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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骑车把我撞了，我忍着痛爬起来，蹬上自行车就回家。不一会儿脚都肿了，诊断是脚面骨折，我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来，陈云同志就不让我骑车了，把自行车“没收”，让给二女儿骑。
大女儿伟力开始上小学时，陈云同志便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说：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你与他们在一起时，千万不能以为自己了不起，炫耀你的父亲。伟力上初中时，陈云同志对她说，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陈云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家人也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969年陈元给父亲写信，说要到他那里结婚。陈云同志看信后十分高兴，特地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当时正在照顾陈云同志生活的伟力，还用面口袋装进荞麦皮，用线缝起来，做了几个枕头。然后，买了点儿糖，做了比平日好一点儿的饭菜，自己家里人吃了一桌喜宴。当时，陈云同志觉得孩子长大懂事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个地方住就挺好了。
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后来报上登了一张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同志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孩子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
陈云同志过去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2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黄褐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2包改为一天抽2支。后来，他说一天抽2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陈云同志过去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新的感冒又来了。针对这个情况，他总是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加减衣服。他十分注意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每次要大风降温时，都提前加衣服，以防感冒。记得“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大约1966年底1967年初，有一天我对他发牢骚说，批斗会什么时候到头啊，怎么没完没了？他听后回答说：“火还会烧得更旺的，你给我准备一下棉衣棉裤，要准备参加群众大会挨批斗。”于是，我给他翻拆了丝棉袄和丝棉裤，都加了厚。在江西青云谱住时，他坚持每天擦冷水澡，所以在江西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他一直都没有感冒生病。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养精蓄锐。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他便把手头工作暂时放下，专门休息，吃好睡好，为参加会议做准备。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先发制人”。到了晚年，他每年要去南方休息一个多月，每星期只安排少量会客，这些也是使他能长期坚持工作的重要措施。
陈云同志常常让我帮忙誊写各种会议的发言稿，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我对他的字迹非常熟悉，再潦草我都认得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个中央工作会议，他当时的讲话稿就是我给誊清的，在那次会上，他的发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他说有一件事情派我去完成，就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中央要成立书记处，相应的一个机构就是成立书记处的政策研究室，他说他把提的这个建议已写成书面材料，叫我去小平同志家里，亲手交给小平同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乐意去完成。他就派了车把我送到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我首先见到的是卓琳同志，我跟卓琳是中学同学，在延安也是同学，虽然日常接触不多，彼此还是熟悉的，我就跟卓琳同志说了这封信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家科委工作。一次，科协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陈云同志。这封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写的，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
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我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的大女儿伟力就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她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情况很了解。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工资长期是五十六块几毛钱。他们营养状况普遍不好，身体健康很差，居住条件非常拥挤，工作环境也不好。
陈云同志恰好又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也是反映同样的问题，所以他直接致信中央常委，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失意时不消沉得意时更清醒
陈云同志体弱多病，最后活到了90岁高龄，很不容易。我分析原因，他就是心态好，总是保持心态的平衡，这对他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失意的时候，心态能保持平衡。工作顺利的时候，也没有得意。他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感情用事，能客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他也很少宣传自己。比方大家都公认他取得了很大成就，像“四保临江”战役。但是有的人写文章，写这段历史，陈云同志把自己的事情，全部都勾掉，他不要宣传。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自己规定一个星期会客不能多于两次。他的事情很多，他能把事情分主要的、次要的，抓主要矛盾，这是他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
关键的事情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常说，多做少活就是少做，少做多活就是多做。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晚年他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编了一套健身操，简单地伸伸胳膊，伸伸腿。他也很幽默，时常讲一些笑话，使周围气氛非常轻松。
陈云同志原来也打扑克，我跟他结婚以后，他就不打扑克了。在延安时，他在星期天也偶尔打打麻将，作为一种娱乐，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打麻将时我就旁边观战，看他们打，或者给他们倒茶水，经常打麻将的有艾思奇同志、陆定一同志，还有王鹤寿同志，能凑一桌了。陈云同志特别幽默，喜欢开玩笑。
陈云同志还喜欢跟艾思奇同志交换意见。在延安时，陈云同志组织中央组织部干部学习，他们讨论理论问题的时候，都请专家来辅导，哲学问题就请艾思奇辅导，政治经济学请王学文辅导。曾经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普遍认为在延安期间学习哲学，对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思想指导工作、少犯错误非常有利。
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长女的情思
陈伟力，1942年生，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1965年至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78年至1984年在国家科委工作，任副处长。1984年至198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1987年至1998年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89年至2003年任国资委下属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3年11月退休。
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提到那边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他喝青云谱当地的水过敏，闹肚子，所以经常要到南昌市内运水。他信里还提到，他们现在四个人，他、肖华光秘书、警卫员李奇和厨师王师傅，相依为命。我给他写信说，苏联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了，在九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在物理所外面挖防空洞了。父亲回信说，看来中苏还真是要打仗了。可见江西那边环境相对闭塞，很多信息都了解不到。
当时父亲已经没有中央文件了，只能订阅一些报纸，其中包括一份《参考消息》， 以了解国际上的信息。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向周总理请假
1971年8月，父亲的厨师发高烧住院，南昌天气又热，父亲向周总理请假，回北京过夏天，9月份又回到江西，我就向物理所所在的五七干校请假后，在那时候随着父亲一起去江西。我帮他做饭，在生活上照顾他，直到1972年4月下旬同他一起回北京。
江西不仅厨房条件差，居住和工作条件也很差。当时按照周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惟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我父亲安装上。但江西的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我就给父亲做了一个丝绵背心。父亲原来那个丝绵背心穿了近30年了，上面补丁摞补丁，到处都是破口，已经不保暖了。而且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又体弱多病，我希望他穿上新的丝棉背心，能够过一个比较暖和的冬天。
冬天到了，外面很冷，下大雪，不知什么时候，老鼠都钻到屋子里过冬。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和爸爸在他办公室里看书，我们一人坐一个沙发，这也是房子里仅有的两个很旧的沙发。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不知从哪里发出一阵阵怪味，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当时一个星期才能烧一次热水，洗一次澡，我说，是不是我身上有臭味？好久没洗澡了。爸爸说，不是你身上臭，再闻闻。后来把李奇叫来把沙发翻过来，发现沙发里有一窝老鼠，已经在里面不仅安家了，还生了一窝小老鼠。它们在里头拉屎、撒尿，臭味就出来了。后来我们发现，老鼠顺着暖气管子，一会儿跑到院子里找吃的，一会儿又回沙发里，就这么跑来跑去。后来我们把那一窝老鼠都消灭了，臭味才没有了。
父亲到江西去的时候，别的都没带，只带了三箱书，把马恩、列宁、斯大林全集都带去了，希望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好好读读这些书，研究些问题。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读《世界知识年鉴》
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美国的报道，就很自然地聊起美国。因为父亲曾经送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们了解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通过读书，我对美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看到那篇报道，父亲就跟我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他说，两国纬度相似，面积相似，但是国家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多。美国山很少，大片的平原，可耕地面积非常大；中国可耕地面积要少得多，大片的沙漠、荒滩，寸草不生，人也无法居住，还有戈壁滩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美国的石油、煤矿资源非常丰富，人口也很少；中国的人口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要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服穿，确实不容易。他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农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江西那段日子，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大概八九个月，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从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对我家庭生活的关心。
他反复通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后，又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他总结他有关经济工作的实践，说他的经济管理经验完全是从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经济政策的。从江西苏区开始到陕甘宁边区，到建立东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地域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经济结构也逐渐复杂。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搞经济工作，经验积累从简单到复杂，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
他跟我们反复说过，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他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重大，作为主管经济的他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觉得共产党好，觉得共产党真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说，我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发展起来、丰富起来的。
有一次，父亲和我讨论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我们争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没搞清楚。我记得回到北京后，父亲特地把当时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叫到家里请教这个问题。副行长给父亲讲得非常清楚，父亲听明白了以后，又告诉了我。
父亲还提到香港问题，因为他一直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他很清楚香港在我国贸易中占有怎样的位置。解放初期，中国主要靠出口少量的农产品、工艺品换取外汇，购买国家急需的机械设备和药品，而香港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说，即便是到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要保留它的位置，不改变它的性质，因为中国需要外汇，中国需要和国际上进行经济交流。我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早在1938年就安排人到香港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开始利用香港进行国际贸易，为根据地解决一些药品和收发报设备，办事处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在江西那段时间，陈云已经在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怎么搞，谁来主持工作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对女儿说：小平同志从能力上，从健康条件上，从经验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将来还可以出来为国家做事情。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国家机密怎么可以在家里讲
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因为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声。爸爸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在江西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国庆节前，听说北京不游行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10月份以后，这个事情开始从中央向地方逐级传达。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就是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他走后我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他回来后，我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爸爸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跟你讲。”这之后我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没到时间。我记得我还抱怨过，我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我就不可以，我不是那样的人。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如果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
有一天，在与父亲聊到“文革”期间，很多“叛徒”被揪出来的事，我问父亲，要是被敌人抓起来，先假装投降，然后出来还继续为党工作，可不可以？父亲马上非常严肃地站起来跟我讲，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就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