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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永铮掀疟染俣啵俦仁勘啵勘惹垢硕啵∫晃幻拦饨还僭缭�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 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4）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1）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 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2）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 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