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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的“同居”史到此结束。我和张东亮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我把张东亮的二哥去纽约前留下来的红色化纤地毯摊在客厅的地面上洗刷干净，然后铺到卧室的瓷砖上。那时候，我们可真穷啊，惟一的家电就是一台收音机。红色地毯是我们2000年最豪华的家饰。我就坐在卧室的地毯上写稿。我的字很潦草，个头又大，写一篇4000字的稿子，满地铺的都是纸，非常声势浩大。张东亮看我写稿子这么麻烦，狠狠心花7000块给我买了台电脑。说狠心一点也不过分。当时，张东亮的存折总共10000多块钱，那是一个还不能靠卖作品维生的穷画家必须省吃俭用的家底。我比张东亮更穷，倾囊而出，也就1000多块。有朋友对张东亮说，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她买台电脑，你不怕临到头人家跑了连电脑也一起卷走了？张东亮有过这样的担心吗？举头三尺有神灵。很快，他就将体会到他的这一不为私己的慷慨之举所回馈给他的报答。春天向夏天过度的时候，鼓楼那家杂志越来越难维持，最后发了1500块钱，主编说了一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之类的话。我也不急。那时候，我已经和一家网站的娱乐频道合作了一个多月。编辑将3个版块的栏目包给我，除了一些资料编撰，主要还是负责人物专访。每月月初给我按时邮寄上一月的稿费，平均下来，每月至少4000块钱。不过是依照一个朋友告诉的电话号码没抱什么期望地询问了一下，编辑也不过是读了我写的3篇稿子。北京有那么多的编辑、记者、撰稿人，她怎么就偏偏采用一无关系二无资历的我？而且非常帮忙地给我争取到了优厚的稿酬。
编辑是一位北京女孩，非常干练，且有一副热心肠。当你的舌头舔食到糖果的时候，生活总是一并为你预备了除了甜蜜之外的其他滋味。半年后，网站开始缩水。编辑来电话说，娱乐频道很快就要撤消了，门户网站正在改革为商务网站。我去报刊亭买了几本杂志，依照版权页的社址电话直接打过去，遇到礼貌耐心的编辑，就将写过的稿子email到对方的信箱。那时候，我不认识一位杂志社的编辑，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完全是生存的本能而已。有一次，将刊登了采访文章的《母语》杂志送给黄燎原。那一期杂志，我一共做了3篇人物采访。黄燎原问我，《母语》稿费高吗？我说，3篇稿子1000多点儿钱，顶多千字100块吧。黄燎原特别惊讶，这么低，你也写，少说也得开到千字500块。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拿过千字500块的稿酬。
至少，再有各类时尚杂志找上门来要求写稿时，我知道有个千字300块的行价做参考。可是，几年前，我哪里知道什么叫行价，哪里挑剔得起稿费？能有得写，能将稿子卖出去，就已经很满意了。后来我发现，当年像我这样既没有媒体资历和资源，也没有同行圈子，单枪匹马地做自由撰稿人，的确很吃累，完全瞎子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全凭胆量和毅力。昨天，我仔细读了一遍我和张东亮在一起之后的日记，5年零1个月，47篇。我只有在心情沮丧的时候才会记日记。
也就是说，过去的5年时间里，至少有47天的时间，我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最后一篇日记是2004年4月1日。这说明，从2004年愚人节一直到今天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心情还不错，起码称得上平稳。可是，若按惯例，我的心情应该相当沮丧相当糟糕，至少这种坏情绪应该顺延一小段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连续两次失业。关键还不是失业，是一旦失业就面临收入断档。其实，失业的第三天我就又开始摩拳擦掌重操旧业继续撰稿了。但是，3月写出的稿子，至少五六月才能收到稿费。虽然张东亮的卖画收入足够我们两三年一分钱不进也照样生活下去，我完全可以松口气。但是，张东亮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起，我们就商量好了，他的卖画收入是我们的储备金，不到万不得以，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稿费用来吃、穿、住、行。
因为卖画收入不固定，你不知道画好的一幅画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收到一笔钱之后，下一笔还要等多久。所以，我们像两个守财奴一样对那些来之不易的钱非常珍惜。再一次失业后，张东亮宽慰我，正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也不要写。可我受不了每月花存款的生活。那些存款是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安全感，我怎么可以耗用它。后来我才清晰地看到，再遇到佛法之前，我给自己搭建的安全感是多么脆弱。难怪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我至少有47个心情沮丧的日子。其中，多半是和张东亮吵架过后的痛不欲生的时刻。说痛不欲生实在不为过。从那些浸着泪水的日记里，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形，怎么会那么伤心欲绝，好像整个世界都负了你，你所有的委屈只能一个人吞咽。我独自卧倒在朝北的一间屋子的小床上，试图哭得声音再大一些，好让这些哭声穿过走廊穿过张东亮的耳膜折磨得他睡不着觉必须过来给我赔礼道歉不可。可是，当张东亮真的过来哄我时，我又背过身去，不理他。
张东亮说我发起脾气来像个无赖。说得对，那时候，我不是无赖又是什么？不仅是个无赖，在有两次发了疯似的争执打骂中，我简直像个骂大街的泼妇，极尽言语恶毒阴损之能事。仅有的那两次，张东亮把我推倒在地。应得的报应。现在，我想想自己当时的情形都脸红。可是，在外人面前，我不是一向礼貌温顺善解人意吗？真是一念间为佛，一念间为魔。不过，在所有的家庭战事中，我用于出气的武器不过是棉靠垫、枕头，顶多是筷子，我从不摔易碎品，而张东亮一共报废了1个暖瓶，3个碗，1个盘子。可见，我发起火来其实非常虚张声势，而一向温和的张东亮一旦爆怒，至少也是手榴弹。每次吵架都是我小题大做。2001年隆冬的一个夜晚，我被恶梦缠绕，吓得惊声尖叫，心有余悸，下意识地用手推张东亮。大概他睡得正酣，被我一声惊叫吵醒，有些不快，嘟嚷了一句——至于吗？翻了个身，又睡了。我开始流眼泪。我觉得身边的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自私，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不仅不闻不问，还那么嫌弃。
越想越伤心。干脆起身穿衣。边哭边留字条。那张字条现在看来非常像遗书。凌晨3点，我一个人走在小区静得让人汗毛直竖的路上。是个阴天，夜空黑压压的，星星很少，路灯惨白，每幢楼房都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心里直打哆嗦，又害怕，又后悔，一面又豁出去地大步前行。上了车才知道是辆黑车。没有计价器。所幸，遇到的不是一位歹毒的司机。终于在日坛路的“31种美国冰淇淋”店里看到了让人安全的灯光。除了店员，只有一对情侣。我坐在灯光昏暗火车箱式样的高背坐椅上，一段非常难熬的时光。伤心吗？一点都不。就是困倦，而且恍惚，搞不懂大半夜的自己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也是那一天，我发现，这种非常小说和电影的戏剧情节，其实是一件既伤身又伤神的事情。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适合做一个正常人，过不正常的生活实在辛苦。5点半多，路上已经开始有了早起做工和锻炼的行人。我拖着疲累的身子慢慢地从日坛路踱到国贸，坐第一辆早班车返回了通州。到家时，张东亮和一个朋友正要出门吃早餐。他们为我已提前透支了能量。是我关门的响声惊动了张东亮。他原以为我不过是去另一间屋子哭鼻子，顶多又在电脑上写控诉日记。可是，怎么会有开门关门的声响？等他穿好衣服，匆匆瞥了眼我留下的字条，跑出楼道的时候，已看不到我半点影子。唉，我走的是小区的前门，他走的是后门。活该让我一个人在冬天黑黢黢 的凌晨3点的夜路上担惊受怕。可是，我凭什么连累张东亮和那个朋友？
小区的后门就是滨河。因为有工厂排出的废水，即使在冬天，也不会冻冰，张东亮担心我做傻事，沿着滨河一直喊我的名字。他还真把那张字条当了真。我哪里真想寻死，我根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写出那样吓人的句子恐怕只是对他不理不睬我的伤心和痛苦的恶毒报复。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骂过我无数遍了。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我的挑剔和苛刻
何止该骂，难道我不该为我的意气用事好好地挨一顿揍？但是，他一句抱怨和棒喝的话也没有。只是像父亲一样拉着我的手一起去外面吃了早饭，然后，哄我睡了觉。对，这就是我要的。每一次争吵过后，当我们重又抱在一起和好如初更加相依为命的时候，我都无比的心满意足。我需要他百分百地疼爱我呵护我，哪怕有百分之一的疏忽和怠慢，我都会觉得委屈。我难道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换做一个人，谁能忍受得了我的挑剔和苛刻？
对！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现在，我已经得到很多了，可我还是不满足。据母亲说，小时候我是全幼儿园里最能哭的孩子，非得要我母亲抱着才安生，每次她抱着我去幼儿园，在离开的时候，我都哭得让母亲肝肠寸断。这种拼了性命的哭发挥到极至的是十一二岁的一年暑期的某个下午。没到下班时间，父亲就回了家。这让我措手不及。情急之下把“手抄本”藏在暑期作业的下面。“手抄本”不过是我摘录的一些优美的文字，粘贴的美人头像，糖纸。父亲扬手打了我。
他觉得这孩子实在不争气，期终考试成绩平平，不利用放暑假好好补习功课，反而浪费时间在这些不着四六的东西上。父亲是名技术工人，小学文化，一辈子崇尚科学知识，非常好学，从我记事起，就见很多个夜晚，父亲都戴着眼镜在小台灯下钻研那些大部头的机械类书籍。但凡再多一些受教育的机会，就凭勤学苦读的毅力，父亲至少也是一名工程师、机械师，总之一定是理工类。父亲那几掌打得并不重。我却哭晕了过去。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个傍晚，我神志恍惚地躺在床上，床边坐着流泪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定吓坏了，以为我受了刺激，神经错乱了。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动手打我，也是最后一次严厉地训斥我。我从此变得异常乖顺，从不看课外书，直到高考结束后，母亲才从家里搜出高二那年我偷偷买的几本三毛的散文集。父母大概是不信人各有命的。要是相信，大概他们就不会因为我丢弃了学了4年的会计和深圳那个收入诱人的工作，至今，仍不能释怀了。
从当年我对“手抄本”的热衷也许可以看出点线索，幸许日后我是要吃文字这碗饭的。倒并不是像父母所担心的那样，听到我正在写书，便以为我有当“作家”的企图心。其实，写书只是我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一份工作内容而已。出书已不是难事，“作家”的名号也轻贱到了出版一两本书的人就可以以此自称。但是，在我心里，它始终是含金量很高的称谓。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和宏愿。我顶多称得上爱好文学，恰好还有一些可以靠文字谋生的能力。对，我说的是文字，而不是文学。只要是能靠摆弄文字谋生的工作，我都是乐意的。在家撰稿了一年多，为了多赚些钱，我不是也在美国一家化妆品和营养品公司做了大半年的文案吗？
如果不是因为忍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坐班，恐怕我也不会转去杂志社做编辑，如果不是因为两次被动辞职，我想我也不会重又做起自由撰稿人。当真安安心心做了一年多，越来越觉得，这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份职业，不用坐班，时间自由得多，虽然比较费脑子。但是，比起人际周旋的累心，有劳有酬地消耗脑细胞更为公道，并且简单。张东亮不止一次地说我，你就是太单纯了，适应不了这个复杂的社会。的确，地球上没有比人更复杂的生物了。2003年春天，我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办公室的一桩丑闻事件当中。A在半夜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看了她的一张软盘上的一封信。天？！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什么软盘啊，信啊，我哪里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关机？因为我定了闹铃。凌晨5点要去火车站接我妈。我妈要去深圳抱孙子。当晚，杂志社的另外一位男同事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我们是当时相对受主编重用，而又恰好不是女孩在办公室结的死党圈中的两个人。我受不了这样的嫌疑。我受不了背负一个偷看者的帽子。
A说，偷看者将信里的一部分内容告诉了主编。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偷看者到底是谁，只有主编和当事人知道。为了澄清我的清白，我毫不犹豫地就给主编打了个电话。主编大怒。事情怎么扩张到了你那里？！到此为至，再别外传。我彻底晕了。主编、A、偷看者，一张光盘、一封信，这里面到底埋伏了多大的秘密？！没有不透风的墙。A很快就将一切都调查个水落石出。我被证实不是偷看者。但在整桩事件的调查中，我偶然成了其中一位无处诉说的痛苦的当事人的听众。也就是说，我成了知道秘密的人。一个知道秘密的人无疑是危险的。我在耐心充当知心听众的那一刻，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危险的人。但凡是个有些世故的人，一定知道如何做个老好人，既安慰了对方受伤的心灵，又躲过成为知道秘密的危险炸药。可是，我哪里有这么高深的人际技巧。我不仅不聪明，可怜连半点智慧都没有。否则，我也不会那么快人快语直肠子性格地当即就给主编打电话去讨问秘密。清者自清。我当时怎么笨到跑去屎粪堆里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还清白得了吗？一个甭管主动还是被动卷入是非的人，最终都免不了是是非之人。
所以，我理当为此得到了报应。3个月后，我递了辞呈。今天看来，当然不是聪明还是笨的问题，是我过于着相，过于看重我在别人眼里的清白，是我的身体里流着父母血液里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一个从不招惹别人也害怕被别人招惹的人怎么受得起他人对你最起码的人品的怀疑？2004年4月1日，我写下了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后一篇日记。春天来了，风很大，阳光白花花的，灰尘细细密密，擦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落下的速度。有时生活真是挺令人绝望的。2004年4月1日。又是一年的愚人节。去年的这个时候，张国荣从23层高楼跳下结束5了生命。而这一年，我都经历了什么？陷入XX的丑闻事件，流泪，伤心，屈辱。3个月在家撰稿，然后去XX，试用期刚到，主编被撤，再次走人，直到今天。我已经很久很久，久到已记不清多长时间没写日记了。是的。我总是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才会想到写日记。像它是最后一个可以救赎我，不，是可以缓解我痛苦的人。这种时候对曾经热衷的许多事情都不相信。是的，我不相信一切！！！！！！我知道我正在犯下什么罪行，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厌世罪行。工作不顺，经济紧张，不得不谨慎开支。
东亮的不顺在于，他吃瓜子，竟然被夹在牙缝中的一块瓜子皮划破了舌头。这些天一直喝流食，不说话，人一下子就瘦了。东亮在做饭。跟他在一起，除了穷点，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病了，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他是家里的主心骨，他一病，我就会悲伤，变得更加悲观。我在企求大富大贵吗？没有。我只是想找一份还能胜任的工作，准确地说，工资中等，不算枯燥的工作。为何不顺？打起精神来。即便丢了工作，我也要每月保障有些收入，而不至于动用存款。可是时隔近一年，我能清楚地看到“可是”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我真正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太累了， 我烦死了不停地写啊写啊， 我不想再写了， 为什么总是我来承担每月的生活费， 我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 我要罢工！！！！！！
东亮不是说了让你轻松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写了的话吗？你的稿费负责每月的生活东亮的卖画收入存做储备金难道不是你自己给你和东亮两个人的许诺吗？结婚前，东亮不是说了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穷画画的，你可要想好，你不还是心甘情愿地和人家领了结婚证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难道不是你亲口对自己说的？存款上的数额只有1000块的时候，是你对东亮说的吧，要是能有1万块钱该多好。果真有了1万块的时候，你又说，要是能有10万块，我就满足了。可是，当真有了10万块，你满足了吗？难道不是你一遍一遍问东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你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一天，你是不是又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