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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4日，敌机54架反复侵入成都市区投弹。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还击，空战十分激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二十六中队段文郁首先驾驶苏制“H－15”战斗机从敌后上方高空俯冲猛攻，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 1 架。段文郁也遭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坠落金堂县附近……
第二十九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敌领航机击落在简阳县三岔坝观音桥附近10余公里的山坡上。但邓从凯也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上英勇牺牲。邓从凯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敌机5架纪录……
敌机仓皇逃窜后，省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刘景轼当天赶到简阳观音桥敌机坠毁现场，只见一堆敌机破碎的残骸，七八具敌人尸体，机上还有文件、照片之类。
刘景轼等人立即动员民工，将坠落中江、简阳两地的敌机残骸，押运来省。
刘景轼将机上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交给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击落的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也是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最高指挥官。
几天后，在成都百花潭“康庄”召开庆功会，由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主持，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军政官员均出席。黄季陆激动地说：“这次是空军、空勤、地勤和防空情报人员，手挽手、肩并肩，联合制胜所奏的凯歌！”
两架敌机残骸被陈列在成都少城公园展览。吃够“跑警报”苦头的成都民众络绎不绝去观看，人人拍手称快……
苏制老式飞机打败先进日机的特大消息，当时在成都街头巷尾纷纷传说，也一直留在成都老人记忆中。但这是以中国飞行员的惨烈牺牲换来的。
1940年9月 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制造的零式战斗机来袭。中国空军第十八中队飞行员王其驾机“跑警报”时，遭3架敌机围攻，坠落双流县境内牺牲；石干贞在双流上空遭敌机两架攻击，被敌击落阵亡。
这年11月26日，敌机分三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轰炸总队和空军士官学校的飞机“跑警报”疏散，被击落5架；飞行教官万应芬、分队长王自洁、飞行员刘文林、轰炸总队军官附员李维强、邢达等牺牲。前文说的驾驶“黄鸡婆”同日机拼命的石大陆也是在这天壮烈牺牲的……
抗战中，成都航空司令部还俘获了被击落敌机上的7名机组成员。这些日本人跳伞着陆被捕后，被关押在新南门王家坝街航空司令部监狱。当局按国际惯例给予优待，未上刑具，生活标准也比一般犯人高。这7名日本战俘中，为首的是飞行大队长山下七郎，其次是机长小笠原胜义，助理森林荣（韩国人），轰炸员板本一郎，射击员野琦八郎，通讯员渡边驹吉，机械师杉野一助。
这些日本人作了阶下囚，威风不再，貌似老实。不料，他们将随身佩戴的金项链和戒指托看守军士代为变卖，又巧言托看守买来钢笔、笔记本、地图等，密谋逃跑。一天傍晚，两名看守带他们去洗澡。他们将两名看守绊倒按在水池里活活溺死，然后逃脱 4名。成都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监狱警卫何晓风带人终于在仁寿县境内将4名日俘捕获。抗战胜利后，杀害看守的日俘经审判后被枪毙……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7）
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1940年夏，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集结270架飞机，联合发动了代号为“101作战”的空中进攻战，从5月26日至8月23日，对四川进行了日本称之为“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的大轰炸。
长达110天的“101作战”，给大后方四川造成巨大灾难，但日机也遭到中国空军沉重打击。日方称：“每次轰炸都发生与敌战斗机的激烈空战！”据《101作战概要》说：日方中弹机数海军312架，陆军75架，自爆机数海军8架、陆军8架，称这是“前所未有的航空作战！”
中国空军为保卫大后方，不畏艰险，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他们每次升空，要与敌机作5次以上激烈战斗。每次作战，每一队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飞机被敌机击中。
1940年9月13日，日本轰炸机36架，在驱逐机30架的掩护下大举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为总领队，率同第三大队“E—16式”飞机34架，分四个编队群迎击来犯敌机。
经过激烈的空战后，日机狼狈窜到璧山县附近上空，被郑少愚为首的空中伏兵挡住去路。顿时，敌轰炸机乱了阵。第三大队队长杨梦青首先冲入敌阵，和10多架敌机左冲右杀。副队长龚业悌、队员司徒坚也相继冲入敌阵……杨梦青和敌驱逐机在翻滚搏斗。杨梦青击落敌机4架，把敌机总领队打下天空。但其余敌机一齐向他俯冲，杨梦青浑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司徒坚击伤多架敌机后，也不幸中弹牺牲。
龚副队长被重重包围，危急之际，他“对准一架当头的敌机冲去”，乘隙突出重围，安然返航。
飞行员高又新处境危急，“一员上将挺枪跃马，杀出一条血路，把高又新救了出去。高又新定睛看时，那员上将不是别人，正是大队长郑少愚！”
激烈空战延续20多分钟，敌机返航油量告乏，狼狈逃去。中国空军勇猛击落日机6架，击伤多架，保卫了重庆领空的安全……
这种空中激战情景，屡屡出现在巴山蜀水上空……
日本为扭转空战中的不利局势，投入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1940年9月13日的重庆空战，13架“零式”同中国30架战斗机交战。中国空军虽打下6架日机，但日机击落中方27架战斗机……这是中国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次！
1941年3月14日，敌机20多架空袭成都，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的“H—15”战斗机31架起飞迎战。双方机群在崇庆、双流上空激战。由于情报有误，我方以为敌机无“零式”战斗机护航。结果，敌“零式”战斗机突然出现，我机被击落8架。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以及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壮烈牺牲。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又一次重大损失。
至此，中国空军主力 85％以上已经损失。事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无力被撤职。第五大队被撤销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佩戴“耻”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
8月11日，敌机两次夜袭成都，并低空攻击太平寺、凤凰山机场，在温江附近与我无名大队4架飞机和第四大队的1架飞机发生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敌机1架，而自己被击落4架。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和第四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分别在温江、华阳、新津、仁寿等地被击落阵亡。机场上的7架飞机被炸毁……
此后，中方尽量避免和“零式”交锋，每逢防空警报一响，四川机场的战斗机就转移回避。至今还有许多资料讥诮中国飞机也同百姓一样“跑警报”……
至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剩下各式飞机65架，实际上已很难抵抗日本空军的进攻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华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中国空军作战更艰难了，这年空军主动出击只有3次……
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后方民众认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于是，四川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某机构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发起当月，重庆各界总计献金170余万元。
1940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献机救国》的社论：“献机是救国，也是保家乡”，指出这是积极防空、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结果，重庆儿童率先响应，各小学举行游艺募捐、节省糖果零用钱、义卖等，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
之后，献机热潮首先在重庆开展。市戏剧界筹献“剧人号”飞机，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发起筹献“新军人号”，市11中学生筹献“青年号”……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8）
中共《新华日报》报道：1941年1月1日，北平志成中学四川分校学生向全国发起“中学生号”献机运动，通电热情洋溢：“敌寇势穷，业成强弩之末。空军建设实为首要之图！望全国同学及各界同胞，发扬民族精神，毁家纾难，恢复锦绣之河山！”《新华日报》也多次热情参加“献金”运动。
国立12中学也于元旦发起“青年号”飞机献金运动，共献现款5080余元。其中，高中学生廖国纲个人独献200余元，还有许多学生捐献金戒、现银、皮衣、棉絮、照相机等物。
川籍学生捐献谷米若干石……
国立第9中学学生均来自沦陷区，学生们于1941年3月1日集资1。3万余元。4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全体员工为激励空军士气，发起“击落敌机一架献金一角运动”。
“献机运动”很快在全川开展。1941年6月20日，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2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4周年，又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甚微，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救国救民族的机会！”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民众、海外华侨也义无反顾地捐献大量金钱购机。
“献机运动”加强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首次参战，加上中国飞机的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占据了空中作战的优势。
邵英侠老师对本书作者讲述他的父亲、时任空军队长的邵瑞麟的英雄事迹：
邵瑞麟，满族人，籍贯辽宁省新民县，1935年从笕桥航校毕业，1941年底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副队长兼十一中队中队长，驻在成都太平寺机场。1942年1月22日，上级指示太平寺基地二大队轰炸机27架、第一大队驱逐机15架，在飞虎队中队长桑德尔率领的9架P—40型战斗机的护航下，共同袭击河内日军机场。邵瑞麟担任这次战略轰炸总指挥，他的同学和挚友姜献祥为副总指挥。情况紧急，他率领机群于10时10分从太平寺机场起飞远征。12时40分抵达河内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数十架日机排列成行。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顿时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倾泻炸弹20余吨。敌机葬身火海。
邵瑞麟返航途中被日军密集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姜献祥目睹了这壮烈情景，从机窗中含泪向邵瑞麟挥手永别……次日，中国各报刊载了此次出击的辉煌战果 ：“我神勇空军昨袭越南，收获重大战果。在我空军光荣战史上，又添了极有声光的一页！”
邵瑞麟阵亡时年仅29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中央电台播出其英勇事迹，誉为抗日空军英雄。
1942年后的中国空军已令日方胆寒了。四川“梁山机场”是保护重庆的航空基地之一。日机袭渝，每每在梁山上空被中国空军“志航”机队痛击，深感“入川容易出川难”……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中队长周志开在未携带保险伞的情况下单机起飞迎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创造单机攻击机群最光荣最英勇之空战记录”。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这位年轻的空中勇士，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后，日本夹起了尾巴，除少量侦察性侵扰外，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四川反空袭斗争——这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极其伟大但又是艰苦卓绝的胜利！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1）
震惊一时的成都“抢米事件”
日本人打来了，逃难！逃难！
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川的就有48所，占44％；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
吃饭成为第一难题。四川省专门成立起“难民赈济委员会”，将有劳力的难民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10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稀饭赈济灾民……然后将他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3县安排生产。
1939年后，来川难民已近10万。四川省政府专门成立难民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24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但四川已不堪重负，粮价暴涨。1940年2月4日，四川士绅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
1940年3月，发生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什么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一方面是上述征敛过多致民众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当时粮食情况由于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粮荒日趋严重。《新新新闻》报的《小铁锥》栏目说：“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声，失望而去！”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省市政府当局对囤积居奇者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但人们纷纷传言：“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周玉书，就在南门外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不少。有的已霉烂成块，他们深更半夜把那些霉米偷偷倾倒在府河里！”
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米店都空空如也。靠每天买“升升米”吊命的劳苦民众，拿着血汗钱卖不到米吃，人心惶惶。终于在3月13日上午，饥民不约而同地跑到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去乱吼：“把米拿出来卖啊！”随之人潮冲入仓库，开始抢米。黉门街一带被堵塞得水泄不通！
成都市政府马上派出大量军警，跑步到黉门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发现人群中有个青年像指挥者，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2）
审讯中问明，青年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外勤记者。朱亚凡说：“我早饭后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