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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带着以上的三个问题进入到一次注定有所收获的阅读之中，或许我还会有许多预料之外的收获。在这个出版繁荣的年代里，阅读之乐反而变得愈加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要将其紧握在手，抓住不放！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把小说写假 把男女写真
我读韩东《我和你》
韩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和你》完成了，距其第一部《扎根》的出版未到两年。我记得在三年前的一次通话中，韩东告诉我说他有一年写作一部长篇的打算（还说到他每周一篇的〃副刊文章〃是为了挣出每月的生活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牛B十分诱人的作家规划，如今他践约了（职业作家必须践约），比计划中的时间晚上那么一点也是其严肃性以及从容的姿态的体现。我又想起在今年的上半年，韩东在其“副刊文章”的形式下拿出了一篇文章，名字好像叫《快是艺术的敌人》，贴在网上立刻博得满堂喝彩，尤其是他“亲友团”里的一些男女老少，在其懒骨头得到一次有效的按摩的同时，又得了“韩大将军”的最新“将令”，借此又可以整顿治安号令天下一段时间了（他们好像一直对此举有瘾似的）我不知道韩东的长篇又出对他们有何刺激？韩东的速度到底属于“快”还是属于“慢”？我只是清楚地记得：1999年在成都，韩东说过写小说“不怕慢，就怕站”一语让我反省到自己小说写作的中短篇时期收效甚微的一大原因，并在日后的长篇写作中不再重犯……
我发现每位写作的同行都是带着各式各样程度不一的成见进入到对一位作家作品的阅读的（“亲友团”式的“怎么看都好”就是一种典型的“成见”），我对韩东新长篇《我和你》阅读前所持的成见是：老韩会不会要将我们拖入一场阅读的折磨？意在考验我们的智力和耐心？告诉我们说：因为生活是平淡无趣的，所以小说就是平淡无趣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我读得相当之快！三个晚上（只在晚上读）的时间就读完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在此过程之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韩东笔下少有的大流畅，有多次我甚至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老韩是不是写得太过流畅了？是历时三载四稿完成反复打磨造成的光滑吗？具体到韩东，当然是好事。《我和你》在“好看”这一层面上确实打破了我阅读前的成见，当然，这所谓“好看”是相比于《扎根》而言的（在阅读中短篇时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好看”这一层），也是针对我这种读者来说的，但这肯定不是人民大众要的那种“好看”虽然在某些关键的地方，韩东比那些很具人民性大众性的作家写得更加“好看”，比方说性描写性描写里有动作无细节，有共性无个性，有性交无性感，通常是那些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的一大通病，韩东式的严肃文学在此呈现的却是显微镜下的精密刻画，从细节到细节的真实质感，有着残酷写实主义的意味，但那似乎又是为心太软的人民群众所承受不了的。“好看”真是因人而异的事，譬如我一直以为写得最好看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是马原，但人民从来不买这个账，说：滚一边去！所以，我只能说，韩东这次在《我和你》中做到的是与读者无关的真正的“好看”这是严肃文学应该负责的范畴。
我在阅读这部新著之前对于韩东所怀有的另一个成见是：我怕他写得太有预设性，与提纲（哪怕是脑子里的）太过吻合，写作中有太多冷静的操作。从“我”（“徐晨”）与其性冷淡的前女友“朱晔”四年中仅性交十次靠的是相互抓挠以慰其性的情节开始，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此处我想再引进另一个话题，于诗于小说，老韩多创见，大伙已经见惯不惊，他在《扎根》的后记中写道：“只是我理解的‘虚构’略有不同，不是‘将假的写真’，写得像那么回事，而是‘把真的写假’，写飘起来，落实到‘假’。”此话非是对小说写作具有深刻体验并结晶成为独特的个人经验的高人方能道也！只是在这里比在《扎根》中运用得更加经典：“我”（“徐晨”）深爱着他的女友“苗苗”，在“苗苗”家发生火灾之后，用了“几百块抹布”帮她擦拭房间；在分手的时候，主动一方的“苗苗”竟穿着“我”给她买的皮鞋踢了“我”“几十脚”；在分手以后，反复无常的“苗苗”打来过一个电话，“徐晨”的表现是：“我抓起电话，不容对方开口，对着听筒咆哮道：‘我操你妈！’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想：“徐晨”骂出这四个字之后，一定感到很high，真实的情绪一定比韩东描述中的还要high，而最high的还是写到此处的老韩，在前头十几万字不厌其烦地尽现委琐、隐忍之相并将之演绎到一种疯狂的状态（老韩素来不缺这样的意识、境界与表现）之后，他需要另一个方向上的疯狂对老韩来说，还需要更多一些这样的疯狂，需要对煞有介事的“爱情”说“我操你妈！”我多么希望这才是小说的结尾啊！剪辑机就是老韩的电脑。强加于人的话算我没说。
还有一个我虽没有但却明显感觉得到的对于韩东的成见：《我和你》第四部中比较密集地出现了对于男女情爱这个命题的议论（与反复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这让有一部分人瞧着扎眼；又让另一部分人忙着抄录前者是那些长期以来将老韩误读为单纯的形式主义者的干瘪的形式主义者（一般产自南京和川地），后者则是将老韩误读成一个真理宣谕者的真理爱好者（当然产自伟大首都北京）看这些人说老韩再度应证了我早已有之的一个看法：“韩东”是一个人，“韩东们”是韩东不在其中的一堆人，有个弱智的小家伙将韩东这部小说的结构总结为“一事一议”，真该一脚踹回到课堂上去！还将主人公“徐晨”在女人面前的表现称之为“弱智”，恰好证明的是自己少不经事的处男式弱智（不知道在男女之事上人的智力会降低么？）；还有一个女写字的，老韩明明在这部新著的后记中声明过了：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还有一句：写的是男女关系），可她偏偏要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云云。因为在她她们看来，爱情小说多么牛啊！书店里书架上朝着醒目处摆的，从来就不知道那是商业化类型小说的形式一种。对于《扎根》的评论亦是如此，有人明言评之为“流水账”（实则夫子自道），你以为你就反掉了你的中学语文老师了么（瞧这点可怜的小趣味），于是乎，一个素来崇尚简洁并以控制力见长的小说家就这么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话说回来，一名优秀的作家必然是能够不断制造来自读者的误读并打破来自同行的成见的人。韩东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不错，他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他在《扎根》中将思想的矛头指向了“历史”的神话，他在《我和你》中针对的是在当代甚嚣尘上的“爱情”的神话，但在写作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小说家的本分，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是为了再现原型，文学家思考的姿势永远比思想的内容更动人。韩东“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的思维模式确保了他在文学中思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不是相反。
最后的话说给读者：如果有人想在这部书里找到“爱情”（其实是“男女关系”）的真理与哲理，我劝他们还是去听流行歌曲吧（不开玩笑：林夕的词就不错嘛！）；但如果有人想看清楚自己充当“伟大情人”时无法腾出手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那副真实嘴脸，那么就请读这部小说吧！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垃圾如山
这大概是经历过80年代文化的人的一个普遍感受：如果有段日子没去书店了，就不免心里发慌。然后就安排时间赶紧去，去了又不免失望。过上一段时间再循环往复地来一回。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病”，经常再犯，想要根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失望的根源在于你经常走遍城市也找不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
作为一个老书虫子你还是怀揣着一张老地图的，本来你应该知道要买什么样的书就该去什么样的地方：比如最新上市的书，你可以去逛批发一条街，可最新的书在这里往往等于最热的书，而最热的书往往又是你最不需要的，那一天我刚想挤进这条街上最热闹的那家店，女店员很礼貌地对我说：“先生，您要不是来批货的话就请不要进去，我们这儿的书不零售。”我看了看进货者堆在门口的那些书的名字，心说：“你提醒得好，否则我进去了也是白费功夫。”真正有价值的书很难通过“二渠道”传到这条街上来，所以在这条最繁华的街上你不会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如果你想要和学术有关的书籍的话，可以去全市最大的一家书城，在那里你每每收获的是另一种失望，你见识过一本几个文学博士编的一部诗选，那简直就是几个外行在胡乱拼凑，事实上那不过是导师赐给他们一个挣外快的机会。一本号称“年度最佳”的小说选，你在手上翻来翻去却下不了买它的决心，因为书中那些已显陈旧的名字让你一下意识到该书构成的真相：该有的人一定会有，这是一本先拉出一份作者名单然后分别约稿集成的书，压根儿就没有通过真正的“选”。于是你买到一本自己想要的好书的希望就在街边那些不起眼的小书店里，这事就变得有点戏剧性了，仿佛期待着与早年失散的情人邂逅，一切全看运气了！
书店装修得日益堂皇，书籍的装桢设计也一年比一年有品位了，可是这丝毫没有减弱我每次从书店走出来时那种参观完垃圾站的感觉，顺便收获的一点小哲理是：垃圾袋再漂亮，里面装的也还是垃圾。我想这垃圾如山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错误？比如说我了解到那些出版社的编辑常常有低估读者的倾向，比如说我也了解绝大多数的写书人面对一本书的恶劣态度，比如说绝大多数买书者那种盲无目的从众心理……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这空心时代的真实面孔，它有一张不断能够吐出垃圾的嘴。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阿城归来兮
久违了，阿城。中国文学和作为读者的我。
以至于前年我在《收获》杂志上初读他《常识与通识》中的某一篇时，竟以为这是台湾的阿城（台湾不是也有一个阿城么？）。
《收获》带回了阿城。或者更应该说是杨葵先生所编的这五本书。五本书中有三本散文新著，是阿城归来时的样子，另外两本是他珍藏性极高的小说。真是不亏读者！
我见过这个人，我曾单方面地认识了他。那大概是在1987年，尚在北师大就读的我曾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大学四年，有三个人的讲座令我至今难忘：我的老师刘XX、王朔和阿城。阿城是个聪明人，他甚至比王朔更叫我愉快。聪明就是聪明，不是什么“大智”还要“若愚”，不“若愚”，他就是长成了那个样子，非常诚实的样子，聪明而又诚实。这样的一个人又写东西，我在任何时候都会相信他的文字。与此相反的是梁晓生，他爱讲，我有幸听过他的两次宣讲，这个人日后的文字确实没有辜负我对他人的不喜欢。
阿城的三本散文新著，使我对一位作家在目睹其人后的印象式判断更自信了。读其散文，就像12年前听他聊天，平易、亲切、妙趣横生，尤其是那本《闲话闲说》当然，我这是费话，因为这本书本身即由“讲谈集成”。考虑到另一本是《威尼斯日记》，我的费话则显得更有意思了。阿城原来是说什么就写什么遇什么就记什么的作家啊！十多年前我们还以为他是咬文嚼字的“文体作家”。十多年前我见到的那个阿城让我怀疑这个说法，十多年后我读到阿城就摒弃了这种说法。我喜欢他这么说事儿：“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我更喜欢他这么记事儿：“第二场拓荒者赢公牛一一五比一0四，这回轮到公牛手气不好了。”、“还是风，略小，仍冷。”、“地图上的威尼斯又像女高音歌唱时在腹前交合的手，但威尼斯河里只有男人唱歌。”在这三本散文中，文体感最强的当属另一本《常识与通识》，因为它是惟一一本真正的文集。我想以该书为证说阿城的散文比余秋雨写的好，你不会觉得我是骂了谁了吧（是前者还是后者？）。阿城以散文归来兮，我就想把他搁在90年代本土散文的环境中跟某些人比那么一下子，这也许是多事。《常识与通识》还让我想起了王小波，他们同样都知识丰富；属于极渊博的那类人对这一点我并不欣赏，因为知识让我觉得靠不住，比如阿城说足球，外行人看热闹。
那么阿城究竟是谁，读者肯定还没有忘记，他是《棋王》阿城。直到今天，在写了三本优秀散文之后他也仍然是《棋王》阿城。拥有一篇《棋王》和一本《棋王》的阿城已经足够了（以其才力他自己不该这么想）。如果列举中国当代小说集的头三名，我想十个人有九个会把这本《棋王》列在其中。如果列举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头三名，我想十个人有九个会把这本《棋王》列在其中。但爱他的读者（如我）有理由要求他以一部长篇巨著真的归来，我的道理是与其去修正中国文坛庸俗的长篇情结，不如精彩地庸俗一把（如余华）。他不玩可惜，他有这能力。
《遍地风流》比《棋王》早，而且产于那个年代，这是我重读时才得知的情况（当初发表时可是反着来的），也是我乐于接受的先后。为什么？不说了。以我之见该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的顺序是：①《棋王》、②《闲话闲说》、③《威尼斯日记》、④《遍地风流》、⑤《常识与通识》。
文未毕，最新的传闻已至：阿城在国外已完成一部长达一千万字的“巨著”，我有点吓蒙了，不知该期待还是不该期待。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妹妹仍需努力
妹妹们已经火了。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读读和认识她们的时候，妹妹们已经火了。
妹妹们如今已是著作等脚踝的人物了。很久了我烦文学界硬穿在她们身上的旧衣服：“70后”什么的，多难看！
妹妹们还是什么都不穿的好，但事实上她们自己做不到，她们讲究内衣的质地，她们是喜欢内衣外穿的妹妹。
中国的妹妹。长得美吗？不晓得，因为没见过。她们拍照喜欢打靠不住的柔光。
妹妹的声音是好听的，那是和卫慧通过一次电话的印象。卫慧在电话中说她买了我的书，她以为能够让我高兴。怎么会呢？
棉棉还说她喜欢陈先发呢？妹妹嘛，就叫没谱。不过，在《糖》里棉棉在她爱听的歌单里列有《一条路》张行的《一条路》吧？还有一连三首罗大佑……
一下拉近了和老阿哥的距离。“70后”的妹妹与“70前”的我原来是一代人。在卫慧的电话中，我最欣赏她的一点是她说棉棉的东西最好，而据说她们是死对头。
这不大符合叔叔、伯伯、爷爷们的传统。这就对了！传统是屎。
妹妹的东西也该有所不同，这我看到了。我的兴奋与评论家的兴奋不同，评论家以为自己发现了“苗子”，我兴奋于我所发现的那点不同。
有人介绍说金仁顺技术最好，我就内心打鼓。果不其然，我在她的小说里看到了太多叙述的“行话”马原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总之是已成为中国小说“行话”的那些套路。
我宁愿她不懂这些套路，不懂这些“行话”，甚至什么都不懂。我宁愿她是支离破碎的、神经兮兮的、慌不择词的、结结巴巴的……
甚至矫情如周洁茹始于矫情但不止于矫情的周洁茹。她在一篇小说里让名叫梅花的主人公发问：“我从来也不知道年轻男子的爱，那会是什么样的。”
“我”回答说：“梅花你真傻，年轻男人没有钱，也没有车，他们只买得起一捧花。”
周洁茹让“我”说完以后开始哭，然后叙述道：“我和梅花一样，我很想知道，年轻男子的那一捧花。即使只一捧花，也还是幸福。”
作为小说的结尾，最后的话稍微显多，但已经不错了，这就叫“始于矫情但不止于矫情”。
谁说只有燕赵之地的糙老爷们儿扮酷耍贫才方显力量，江南水乡的小女子神经末梢的小小颤动也挺疼的。关键是你长没长身体。脑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