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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解忧，惟有写作。
“诗可以，人不行”说出此话真是需要一点傻大胆，我只是想说：这种通行于网际的无可辩驳的批评方式（来自一种可恶的思维定式）已经愚蠢到不值一驳。
我开玩笑说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代人的成长：“我们曾经被吓破了胆”、“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我不属于那一代人，但也可以借此蠢话反思一下：早年面对前人作品的虔敬没有让我感到一丝一毫的害怕，“彼可取而代之”；今天或者将来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认为我可以为所欲为在艺术面前，你必须认识到：你可以做的相当有限。
有时候，真实客观成了想像力匮乏者的通行证。而那种一提“想像力”就要和古代神话搁在一起谈的主儿，我也十分讨厌，什么“屈原一跳江，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就没了”云云。
一个人和我谈起“诗歌的灵性”，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其实不必进行下去：我之“灵性”指的是撬起货物的杠杆；他之“灵性”指的是货物上的商标。
近来我总是面对一种极为庸俗的批评模式：你的前期好还是你的后期好，他们似乎更乐于说：还是你的前期好这其实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越来越好”的期盼（对别人则反之）完全是出自一种学徒心理。面对这个业余气味浓重的坛子，中国的诗歌读者和批评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才子必然早夭的真相是他业余；一个不算太笨的人做好了所有的职业准备后他就可以一直好下去我正是。
我在写《唐》，有人又在对我说不要和人斗嘴安下心来写之类的话了。我知道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几个鼎鼎大名的农民小说家在写作一部长篇时的通常做法是躲到山里去，就此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也许他们是对的。但对我来说，难道一部开放的作品也需要这样一种封闭的环境？我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唐》灌满我个人现实的风！我写着，但首先是：我活着！
在李白的诗中，我读到了他的狐臭，一个杂种的明证。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新世代”的《诗参考》
那大概是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西安外语学院的公用停车场等车，准备去办一件公事。天空下着小雨，我无目的地朝着前面的一个方向看，看着看着就看见瘦小的中岛头发湿漉漉地出现在雨中，这人总这么神，他的出场方式似乎就该如此。那次中岛离开家乡出来溜达的原因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可能他说过，但我忘了。总之他来了，一住就是小半年。我后来再没问起过那小半年对中岛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场在当时当刻还算美好的恋爱？在西安大学生中展开的一系列诗歌活动？几乎每日都写相当多产的创作？他在西安孕育了《诗参考》的诞生？我不知道哪件事对他来说最为重要，但我想他肯定不愿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件。因为在每件事里他都搭进了自己青春的热情。那年他27岁。
当时在西安有个叫“蓝鸟”的“诗歌活动家”；有次他跟我谈起一个想法；说想办一份名叫《诗歌参考》的地下诗报，他的灵感来自于《参考消息》，他说就办成《参考消息》那个样子，有“内参”的意思。我觉得他的创意非常不错，就说把“歌”字去掉，叫《诗参考》。他也说好。但这个蓝鸟永远属于有创意而无行动的人。当时我也是无意识地把这件事给中岛说了，可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那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中岛的女朋友小Z敲开了我的房门，怀报厚厚的一摞报纸，她说已离开西安四个月的中岛回来了，他让她先来送报，他因办事随后就到。我翻开那摞报纸，发现在报头的位置赫然写着三个红字：诗参考。那红字有点太红了，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想像，但我已来不及遗憾了，我完全陷于巨大的惊喜之中。此前此后，我所了解的中岛始终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身上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行动精神与行动能力是我们那代人所普遍缺乏的。那天晚上我们喝了酒，在我们常去的师大餐厅，除了我们俩还有南嫫和我同宿舍的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竟然喝醉了，半夜酒醒了起来写了首诗。那一醉是为《诗参考》的诞生而醉吧，说句非酒鬼的庸俗话：是值得的。
做我小辑的那一次中岛也来了西安，本来那个小辑是为西安《创世纪》杂志做的，终审时未通过，一堆退稿在我手里，中岛就决定搬到《诗参考》上做。那是我惟一一次参与《诗参考》的选稿，此前我只是在信中向他推荐一部分名单。在我的小屋里我们俩埋头静静看稿的情景真是如在昨天。事后令我高兴的是：那一期成了《诗参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概在民间诗报刊中第一个动用专业美编来设计版面的正是《诗参考》，在硬件方面中岛历来是敢为人先的。
以上便是我和《诗参考》的关系中亲身经历和亲眼目击的部分。我要说我有幸目击了它的诞生和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也说明了我和它的缘分。身为作者我和它的关系是从始至今的。也曾有家诗报在那个时期给过我非常关键的推助（是《饿死诗人》的首发者），后来因为其主编听从了其他个别作者妒意十足的意见而抛弃了我，那是我想留都留不住的缘分啊！所以我说我和《诗参考》是有缘的，正像我和《一行》的缘分一样。作为一个在十年创作的展示方面始终受惠与蒙恩于它的人，我是否可以说出它的意义？如果不合适，我就不从意义上谈。
在1993年以前，地下诗报刊如果能够拉出一份像样的名单并能按名单把诗约来，它就能在民刊的汪洋大海中浮出水面。那一时期的《诗参考》就是这么做的。而什么叫“像样的名单”呢？指的是朦胧诗的幸存者和仍在写作的第三代诗人，就是说你只要具备中国现代诗的基本立场和品质就足已显出你的优秀。这样的优秀者在当时也不是很多。所以说《诗参考》的大方向在一开始就确立了。但又不满足于此。从1993年开始，《诗参考》更为引人瞩目和叫人兴奋的地方是它不断推出的新人，自我那期之后有侯马、徐江、宋小贤、余怒等均以小辑或头条的面目在《诗参考》中出现过。所谓“新人”是针对80年代已成名的第三代诗人的带有自谦意味的称谓，其实他们从写作的数量上，从连续写作的时间上，个人风格的完整性和成熟度上以及对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先锋性上都全面超过了第三代诗人，他们之所以长时间的被当作“新人”对待，是因为再没有一次“两报大展”这样一夜成名的机遇在等着他们，再加上90年代以来那零度以下的诗歌环境已经陡然加大了一位诗人的成长难度对其中的优秀者来说仅仅是成名难度。正因如此，《诗参考》的作用才殊为重要。第三代的中年人以为，等他们熬成“大师”或以别的手段把自己包装成“大师”（比如说“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中国的诗歌就发展了，哪有这样的事？！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年轻人，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诗歌生力军，不论从艺术的发展还是时代的发展这都是不可违抗的。真正建树了90年代诗歌的这一代青年未能获得一个完整的命名，这是理论界的悲哀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而对其中的优秀者来说这无所谓，李白就叫李白，杜甫就叫杜甫。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写出了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历史的优秀之作。我为这代诗人面对作品所表现出的专注而自豪，因为我也身在其中。作为一本刊物（1998年由报改刊），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面对作品的专注，它的精神形象与这代人十分吻合，它的十年历程与这代人的成长保持同步。在这一代人充分表现的十年结束的时候，我想替那些总是滞后永远滞后毫无原创命名力的理论家做一个迟到的命名，我把作为当代诗坛生力军存在的这一代人命名为“新世代”，物理的时间给了他们跨越世纪的机遇，他们自身创作所处的继续向前的良好态势也给了他们跨越中国诗歌新旧世纪的机遇，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做出如上命名的初衷也许仅仅只是为了防患因为无知和无能所带了的对这一代人的忽略和漠视。当老朦胧和第三代（含“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大多数已在吃他们那点可怜的圈子名声的时候，当刚刚迈出海子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双重阴影才写了两天先锋诗的所谓“70后”借助两个写小说的小丫头所带来的商业炒作热潮莫名其妙地甚嚣尘上的时候，这种由来已久的忽略和漠视开始变得明目张胆。在此我想说出我眼中的《诗参考》是属于这一代人的，《诗参考》是“新世代”的《诗参考》。就像《今天》与朦胧诗的关系，就像《他们》、《非非》与第三代的关系，《诗参考》是“新世代”的灵魂刊物。正如中岛所说“《诗参考》不是哪一派的刊物，《诗参考》也不是同仁刊物”，它是一代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重要见证。
而对它的创办者和主编的中岛来说，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除了偶尔遇到的一点赞助，都是由他独资承办。中岛多年漂泊其实并不富裕。当它还是一张报纸的时候，就在《亚细亚诗报》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90年代十大民刊之首，今天它已被洪子诚教授写进了他的《当代文学史》。一位老哥善意地对中岛说：“你够本了！”中岛淡然一笑，又开始盘算起它的下一期。中岛私下对我说，他会永远将《诗参考》办下去，他在《诗参考》就在，就算周围的朋友都跑光了，他就和他的《诗参考》在一起。这话听来有些悲壮，我相信这个行动主义者所说的。而我对我自己，对“新世代”的兄弟们想说的是：拿出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超越的心血力作，给《诗参考》，也为历史给予这代人的暧昧与含混做一次彻底回报与清算性的证明！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唐》一个梦想的诞生
这是多年以前的一个梦想。八年前蒋涛已为一家公司做好了一份计划，那家公司甚至也已通过了这个计划，可就在这时那家公司的这项投资被人撤走了，撤走投资的是老板的母亲，她嫌自己二十岁的儿子投资文化太多，“净玩虚的”。当时组约的稿件有一小部分还留在我的抽屉里，翻着它们我也是感慨良多。
实现一个梦想需要八年的时间吗？好在我没有在等待中虚度这八年。八年前及其前后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我身边也曾有过一拨年轻人。都是当时在西安就读的大学生和个别年龄相仿的社会青年，他们创办了《倾斜》并坚持了四期。他们那拨人中有几个天份和资质相当不错的，为诗歌写作所做的准备也很充分，像楼建瓴、一边、逸子等，后来他们中也出了方兴东这样的“社会名流”，但在诗人中只出了一个马非让我长久地遗憾。回头看他们当时的成长环境真是太恶劣了，那时候是“海子热”，是“麦地狂潮”，是不写麦子就不是诗的年代。而且当时铁板一块的诗坛几乎没给他们任何可以揭竿而起的机会。说起他们，我总感觉那份没有如期出世的《唐》欠了他们什么，对于他们，当时我能做并且做了的都太少了。
如今《唐》终于来了，八年不出，它漏掉了可能成为的一代人，所以在它真的诞生的时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那一夜是在奔赴衡山的南下列车上，我和黄海、土马这两位与我共赴“武林大会”的青年诗人海阔天空地聊诗，主编《七十年代》多年的黄海谈及他有将《七十年代》由报变书的打算，我说《七十年代》名字不好而且意义不大，他问我叫什么好，我随口而出：《唐》。我还谈到当年的梦想和计划，黄海和土马显得很激动，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一趟，黄海从衡山就开始了为《唐》约稿。回到西安之后，我约黄海、土马、秦巴子、朱剑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唐》的事，这也成了《唐》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就《唐》的编辑方针和形象定位做了最后讨论，编委会也在这五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两个“老家伙”，三位“70后”，这样的人员组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必要的稳重和更多的活力。《唐》，指日可待。
当年筹办《唐》时，逸子曾向于坚约稿，于坚在回信中说了一段话，大意如是：做一本叫作《唐》的刊物，要么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么就是一群疯子。我想今天还在写诗的人都是广义的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没什么可说的，有意思的是他关于“疯子”的话，我想这是因为一贯倡导“拒绝隐喻”的于坚却把《唐》读成了隐喻，一个大隐喻。正确的读法是中岛在衡山之巅的读法，他反复念叨着：“唐，唐，唐，唐。”然后说：“好听！”《唐》不是一帮古典主义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也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朝代无关，如果说这个字在汉语的语境中尤其在诗人的嘴里有力量，那是一个距今遥远的诗歌盛世所带来的余韵这点余韵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后限度。但我最大的希望在于你只是感觉到它在声音上的好听。还有人问过我：它是否脱胎于棉棉的畅销小说《糖》？这令我哭笑不得。看来，对《唐》“拒绝隐喻”的解释真不算废话。
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声明：《唐》不是一本地域性的刊物。在它诞生的地方，也和其它省份一样，真正的诗人都和本省的正统文学处于一刀两断的关系，该省文学以“农民小说”称著的更为明显的传统性，使如上所述的断裂关系显得更加直接和刺目。秦巴子近期有新的名言：“我和伊沙不是陕西诗人，我们是侨居陕西的中国诗人。”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抱怨，我以为连抱怨都是多余的，因此而抱怨是对我们自身的侮辱！
同时，《唐》也不是一份同仁刊物，至少在艺术上它不是。这并非刻意而为，这是强求不得的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所有自命的流派以及诗歌写作的小集体都无法摆脱形象的滑稽和处境的尴尬。确实，在已经逝去的上世纪的90年代，“个人写作”是诗人们最大的共识，哪怕有一部分人是口是心非的把它当成了策略。回到个人，所有在《唐》上亮相的诗人都应坚持个人的身份并坚守个人的立场。没有《唐》的诗风，也没有《唐》的诗人。
开阔，但不是没有方向它将永远保持常识中的中国现代诗继续前进的方向；自由，但不是没有立场在先锋大旗下的形式多样的探索实验是它最为基本的立场；包容，但不意味着中庸那种诗坛议会式的为各种势力的代表安排席位的方式必须杜绝；严肃，但不意味着刻板我们将在作品本身的生命力上来寻求一本诗刊的可读性。
从作品到作品十年后你会发现这里是名篇荟萃佳作纷呈；外带少量（也只可能是少量）富于创见的文论，具有诗学意义的访谈录和具有诗史价值的回忆录。这是八年来我梦想中的和马上就要摆在大家面前的《唐》。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见证 沈浩波的历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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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8年上半年吧，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一封寄自母校北师大的来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沈浩波”的正在就读于母校中文系的大三学生，他除了在信封里夹寄了两份由他参与创办的《五四文学报》外，还在这封长达数页的信中将中国的新诗史按照他的理解“掳”了一遍，我很快写了回信现在可以回头试想一下：我当时会不会不回他的信？回答是否定的，他来自我深怀感情的母校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这“孩子”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才气、素质和禀赋是明摆着的，我当不会拒绝。
在我看来，这位年纪小我整整十岁的“同门师弟”在其长信中所勾勒出的“中国新诗史”的这份“论纲”是相当准确和有水平的我也能够看出：这其中有我的母校母系（我至今还对它珍藏着“中国大学中最好的中文系”的美好印象）教育的结果，也有他个人的消化和理解。我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给他的回信中是否谈及了我对他信中所谈内容心存的两点异议：一是把欧阳江河说得太神了，抬得太高了；二是在谈到我的诗时用的还是当时评论界惯用的那些俗词：“另类”什么的。从《五四文学报》等处看到：他那一段署名为“仇水”发表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受到欧阳江河影响的外在浅表特征，后来真正认识之后，他更是向我坦承：他是从读汪国真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表现的是一份大气！我就有过一大纳闷：汪国真当年数以百万计（保守估计）的青少年读者和今天诗歌网上动辄以“你是汪国真”来攻击他人诗作的虫子们到底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对此我深表怀疑。另外，我也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