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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雷说：“是啊，我们身边还没有队伍呢！”李家钰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不要打枪，免敌人发觉是高级司令部，会打得更厉害。”
不久到了张家河。休息时，请来一老头作向导。大家一齐上西坡时，北面山上有当地老百姓叫他们：“你们是哪军的？来不得呀，上面有敌人啦！”
从南山下来不少逃难的老百姓。张仲雷睹此情景，忙派高级参谋萧孝泽下坡去询问。此时李家钰已继续上坡了。登上山坡后，就地整顿部队（仅有特务营的一个连），询问往南寺院的道路。向导老头说：“山上山下都有路可走，但山下不能走牲口……”
李家钰问老头：“这条路是不是从张汴到后山联保的？”老头答：“是。”李家钰说：“既是通后山联保的路，就是本地人运柴的路，不是汽车道。”他派了一排步兵任尖兵，总部在尖兵后行进，继续南行。总部上校参谋陈兆鹏，手持地图，自告奋勇愿担任行军的尖兵长。他向着一排士兵说：“跟我来！”大家继续在山坪上向南行不久，望见前面山头上有人在移动，又听着有步枪声，“尖兵”已越过去。张仲雷派谍报兵崔英去探听。不久，崔英喘着粗气慌慌张张跑回来报：“山上尽是一些戴钢盔的人，伪装很好，个个头上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哇哇乱叫。请总司令、参谋长快往回走！”
李家钰和张仲雷急忙回头走。李走得快，张走得慢。张仲雷身边的卫士李俊明催张快走。张仲雷边走边说：“戴钢盔的都看见了，还跑得脱吗？你们快走，不要等我！”
他们没走多久，山头上的敌人就一冲而下，总部特务连和一些官兵都散开在麦地，向敌人还击。张仲雷急不择路，往侧面崖壁一跳，跳下崖后，右手跌伤，鼻子跌破，流了不少血。两个日本兵跑到张仲雷面前，一个端着枪把刺刀比起，另一个用绳子将他捆了，拉他坐在一个土坎上，叽里咕噜地指他的自来水笔和手表，几把抢走。张仲雷才惊觉已被敌人俘虏了……他被俘后，在7月2日夜才侥幸从会兴镇山西会馆中逃出。
原来，秦家坡顶上麦地中全是穿便装的日军伪装部队。当坡下老百姓呼喊：“上面有日本人啦，去不得！”未引起总部注意，仍然往上攀登到秦家坡第三个高地时，山上的敌人机枪响了，我部已进入日军的伏击圈。以逸待劳的日军，在近距离突然用机枪袭击，一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齐发。
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脚蹬长统马靴，行进途中很显眼。他忙指挥身边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左良俊率部分官兵分两路抢占阵地还击。左连长慌忙分兵抢占阵地，但高地裸露，伤亡特别严重。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11章 李家钰血洒战场（5）
日军居高临下，集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著目标。不到半小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人员全被日军机枪暴雨般倾泻的子弹射中。李家钰不幸身中数弹，额上和左肋均被洞穿，壮烈殉国，终年53岁。同时殉国的高级军官还有步兵指挥官、曾任三一○旅少将旅长的陈绍棠、少将副官长周鼎铭等多人……这次牺牲惨重，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2人！
参谋处上校参谋蒋权，后上高地，见战斗激烈，回头跑下，但裤脚也被打穿一个枪孔。同时还跑下来一个姓陈的排长。
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袁营长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先退至此的河北民兵乔明礼部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向敌人高声喊话：“不要弄错了！”
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过来，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向军长报告战情。军长李宗惊闻噩耗，立即命第一○四师师长杨显名率三一二团跑步赶到秦家坡，对敌猛烈进攻。经过血战，抢回总司令李家钰满身都是枪眼的尸首……
因李家钰阵亡，川军立即作通宵转移。军长李宗在前，李家钰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名师长护后……全军将士闻总司令恶耗，无不热泪泉涌！
集团军总司令悲壮牺牲的消息，震惊全国！军委会主席蒋介石立刻致电吊唁。
重庆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6月10日发表《上月中原惨烈战役中，李家钰将军壮烈殉国》消息。第二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悼李家钰将军》短评，文章指出：“中原大战……我将士英勇抗敌，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希望前线将士都抱为国牺牲的决心！”
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人亲到成都文庙前街李宅，慰问家属。李家钰忠骸运回成都，四川省各界民众、团体，成都行辕，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中央军校等，联合举行公祭和隆重追悼会，李家钰被安葬于成都南郊红牌楼广福桥“李上将墓园”。
1944年6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644次会议通过决议：
“军事委员会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于此次豫中会战，亲冒锋镝，壮烈殉职，忠勇之风，尤足矜式。请转呈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以慰忠魂而励来兹案。”
6月22日，国民政府下令：
“陆军中将李家钰，追赠为陆军上将。”
6月19日中共《新华日报》又曾报道：
“蒲江旅蓉同乡前些时曾开会决定：为纪念李其相将军壮烈殉国，拟请政府将蒲江县改名为‘其相县’。但李将军夫人却谦词婉谢，她说：‘其相殉国本是军人天职，何劳更改梓里名称’等语，实堪令人钦佩！”
7月10日，国民政府又下褒扬令：
“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绥靖地方，具著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矜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励来兹。此令！”
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作有《挽李其相上将》诗一首：“万里中原转战来， 前师急报将星颓。归元先轸如生面， 化碧苌弘动地哀。军令未闻诛马谡， 思论空遣重曹丕。灵旗风雨无穷恨， 丞相祠堂锦水隈。”
1984年4月25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家钰将军为革命烈士，将军夫人王明德率三子李克林，代表烈士家属，受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政府还拨款重新修整李家钰上将陵寝……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1）
“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蒋介石早在1935年3月视察重庆时就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重庆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2世纪，这里就是巴国首府。嘉陵江、长江两江在朝天门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北流去，襟带两江，气吞远山，形势险要，自古称为“金城汤池”。重庆是当时四川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川灵秀，人物风流。
1937年10月29日，淞沪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滚滚长江波涛起伏。1937年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连夜登上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林森到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船于26日抵达重庆。随后，国民政府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职员也于11月29日分别乘“民政”、“民贵”轮抵达重庆。重庆各界民众10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迎接。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乐队高奏救国军歌。
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这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仍在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全部迁到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市区不断扩大，人口从战前40多万增加到60多万。至1946年已近125万人。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迁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重庆，形成中国战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
此后，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蔚为壮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激动地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外省“下江人”初入川，风土人物均感陌生。著名作家张恨水听“俗谚”说：“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他入川一看，果然如此：凡稍事劳动之人，终年均赤脚。他见富家少年穿羊皮袄，发光如漆，颈绕花围巾，好像甚畏寒；视其下，却两足光赤穿草鞋，上下极不相称……更令“下江人”迷惑不解的是：川人赤足成习，而脑壳上却一年四季总爱以白布缠头，外省人办丧事才头裹白帕呀！
但这些挡不住近千万外省来客很快爱上四川。张恨水说：“腊冬时节，三峡以外仍霜雪交侵朔风凛冽。而巴山蜀水间，麦苗如韭、豆花如蝶，俨然江南初春景象！”
重庆火锅最负盛名，抗战时期特别兴旺，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甚至吃上瘾。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就曾经摆过500人的火锅宴。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座上客，电影界名导演谢添就是爱吃火锅的“老饕”……如今，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居住的台湾同胞，数十年后仍难忘“抗战火锅”，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枇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
抗战中，四川米粮滋养了流亡到川的1000多万外省人，其中100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四川已成来了就不舍离去之地了……
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2）
四川的一位英雄人物，为迁都立下汗马功劳，他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四川合川县人，他1926年后创办的“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经惨淡经营，发展成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8000多职工的庞大企业。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耗尽心血，把无数物资和人员抢运至四川，又把出川抗战的部队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清瘦却精悍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放弃欧洲之行，立即发电报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1937年9月后，民生公司船队首先将4个独立旅、两个师的川军先头部队，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过去，老百姓怕见军队。但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江边去送行，一幅幅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使无数人激动得落下眼泪……
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仅一年时间内，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达270余万！
在1937年到1938年几个大战役后，民生公司又将大量伤兵抢运回川。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又据一份资料，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善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抗战主要物资之一。历年四川贡献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物资的运输，基本上也由民生船队担任，源源不绝运送到前方。
抗战史上最为紧张的“大转移”，是1938 年秋，抢运大量沦陷区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秋，宜昌城内难民如潮。各种需转移的器材、物资堆积如山。这些物资几乎全是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材料。10月23日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紧张布置：“一定要保证40天内把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当时民生公司担负了9万吨以上物资90％以上的运输任务。
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宜昌各个码头活跃着卢作孚来回奔波的身影。月明星稀的深夜，他仍在各个码头上指挥……
抢运极为艰苦，而敌机空袭不止。入夜，敌机一来，整个码头骤然灭灯。等敌机一过，港口作业区则灯光齐明；码头上热火朝天，船灯辉映江水。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支悲壮的交响曲，奏出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歌！
“宜昌大撤退”在1938年12月赶在枯水期前基本完成。至1940年6月宜昌陷落前，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三四十万难民全部撤离。“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16人献出了生命， 61人伤残，16只船被炸沉。其中，民生公司最大的轮船“民元”号在敌机第一次袭击中即被毁损；主力轮船“民风”号因装卸炮弹不慎爆炸沉没；“蜀和”号在青滩触礁沉没……
1939年，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短短的话，充分表达了船工的爱国热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疯狂进攻英国。从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曾动员各类型船只850多艘，再加上法国的海军和商船，经过九昼夜奋战，把33万英法联军及50万吨军需物资撤退到了英国。这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意义重大，后来曾被中外人士比喻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年，卢作孚又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支撑紧张的粮食供应而倾其全力。民生公司对抗战的卓越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一等一级奖章，童少生获一等三级奖章。1947年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记述：“自民国26年（1937）抗战起到民国29年（1940）宜昌沦陷止三年时间， 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国民政府内迁人员和公物、公私营工厂、机器设备和器材、商家货物、逃难群众共计：人员150 万左右，物资100万吨以上。”
徐盈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书中写道：“没有卢作孚， 没有民生公司的这些牺牲，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些良好局面！”
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遗憾的是，1952年“五反”运动中，卢作孚这个廉洁的实业家，却被打成“不法资本家”而自杀……“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昭雪。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3）
“五三”“五四”大轰炸
抗战爆发后，经过一年多激战，日军虽然先后攻占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及大片中国领土，但企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癫狂梦醒后发现自己已陷入长期战争的致命沼泽之中。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
为摆脱困境，日本软硬兼施。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声明，公开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同时，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宣称：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