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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鸵恍┮廊恍淳龅陌缸佑星Ａ猓６�•；贝卢斯科尼还因为在LogeP2案中作伪证而受到处罚（于1989年被赦免），因为向财政部长行贿被判处33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向政党提供非法资助被判处28个月有期徒刑（上述法院维持原判，但最高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做假账被判处12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见2002年3月22日的《世界报》）。）！在法国，许多政治人物在服刑之后又成功地重归政界，其中的一位还在参议院大张旗鼓地宣称，应该向某些对无辜人士进行指控的法官追加罚金……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欧洲已经为此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喧嚣。
许多人道主义机构都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而我自己也有换个环境的想法。但是，我始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从精神上讲，对这家石油巨头进行的调查已经让我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逍遥法外”成了“惯例”，而法律则沦为了“特例”。我一直在思索司法到底存在哪些局限性。非常遗憾，我们已经不能对有关经济犯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再对社会契约构成威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责任感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尽管既不知道到哪去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
第四部分第36节 胜利到达彼岸（3）
秘密会面
一次简单的会面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1年10月15日，挪威出版商威廉•；尼高举办了一次招待会，以庆祝我的新书在奥斯陆出版。招待会是在一座贵族气十足的别墅里举行的，它坐落在挪威峡湾的边上，是尼高家族的私产。别墅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古朴的书房、闪亮的银制餐具和装饰着老式绒套的座椅都在述说着它的沧桑……别墅的前面还有一个偌大的花园，秋天已经为它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盛装。在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在那次招待会上，威廉•；尼高把奥德•；埃纳尔•；德吕姆介绍给了我。当时正值挪威政府重组前夕，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恰巧就是未来的司法大臣。他告诉我，他关注我们的调查行动已经很久了。许多年来，挪威的高层领导们就希望制定一部对腐败行为更为严厉的国际法。从一些挪威外交官的口中，他们逐渐对我以及我们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他对我说：“若利女士，您的观点让我们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可以携手做成某些事情。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对于这扇突然开启的门，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三十年的法国生活已经教会了我不要把社交场合的话太当真：在巴黎，高官们在其听众面前信口开河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和我合作的想法几个月前就获得了挪威高层的赞同，而且奥德•；埃纳尔•；德吕姆已经和未来的外交大臣扬•；彼得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
2001年11月初，正式上任后的挪威司法大臣再次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又见了一面，并就未来合作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我又为此去了挪威四次，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希望先给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和另一起棘手的案件画上句号，以便给后来人腾出位子。我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的会面都是在出版商的家里秘密进行的，就像地下接头一样，因为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处于讨论阶段。
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是欧洲最不喜欢的政客之一，因为他关心世界的命运胜于关心自己的仕途，尽管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转动……
他常对我说：“挪威总是在帮助世界向前发展，它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挪威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腐败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呢？”
我们常常交换意见，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再去创立什么反腐新理论，因为几百名反腐专家已经把腐败的发生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写出的有关论著已经装满了各大图书馆。不过，我可以参照自己的经历，在某些关键时刻，为某些关键措施提出意见。最后，我们终于就我的职务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达成了大体一致。
许多个月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和一位公众人物志同道合的感觉。
2001年12月初，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雷诺•；范•；伦贝克，他也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在埃尔夫案正式结案以及检察系统向法院提起上诉之后，下延期命令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当我再次碰到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时任某外省法院院长的她已经过上了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的时候，她不仅对我的决定表示了鼓励，还流露出一种羡慕的神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双重国籍呀……”
第四部分第37节 胜利到达彼岸（4）
骨头和船
12月中旬，成箱成箱的银行资料从瑞士飞了过来。经过保罗•；
佩罗丹细心而严谨的整理，所有可疑的资金过户记录都清清楚楚地罗列了出来。我们又开始了连续奋战，连头都顾不得抬一下。这可是最后的冲锋了。
2002年1月底，预审工作正式结束，一段长达8年的非常经历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几十次的搜查和委托行动，几千次的审讯和口供记录，一堆又一堆的司法鉴定报告……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埋在了堆积如山的文件之下。
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倒显得很低调。这很正常，因为媒体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敏感案件的复杂性，况且多年来有关此案的争论又像冲上沙滩的海浪一样连绵不绝。从经济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一次预审是完美的，许多线索都在“洗钱天堂”的流沙中销声匿迹了。另外，还有一些可疑资金的流向也不能最终查明，因为“金融黑匣子”的存在使得某些银行在暗地里默契配合，互相保护。
同样，外交豁免权对调查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法律可以使所有的国家元首免受诉讼之苦，不管是国王、终身总统还是操纵选举而上台的独裁者，法官都无权调查他们的私人账户。因此，灰色资金可以在这些账户中自由进出，完全不用担心外界的调查。
另外，汇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账上的数亿法郎现金的去向也依然是个谜，因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一直不愿透露他拿这笔钱干什么去了。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确定从被挪用资金中受益的只有这些主要嫌疑人。既然他们选择了将所有的可疑资金都加到自己的头上，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有他们的合作，调查就无法继续进行。
在阅读某些“一针见血”的评论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人批评我们对某些嫌疑人的态度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对另一些嫌疑人的态度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殊不知，这一根“骨头”就是几千万法郎，一堆“骨头”就是几十亿法郎。相比之下，一艘“船”却分文不值……
预审，意即理智地行事。能够将埃尔夫公司这个庞然大物扳倒已属不易，而调查本身也遇到了许多意外情况（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检察官们：弗朗索瓦•；弗朗基、安妮—若泽•；菲尔热拉、让—皮埃尔•；尚勒诺、让—克洛德•；马兰以及主管预审工作的副院长克洛德•；诺凯。没有他们，埃尔夫案就不可能水落石出。）。由于案情环环相扣且异常复杂，再加上有关资料过于繁多，在调查结束之后，检察机关专门安排了四个人来准备有关的起诉材料。我估计，光是前期的听证会和审讯就会持续数个月的时间。
这根“骨头”值得我这样做。
还有一些评论家抱怨说，我们既没有对法国十年来的秘密外交进行足够的调查，也没有肃清法国和它前殖民地间的“乱伦关系”，甚至对军火买卖和灰色外交的网络碰都没碰一下……要我们在办公室里完成这一切？这可能吗？
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停留在司法领域里就事论事。要想打击腐败，我们必须走出司法领域并涉足政坛，那里的风景或许就大不一样了。由此看来，挪威政府的建议是再好不过了。一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位熟识的律师——我们都很敬重对方。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之后，他向我讲述了法院里发生的新闻：院方制定了“综合处理”的方针，隐秘网络不可一世，各方达成了暂时的协议，不同势力之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谈判……
我惊奇地睁大了双眼。
看见我这样，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越笑越大声：
“女士，这就是法国啊！您曾希望改变法国，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番大笑意味深长。不过，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法国。当我还在一个既没有电脑又没有传真机的小办公室里工作时，我没有这种想法；当我的办公地点换到了华而不实的财政部时，我仍然没有这种想法。我不停战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将预审进行到底，不管我发现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罪孽深重。我不希望厚颜无耻和弱肉强食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逻辑，仅此而已。尽管也有过不少失误，但我始终觉得应该将预审工作做完。也许我的确没有改变法国，但法国，这个将我视如己出的国家，却改变了我。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尽管这种教授有时候是违心的。我将带着法国人的视角回到挪威。
2002年6月初，我交出了预审办公室的钥匙，并对自己的保镖、书记官塞尔日以及法院所有的朋友一一道别。不知怎的，一种离别的忧伤慢慢地包围了我，塞纳河的柔情，圣日尔曼德普雷的小巷仿佛一下子都变得非常遥远。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抵达奥斯陆机场后不久，我就弄到了一辆自行车。从今以后，我就可以甩开保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骑着车去看海。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因为自己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是啊，激情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它马上就要奔涌而出了！站在海边，我贪婪地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就好像一个快要窒息的可怜虫，我的大脑都已经麻木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过去八年中遇到的威胁已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得不回过头来，一件一件地学做一些简单的事：独自回家，在夜间外出，在满是积雪的道路上停下来移开前方的障碍物……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周围存在着某种危险，我依然会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尽管对于旁人来讲这样做显得非常不礼貌。有时候，恐惧感会突然向我袭来，它先是钻进我的大脑，然后占据我的心灵，并进而浸透全身。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背上刻着红十字的逃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仓皇奔命。我一刻也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不然的话，那些可怕的回忆就会将我完全扭曲。
第四部分第38节 另一个世界（1）
巴黎是一个浮华之都，这里奔忙着整整一千万男男女女，他们放射出的热力虽然不可见，但能量巨大。相比之下，奥斯陆只是一个靠海的小乡村。从巴黎来到奥斯陆，我的心绪平静了许多。挪威是一个富饶而尊重自然的国家，它拥有跨越众多纬度的狭长领土。同时，挪威又是一个置身世外的国家，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岿然不动。在雄奇秀丽的挪威峡湾之畔矗立着首都奥斯陆——这是一座让人心平气和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将成为挪威司法部和外交部的顾问，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我并不是某个部门的领导，因此也不用对任何上级负责。我必须组建自己的团队（我特别将安妮—梅泰•；德尼斯——国家反经济犯罪小组首席检察官、挪威驻国际金融反洗钱行动小组代表团团长，阿特勒•；罗尔德索——挪威驻欧洲议会代表团首席检察官和乌恩•；托格森——负责档案管理和工作协调事务的专家召进了自己的团队。），而我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三年的时间短得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在挪威政府内工作的一些朋友曾这样告诫过我：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决策失误，那么我将会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消除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样下去的话，到任期结束的时候，我很可能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
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到外交部里去吸收一些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挪威外交部里活跃着许多高水平的外交官，他们不仅经历过众多艰苦的谈判（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还参与过大部分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第一部国际条约《乌德勒之条约》（这部条约规范了后来的海上贸易）诞生前几十年，挪威就曾主持编撰过多部预防海盗袭击的双边条约。挪威的民族英雄南森也是一战时期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曾为难民的身份问题奔走呼告，也曾和前苏联的饥荒政策以及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做过不懈的斗争。总之，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的福祉。
奥斯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不管怎么说，挪威人已经认定，自己应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挪威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几近神奇的联盟关系，因此它在内心深处敌视一切形式的“混乱”：战争、贫困、污染和腐败。事实上，挪威已经凭借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决策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挪威政府还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定影响，我也因此而进入了外交界。不过，要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我们首先要搞好自己国内的反腐工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又凭什么去指导别人呢？所以，我更希望在司法部的领导下工作。
第四部分第39节 另一个世界（2）
换个环境
我工作的这幢大楼是50年代风起云涌的劳工主义浪潮的经典之作，站在它的面前，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冷峻而信仰力量的时代。我们的办公室都安装了特别的安全装置——偷拍和电话监听在这里都是不可能的，整个大楼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威严。我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保密的，因为我必须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接待来访者。命运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家伙，它只用手中的小棒轻轻一点，我就来到了奥斯陆——在它的保护之下，我可以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一些公开的事情。但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重重威胁之下追踪数十亿法郎的去向，我在巴黎的办公室从来就没有安全过……
某一天早上，我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有三支铅笔、一艘模型潜水艇和一台崭新的电脑。不过，要做的事情却是一大堆：从数十名高级公务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为政府起草建议，探索相关的工作方式……在58岁的时候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样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我在过去的岁月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小保姆、秘书、精神病院的法律顾问、代理检察长、财政部的观察员、预审法官……现在，我又成为了挪威的政府顾问。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就好比往名表Arlequin的表链上再添加一枚斑斓的钻石。
我已经屏着呼吸生活了整整七年：每天早上，我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堆积如山的“紧急案件”，同时还要不停地左顾右盼，生怕敌人就在暗处盯着我；一遇到棘手的案子，我的所有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到它的身上。如今这种突如其来的轻松非常宝贵，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
我必须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须专注细节的法官，而是一名政策顾问，我必须更加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由于曾多次改换职业并经常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来回穿梭，我开创了一种很特别的工作方法。我可以在几周之内由一个一无所知的新手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专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