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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只有燕赵之地的糙老爷们儿扮酷耍贫才方显力量，江南水乡的小女子神经末梢的小小颤动也挺疼的。关键是你长没长身体。脑瓜可以笨点但要有身体。
中国长了身体的文学从这一代妹妹开始，可以吗？尽管这有点丢咱男爷们儿的人。
可是啊，我却是一个十分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中国的事情我已经见多。现在想来，商业毁不了她们，商业只会让她们使劲地蹦，尽情地表演，蹦以及表演只会有助于她们身体的文学。
他们脚下的万丈深渊是在另一方面即所谓“文坛”！当她们被当作“苗子”和“文学事业的接班人”而被安排了之后，当那曾套住过无数公马的“功成名就”的缰绳也将她们套牢之后，那便是为牌坊写作的开始。
从为身体到为牌坊，也许这种写作正在开始。所以我说妹妹们也不可靠。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的她们不过是一百年后的冰心、丁玲、张洁、王安忆这些奶奶和阿姨，那么我们此刻的唇舌和唾沫就是多么无聊和多余！
我只祈愿她们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有人仍停留在生命的事故和无尽的传言中而永不自拔，如棉棉所说：
“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变成那把酸性的吉它；无论我怎么努力更正错误，天空都不会还给我那把我带上天空的嗓音，我失败了，所以我只有写作。”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老同学杨树军（1）
二十年前的九月（说起来叫我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进到北师大后搞的第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发起了一个“周末文学沙龙”，从宿舍的地上随手拣起一张都已看过的废报纸，用我那训练无素的毛笔字写了一份通知，到小卖部买瓶糨糊，朝学生食堂前的墙上一刷……到了周末，这人就来了，地点就在本宿舍，最热闹的时候，上铺也坐满了人（像剧场的包厢），还得到外宿舍借凳子，值得炫耀一下的是：还有好几个瞧着养眼的淑女上门，构成我们睡前的谈资。我在这个“沙龙”中扮演的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同舍的诗人徐江相当于“副主持”，当时眉清目秀体重尚不足百斤的他已经干起了舌战群儒的勾当（为十四年后遭遇的“盘峰论争”打好了基本功）；诗人侯马身为一班之长，凡事不甘居人后，急火火成了“早恋”军中“马前卒”，慌不择人地找了一个傻大黑粗的丑妞谈将起来，纯属为谈而谈，所以时见时不见……
我对我的同学杨树军的第一印象就是在这个“沙龙”上留下的，他从斜对门的一个宿舍里跑来，每次必到，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是坐在靠近的“会议桌”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上，位置虽好，但是从不发言，也不与人交谈，就那么十分挺板正地从头坐到尾，下回照来不误有着如此谦卑表现的还有诗人桑克，始终嘟着两片淳朴的厚嘴唇，不说话，这二人当时是同一个宿舍的……
这个“沙龙”很快竟然搞得声名在外，临近国庆节的一个周末，我爹跑到北京来看我，在校园深处的一把椅子跟我做促膝长谈，所以，那天晚上的“沙龙”是由徐江主持的，等我应对完父亲奔回到宿舍，人已经散了，听徐江讲：是我们的同学杨葵带着几个跟他身份相类的“文艺界高干子弟”为首的是唐达成的儿子唐大年（此人现在做了导演），好像还有黄燎原（现在的身份难以界定），小说家狗子当年好像也是通过这条线跟我们接触上的尔等是来“察”的，来搅场子，把好端端的气氛给搅黄了，人一看几个牛B哄哄傻B嘿嘿的“红色小贵族”欲占领无产阶级搞的“沙龙”，就悄然散去了……
散了就散了吧，我的心气儿已过，就没有再搞了，与其坐而论道（那时候我们知道多少道？），还不如好生读书，间或写点儿什么。只是刚留下一点印象的杨树军同学也随着这个“沙龙”的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两年在后来的两年间，我只在个别同学的嘴巴里听到他如何如何，但也很少，我宿舍里有张著名的八哥嘴，全年级男欢女爱方面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能被其广播出来，其中就有关于杨树军，说是他对他们同一个小组的一个颇为性感体态有点像妇人的成都女生有想法，有企图……这种信息，反倒让我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正常的有欲望的一个人。
大二即将结束时，我们搬了一次家，从西北楼搬到西南楼，个别宿舍也做了人员调整。我不得不和亲如兄弟的诗人徐江、侯马忍痛“分居”，搬到我所在的三班的一个宿舍，我是拖到最后一个才搬进去的，去了才发现里面有二班来的杨树军听人说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到这个宿舍来的，小子是在挑人啊这令我大有好感！哥们儿脑子不糊涂，挺会挑的呀！不过刚去头一天发生的一个细节却让我觉得此人可疑起来，宿舍里的人正在与我这个迟到者寒暄，坐在自己床边的杨树军忽然伸手将其蚊帐放下，要睡午觉了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心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大学男生宿舍中已经混了两年，我已经有经验了：一个宿舍肯定是由几名自由分子和几名反自由分子组成的，就看哪种力量占据上风了，我怀疑杨树军是后者但很快发现大错特错了。也正是那时候，我在两名“老烟枪”的不断递烟的熏陶和“不抽不像个爷们儿”的诱导之下，学会了抽烟，并且一抽而不可收；语言狂欢的最佳对象则是睡在上铺夜夜手淫（床老在晃）的前诗人钟品，有一天我俩的话题刚刚从色情转入到爱情，杨树军忽然发话了着实吓了我一跳：“诶！你们说这个我爱听……”他岂只是爱听，还马上大讲特讲起来，就好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似的……到此这小子才真相暴露：原来也是爱自由的“自己人”。
我的中学同学张红兵就是后来成了歌星的张楚是在当年年底开始了他弃学不上流浪北京的生涯并通过我的关系蹭住进我们宿舍里来的，与我、钟品、杨树军构成了这个宿舍的“自由力量”，并使之绝对地占据着上风（这也要感谢另外几个“规矩人”的宽容甚至归顺），终于把这个宿舍搞得乌烟瘴气，成为卫生常得0分但却谁都爱来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在自己构成的自由主义的小氛围中快速成长我称之为“男人骨骼最后阶段的发育成熟”，在这样的氛围中，你没有创造的冲动是不可能的，在此两年间，张楚把他一生的好歌基本上都写完了，为不久以后的成名攒够了资本；我在《车过黄河》等一批早年佳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并为今后的长期写作做好了充分准备；钟品则过分狂热地做完了他一生的诗人，杨树军呢？起先并不见他动手做什么，可见识不低意识很好的他怎么可能不做一点什么呢？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老同学杨树军（2）
那两年中，杨树军曾有一个学期的“陪住”经历就是被系里派去跟外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上课，是为提高对方汉语会话水平的一项教学举措，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样“宝贝”：一样是两本艳光四射的英文原版的《PLAY BOY》，让我们大开眼界，也极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样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部六万字的反映他“陪住”经历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在第一时间被我阅读并被我褒奖：文笔像他写的钢笔字一样干净老道，完全杜绝了学生腔、文艺腔，取材新颖，故事精彩，人物生动……我的褒奖在当年就是颇有公信力的不论诗还是歌，有多少实例可供证明，这篇小说也概莫能外：杨树军是怎么把这部小说弄到《当代》杂志社去的，我们都不知道，只见有一天他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从外头回来，坐在桌前，小脸胀得通红，他说：编辑说了，他的小说稍微改改就可以在《当代》发表了这条信息犹如炸雷一般很快传遍了全年级，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位“小说新星”在身边诞生，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一部在显要名刊上发表的中篇绝对能够一次性地成全一个人的“作家梦”，那时候，比我们大五届的已经毕业分到南京的师哥苏童（童中贵）也才处于广发短篇的阶段。可是这部小说一等再等几经周折，最终却没有发出来其中有一个无法道明的时代背景上的致命因素搅在里面。一篇习作的不同结果肯定意味着不同的命运在等着作者机会对于一名文学青年来说，绝对是具有今后命运的决定性的。我可以站在今天对杨树军同学说：你呀！还是不够坚定和坚强，应该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去呀！你的才气、能力和水平是摆在那儿的……但这时不说那时话，在当时，在这部小说迟迟发不出来的同时，他在《散文》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同样不错的散文我想这给了他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理暗示，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毕业时有两个来自广东三水华侨中学的要人名额，积极要求前往的竟是我的两个朋友徐江和杨树军，那个时候，我们除了知道那个地方生产健力宝饮料就不知它还产什么。徐江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之后就逃回了北京逃回了母校要求并等待重新分配，杨树军则顽强地呆了下去，我们在毕业之后头一年里通信密切然后中断，我在1994年的时候，听一位同学说他已经离开那里，消失在深圳一带……偶尔，我在媒体上见到“杨树”的文章（他用过这个笔名）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他手，见到署名“杨树军”的也不敢断定是他，所有我见过的同学都没有他的消息……
而就在这个春节之前，他却突然从电话里中冒了出来，端出的是一部将要出版的散文集，关于这些年的生活，他没有谈得太多，只是给我看这部书稿……我习惯于我那些身在广东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们是如何轻松地赚到了钱如何潇洒地搞定了生活的，还不大习惯了在十六年不见之后马上端出一部书稿，看来一个人真是很难改变的，我的老同学没有背叛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过去在那个过去里和我们整天泡在一起的那个歌星，在成名之后曾以讥诮的口吻对傻乎乎的娱记说：“过去，我曾和几个文艺青年泡在一起……”随即他就被艺术之神闪了小腰，忽然跌入到他那漫长而黑暗的白痴时光中去了，无所作为业已十载，人是不能忘本的啊！背叛理想，也就难见功名。
春节期间，我一直在读老同学的这部书稿虽说是文集，但这部书稿却有其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来自于作者的生活，在此我看到了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过去母校的校园生活，我们的青春岁月；作者更早的那个过去他的中原故乡的乡间生活，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当然，还有他后来在广东的日子，他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于当下的关照和思考……人在年轻时候所做的文学，往往会去复制自己心仪或是理想中的某种文学样式，终有一天，他的旨趣会落实到自己的人生和放眼一望的大千世界上，杨树军的散文已经走到了这后一个阶段，所以是十分可靠的……
既然未曾中断，也就无所谓开始，让一切有价值的坚持继续下去。
最后，我想说一句只有老杨本人能够完全听懂的话，去年秋天，我去了大兴安岭发现那里是天下最美的地方，所以才会生出一个美得脱俗的姑娘，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天空永远蔚蓝的北京，引发你青春期里最为壮观的一场内心风暴，那是青春的爱情，最终得不着也是正常的。
可以终身为伴的东西，本来就不会很多。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北京娃娃春树
1999年，我出了三卷本的作品集，某晚沈浩波打电话给我先说出一个结论：“你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读者。”然后讲了白天里在方舟书店的经历，说是见到一位正买我书的中学小女生，便上前与之攀谈……
2001年，和符马活一道初做书商的沈浩波，做了一本名叫《北京娃娃》的长篇小说（据说这是此二人所做的第一本书），该书作者是一位时龄17岁的少女，笔名“春树”。大概也是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注意到这个名叫“春树”的贴诗者。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和几位中学同学相约吃饭并同看比赛，席间一位在台资公司里做纸生意的提到了这本《北京娃娃》和这位17岁的少女作者，大肆称赞，欣羡之意溢于言表，还对我说：“里面提到你了，说你是她最崇拜的诗人！”在我的记忆里，我的这拨“酒肉朋友”还没这么为我自豪过呐！
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我在经北京去瑞典的一个饭桌上见到了她：确实是个“北京娃娃”，真实而朴素的小丫头，甚至是略带羞涩，席间并不多话……这时的她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诗人了。也许是受到某些信息的提示，我感觉她该是小沈最早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里的“中学小女生”，当面求证，果然如此。当时我心中还有一丝隐隐的失望，我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读者”嘛，所以大概也难得一不留神就卖火了的命！到今年，这个小丫头大概算真火了，火得有点过分了，其玉照成了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有人特别向我强调是“亚洲版”，我搞不清什么“亚洲版”、“欧洲版”，反正都是《时代周刊》，反正春树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我知道这件事让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层感到郁闷难堪而又沮丧不已，其打击程度丝毫不亚于法籍华裔的高某某在四年前一举将诺贝尔文学奖拿回家去，就更为幸灾乐祸！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这时候，我特想瞧瞧王蒙闻听此讯时的表情，还有那个就在美国的北岛。”
春树本人在这个轰动性“事件”发生的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她在一夜之间所得到的是老一代文人拼尽一生机关算尽都想得到的一大标志性荣誉，她把一代中老年的家伙们气得在心中长嘴哇哇吐血！而这是白拣的吗？这一事件的技术性前提是《北京娃娃》已在此前被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国外的出版和受关注。
而在文人圈外，在以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双重武装起来的社会眼中，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呢？某夜睡前打开电视，正好收看到一个网络文化的颁奖礼整得跟给歌星颁奖似的，但见小春树“入乡随俗”地穿着晚礼服上台领奖，那个奶油小生的男主持介绍了她一番，其中一句我听来刺耳：“春树小姐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普通中国人”好一句“普通中国人”！此前上了这本外国杂志封面的那三个政治家、体育明星、香港艺员就不是“普通中国人”啦？如果一定要有“普通”与“不普通”的区别，我倒认为在此四人中该是春树“不普通”！为什么？因为她是诗人！但在一个市民加农民的国度里一切却都是反过来的，那个奶油小生的男主持正是这种老土文化的一小化身……
在此我还想自告奋勇回答一个见多少人用猪脑子回答过的时髦问题，那就是谁是所谓“80后最佳作家”的问题（这只能是一个指向未来的问题）这还用问吗？春树，当然是春树！面对俗人咱就套用那最大的俗标准：人物！封面！《时代周刊》！面对雅人你可听仔细了：因为她是这堆明天就不知在哪儿看大门的少男少女中间惟一的具备了诗歌日常写作习惯和创造力的诗人，“诗人”不论中国人民多么不喜欢至高词儿，它还就是天地之间最耐磨的一个词儿，春树因此有明天。
而春树本人必须明白，她所获得的至高荣誉也只有老一代和老脑筋的文人以及老土的文化才会以为其高，所以她所获得的这一切只是徒有颠覆和摧毁的价值：自1978甚至是1840年以来，“睁开眼睛看世界”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被一位“北京娃娃”的传奇般的际遇唾了一脸！洋人从来就没跟你开玩笑，是你自个把什么都当了真！而对她自己来说，可以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两手空空轻装上阵是20岁的优势，谁拥有一生谁就赢了！最后，我想说：春树，千万不要，脑子一热，又去上学……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小邪的诗
诗歌网络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建立，是那些恐网者、拒网者、仇网者们（现在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吧）根本无法想像的。比如说，“一夜成名”现象一般是诗歌盛世的一大标志，往往发生在那遥远的已经逝去的1980年代，但它也会发生在新世纪以后的诗歌原生现场网络之上。莫小邪的出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下半年，这位1981年12月生于北京本名叫做马冬玲的女孩，以“莫小邪”这个在当时还完全陌生的名字在“诗江湖论坛”上贴了一组诗，造成围观者众和有识之士的激赏，有据可查的是：我在那年年末和女诗人赵丽华的对话中谈到当年诗歌状况时说：“比如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