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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汉祥说:“蒋先生的鬼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
何应钦慨然说道:“我是贵州人,自古川黔一家,连我口音都和四川人一个腔调!如果蒋真要对刘甫澄下黑手,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邓汉祥见何说这话时态度自然,不像唱戏,于是拍案而起大声说:“敬之(注:何应钦字敬之),你是贵州兴义人,我是贵州盘县人,早年又都进前清武昌陆军中学……我两个是同乡又是同学,我相信你不会整我的冤枉,哄我去害刘甫澄!”
邓汉祥当夜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
刘湘枪林弹雨中滚打几十年,不是傻瓜,他对邓汉祥说:“我们也得预先留一手,枪杆子作后盾!传我的命令:在成都、璧山、重庆等方面暗中调集重兵,预作防范。有啥子风吹草动,就给老子动手!”
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4)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1)
川军将士的觉醒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叫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就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
成都其他报纸也都是这样。
半小时之后,各家报纸的号外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的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
抗战爆发的消息以成都、重庆为两大中心,迅速传遍四川各州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成都,四川大学师生在“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天明歌咏团”,全体团员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抗议日寇侵略暴行。歌咏团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涕泪交流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
重庆和各州县,无数歌咏、演说团体活跃在校园、街头、乡村。他们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卢沟桥的炮声,使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的爱国激情霎时都火山般爆发了!
7月10日,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刘湘的官邸内。
从重庆匆匆赶回的刘湘,紧急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刘湘的主要幕僚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干、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一些重要将领参会,人们的神色都格外严肃。
刘湘一改往日沉闷抑郁状,精神亢奋地说:“今天,我们郑重其事,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
绥署参谋长傅常发言:“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猖狂,在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川内父老的呼吁下,其实我们川军上下多数官兵,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不满的!军人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
刘湘的老部下、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站起来,慷慨陈词:“1934年我奉命堵截红军,即开始感受到民族危亡之秋,中国人自相残杀,实在要不得啊!古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即使在家里经常争吵,但当有外来侵犯时,仍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当时就对朋友们沉痛表示:‘国难如此,实不愿再见自相残杀的内战,损失国力,利于敌人!’只要开始抗日,我饶国华就要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效死疆场!”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资阳县人。1911年赴成都即投入川军第二师刘湘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一四五师师长……谁能料到,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日,他就悲壮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英勇誓言!(后文将详述)
刘湘带头鼓掌,有些激动:“饶师长的话,实在也说出了我的心底藏的话。像我刘湘,还有邓锡侯、我幺爸刘文辉等川中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打了多年内战,苛捐杂税、糜烂地方,被川中父老骂为‘滥军阀’。其实有时下面乱搞,我毫不知情。有一次,我从成都到重庆,路过简阳县,许多民众围着我恳求:‘刘主席啊,半月前我们才交了20万元,求求你,不要再向我们征税了!’我听了很诧异,向老百姓赌咒发誓说:‘我绝对没有征这笔税啊,我刘甫澄要是见了你们一元钱,就去吃药’!”
下面有些军长、师长、旅长面红耳赤,低下了脑袋。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2)
刘湘声音有些发抖了:“我刘湘不愿当被川中父老指着背脊骨臭骂的‘滥军阀’!要说我不爱国,我刘湘至死不服!我记得邓锡侯曾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我刘湘的话啊!拿了四川老百姓那么多钱粮,要对得起川中父老!”
刘湘一字一句说得很缓慢,话音刚落,竟潸然泪下……他在下属面前,素来严肃寡言,喜怒难形于色。今天这情景是极罕见的!在座幕僚、将领们很感动,先是默然,忽然一齐鼓掌,纷纷说:“甫公所言心迹,也正是我们的心里话!”
长期为刘湘掌握机要、对外联络的高级参谋乔毅夫,是刘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他站起来朗朗汇报说:“‘七七事变’的发生,进—步激发了我广大川军的爱国热忱。据悉,各部川军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如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致当局电称:日本对平津的侵略,‘绝非一时局部之冲突,‘实令群情忧惧’……他呼吁当局在国家存亡最后关头,‘立即下令全国一致动员,挥军应战!’李军长并表示该军‘正事整编,士气激昂。倘蒙移调前方,誓当执殳赴难!’”
刘湘听罢,拍着桌子大声说:“李其相(李家钰字其相)这两年虽然和我有些误会,有些事情我对他也不满,但他这些话,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我要为他的话鼓掌欢呼!”
会议厅内掌声如雷、气氛热烈……
刘湘忽地站起身子,声如洪钟:“我们今天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我和在座各位都认为:‘整军’应以团结抗战、减少摩擦为原则!各军原有番号不变,内部自行调整。我命令:川康绥靖公署直辖各军长、师长,在三日内返回原防,下令‘整军’。 什么时候出兵,请示中央后再定!
“今天是7月10日,我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向中央和全国民众通电请缨抗战。电文中应这样写:‘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
“拥护中央抗战!我们川军愿在刘主席统率下,同仇敌忾请缨杀敌!”
众高级将领振臂齐呼……会议在少有的真挚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7月14日,刘湘再次通电全国:“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远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值此“危机一发”之际,“战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
他疾呼:“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史上著名的抗战总动员令: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在庐山,蒋介石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3)
国防会议上刘湘请缨
8月7日,刘湘应召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凤凰山飞机场上,刘湘一身戎装、精神抖擞。成都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以及民主人士张澜等各界代表一万多人,顶着炎炎烈日到机场欢送。“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递交请愿书:“恳请刘主席转递中央,力促中央抗战!”
刘湘言词慷慨地说:“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别无他途。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本人此次晋京,定首先将此意见陈述当道,不负川中父老,以慰国人之望!”
在一片挥手欢呼声中,飞机轰轰隆隆腾空而起。邓汉祥感慨地说:“近年来甫公主张抗战,川中军民对甫公是拥戴有加了!”刘湘肃然,若有所思。
当天下午二时,刘湘抵达南京,记者蜂拥上前。刘湘发表简短谈话:“甫澄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以利抗战!”
蒋介石立即约刘湘见面,握手后说:“我晓得你今天来,故决定今晚就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务必参加。一切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再谈!”
当晚,南京国民政府隆重召开“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气氛严肃。来自全国各省的党政军首脑正色端坐。第一个发言的是蒋介石,其次是阎锡山,再其次就是刘湘。
刘湘起立,声音洪亮:“甫澄认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
刘湘对中日交战及国际形势的这个判断,甚有先见之明,完全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显示了他卓越军事家的才能。
蒋介石听了刘湘“要‘攘外才能安内’”这句话,眉头皱了一下。
刘湘发言长达一小时以上,最后慷慨激昂地说:“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言辞激烈、坚决主战。
这次会议,各方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刘湘发言,深得主战派赞许,掌声热烈,蒋介石听到最后也频频点头……这对国民党中央抗战的决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以“持久消耗战略”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伺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南京国防会议。会议上,朱德发言说:“我们坚决主张抗战!我们自身的特长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可以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蒋介石点头:“中共军队负责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这样分工很好!”
国防会议开会的第二天,云南的龙云、广西的白崇禧同来看望刘湘。刘湘说:“要抗战,我们应要求蒋介石把川、滇、桂三省军队,派在一个方面作战,因为三省的军队语言相近、习惯相同,在一起更容易发挥作战能力!”
白崇禧摇头叹了一声气:“我们三个人当然巴不得如此。只是这恰中蒋介石之忌!”
果然,当他们第二天提出这个要求时,蒋介石只轻描淡写说:“哦哦,考虑,考虑。”
蒋委员长肚皮里也确实打着借抗战来消灭各省地方力量的“如意算盘”。后来,不但三省军队没能调集在一个方面,就是出川抗战的川军,也被七零八落地分布在三个战区……
一天早上9点钟,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约邓汉祥到他家面商要事。
到了顾家,何应钦把一封信递给邓汉祥:“鸣阶,这是蒋委员长写给我和顾司令二人的亲笔信。信中说,他今天早8时去庐山,准备在明天9点以前回南京,叫我们同刘甫澄详商,如何贯彻执行‘整军会议’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等等……交代我们明早9时就要报告他!”
邓汉祥看毕信,摇摇头叹了声:“现在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