS时代开展的文化反思，我觉得仅仅是一个开头，我觉得还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说它会在很多层面上，长时间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些影响现在才刚刚露头。我觉得后SARS时代开始以后，这个过程会慢慢地显露出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后果，这些后果都会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植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这些思考我觉得，将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张教授讲得真是使我感觉到从另一个侧面，来体会到SARS是我们这一段生活的意义，文化的价值的一种碰击，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呢，给张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张老师能够解答。SARS时代出现了“村村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由此推演开去，会不会形成卫生警察体系，以及进一步形成卫生警察国家？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方面SARS也证明了，卫生警察国家很难操作，这个还是技术上有困难，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比如说只有SARS，这个病，我们只是对付这个病，一个社会它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经济发展，它也是一个很高度的一个价值，那么经济发展，它就自然地要求开放的社会，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价值之间是互相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发现，你一旦开放了，人口流动，那么带来SARS的机会就多，但是你如果不开放，那么SARS机会没有，可是你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社会不得不去寻找在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平衡，过去我们可能太关注经济发展，觉得只要有经济发展，我们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有这么高的经济发展了，在SARS以前，我们九点几，第一个季度是那么好，但突然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觉得非常失望，非常痛苦，我觉得好多经理老板他们都讲，怎么这样的呢，我本来房子卖得那么好，第一季度看着欣欣向荣，怎么突然出这个事，我真倒霉呀，其实这个倒霉，恰恰就说明你的价值过于单一了，你把宝压在经济发展上太多了。可能这个SARS呢，不会形成卫生警察国家，但是起码让我们完善卫生体制的同时，珍爱我们的健康，可能这个方面会加强。
主持人：我估计这个朋友看过1984，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形成一个集权体系来控制这个社会？
张颐武：我觉得倒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你的其它的价值会穿透这个SARS对你造成的局限。所以我想，就是说“1984”那个想法，它是一个极端的想法，它提供告诉我们要警惕这样一个社会出现，那么恰恰SARS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过分地自由所带来危险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收回去一点儿，但是不可能回到一个集权的体制。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愿意享有一个“1984”那样的，奥威尔那样的幻想梦魇般非常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村正在运作抗非典战斗英雄纪念碑，您认为可行吗？
张颐武：我想村村抗非典纪念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确实非典时期出现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而且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自己，非典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纪念物出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每个村都有，这个确实值得考虑。
主持人：觉得哪个层面该有？
张颐武：我想这个社会会有一些纪念的方式，比如北京市它在这里面，过去作为首都，作为国家的中心，它突然遭到这么大的袭击。
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严重的疫区。
张颐武：对，严重的疫区，它现在是个严重的疫区，那么它应该是有纪念，比如广州那个发源地可能有纪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村自为战，我们也不能发展到村村建纪念碑，那样占用土地太多。高度价值的土地，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总体上纪念这个事件，不可能是每个村都有。这个是这样的。
主持人：那我附带问一下，您觉得北大校园里面，会有些纪念性的东西出来？
张颐武：我想很难吧。
主持人：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纪念，文章这些东西？
张颐武：我想，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出现纪念的专区，那么北大现在最近他们也要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讲北大的很多医院做了很多贡献。北大整体上抗非典的一本书要出版，叫做《非凡》，也要马上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