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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与父亲聊到“文革”期间，很多“叛徒”被揪出来的事，我问父亲，要是被敌人抓起来，先假装投降，然后出来还继续为党工作，可不可以？父亲马上非常严肃地站起来跟我讲，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就这么做，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才可以。他说，过去确实有过这么一次特殊情况，薄一波等61位同志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里去了，当时，党确实非常需要干部出来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就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同意他们集体自首，由党来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正式批准，有文件依据的。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我，可能怕我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父亲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说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适合搞什么工作。
父亲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我们讲。他不允许我们随便到他房间，尤其是文件摆着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记得上小学以前，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我谈话。因为我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大概比较自由散漫吧。他就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20世纪50年代父亲穿的衣服，一年到头都是布衣布鞋。1952年他到苏联去，按照国家规定给他订做了一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服，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去，又订做了一套毛料的中山服，他把这两套中山服当成礼服了，平时不穿，节假日或接见外宾的时候才穿。后来料子衣服穿得时间长了，胳膊底下、膝盖底下都磨破了，妈妈就同工作人员商量，是不是给父亲再做一套毛料的中山服。工作人员请示父亲，父亲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工作人员只好利用父亲出差到上海的机会，把衣服带到上海去，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父亲补一下。
父亲以前是和全家一块儿吃饭的。后来因为他肠胃不好，改为自己一个人吃饭。他的饮食习惯很独特，定时定量，他一个星期的菜谱就是全年的菜谱，春节也不变。他饭量不小，但吃得很简单。早上不喝牛奶，而是一杯豆浆，两片面包，一袋果酱，一碗稀饭，六颗花生米。中饭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晚饭青菜豆腐常年不变，而且油很少。他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什么的，也没有吃过补养的人参。他就吃土人参，这是妈妈建议他吃的：每天最少两个胡萝卜，吃前蒸一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母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他经常讲民以食为天，他是处处从国家的发展，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考虑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了，他说这怎么行，多少万群众，连女同志两个发卡都买不到。他就说，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1961年，父亲在杭州开会时，亲自给商业部长姚依林打电话，说今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1960年少。姚依林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
那时候发布票，一年就几尺布。20世纪60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亲自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说你别看这些东西小，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要是供应断档了，供应不及时，老百姓买不到，那就是大事。
他亲自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它生产质量好的针。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你没上班就要退回工资去
1971年9月，我去江西照顾父亲的时候，他就说过，你来照顾我，不能拿工资，你将来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这段时间你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所以，当我1972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都退还给物理所，物理所财务处还给我开了一个收据。
有一个叫张廷春的警卫员，在东北期间就跟着父亲，一直到解放初期才离开。因为那一批人年纪都大了，应该有自己的归宿了。离开前他问父亲有什么要告诫他的。父亲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父亲告诉我，张延春一直牢记父亲的忠告，而且非常感激父亲。
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很爱我们，经常跟我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我母亲因为贴了江青的大字报，被下放到湖南的干校。我弟弟清华毕业以后分到湖南电池厂，小妹妹在军校毕业以后被分到西藏军区，在那里做卫生员。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大妹妹被分到北京怀柔做老师，还算是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我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我爸爸那时候也经常跟我说，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回来。每次到星期六下午，就盼望着我们，他需要有家里人跟他在一起。
我生孩子的时候，为了能帮我照顾孩子，他从万寿路搬回到北长街。他还交代家里人，把准备给我坐月子那个房间的窗户糊上，怕我受风，告诉我坐月子期间不能沾凉水。当时他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带孩子，就特地请秘书肖华光回去问老婆怎么带孩子，怎么坐月子。我记得肖秘书给我讲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站着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我母亲因为贴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了湖南的一所干校。大概是在1971年春节的时候，我去江西看父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我父亲一直关心我母亲，还经常向我了解她那边的情况。我们1972年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让我打听母亲的情况，是还在干校呢，还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后来听说我母亲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植物园了，父亲就跟我们说，你们赶快去看你妈妈，带点吃的，带一些东西，带些钱，看看她需要什么。我是第一个去看我母亲的。
星期六晚上，我带着女儿，骑车到香山去看她。我母亲那里条件特别差，炉子不好用，后来我就重新把她炉子里的瓦取出，给她重新搪一个新瓦，重新升火给她做晚饭。我记得那天大概11点多了才升上火，然后开始给她做饭。我女儿饿得要命，只好一个人在那儿唱歌。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大概已经半夜了，然后我又骑车回来。第二天我到父亲住的地方，向他汇报了我妈妈这边的情况。我爸爸就把孩子们都找来，给大家交代说，你们每一个星期去一个人，带着吃的，带着钱，看看你母亲有什么需要，帮她买一下。我们大家到周末的时候，就轮流到我妈妈那个地方去看她。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听评弹
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听评弹。他跟我说过，他年幼时就父母双亡，寄养在舅父家。舅父开一个小小的餐馆，白天比较忙，他就背着舅父的儿子，一边在灶头烧火，一边看书。晚上忙完餐馆的活儿以后，他就去隔壁不远的书场听评弹。没有钱，他就站在最后一排，靠着墙壁听评弹。他对家乡的评弹非常有感情，在战争时期，没有条件听评弹，他就拉二胡，休息一下自己的脑子。
解放初期，由于工作很忙，他也没有听评弹。直到1959年，父亲心脏病发作，养病的时候他又开始听评弹，有时候在家里听录音，有时候到书场里听。他听评弹的时候，挺专注的。
父亲说，评弹的曲调优雅，词非常美，弹词就像中国其他戏曲一样都是诗，而且诗的句子非常对称，都是经过多少代文人不断锤炼以后形成的。一直到病重住院，他仍然靠听评弹来缓解肉体的疼痛。
从来没把权力用在家人身上
父亲病重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跟他讲到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父亲躺在床上说，你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应该是多少多少。后来那位领导同志回去查了，第二天特别兴奋，跟陈元说，老人家比我记得都清楚，那些都是经济上的一些数字，是财政税收。
父亲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从来没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教给我那么多
陈元，1945年生，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父亲是在农村长大的，只上过小学，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跟群众的联系很多，对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很深，群众对他的影响也是终生的。把他推到革命队伍里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过湘江的时候，他率红五军团殿后，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部队损失很大，很多早晨还在一起的同志，到晚上就牺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牺牲的同志那么多，大家眼泪都哭干了，哭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使命感在推动着他。
父亲能面对任何逆境，从不沮丧，因为他觉得比起牺牲的人，他算好得多。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
父亲多次遇到过危险情况。长征途中他曾经从四川回上海，按党中央的要求在上海重建地下党。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父亲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谁要跟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所以这些特务一个个都胆战心惊的。
父亲说，那时候，他常常弄个自行车运送党内的印刷材料，前面后面加一本普通的书作伪装，拿纸包住。到租界边上，外国兵就问拿什么东西。父亲说，那会儿你不能慌，你要一慌，外国兵就会打开书一本一本看。一般情况下，他们“哗”地一下把面儿上包装的那张纸撕开，扫一眼，一看你从容应对，很坦然，就会说，走吧，一挥手就走了。其实边上是普通的书，中间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父亲就靠着这种机警和冷静，闯过了很多险关。
“文革”中，处境一下子变化很大，但父亲始终能做到随遇而安，不管在北京、去南昌，到工厂、企业或农村，无论别人说他什么，境遇如何困难，他都泰然处之，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他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就生病，病情就恶化，结果病故了。
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国庆节中山公园搞活动时，见到周总理。总理坐前排，父亲坐后排。周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使父亲特别得意。周总理说，你精神不错，还能坚持十年！
父亲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即使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也非常注意观察接触到的人，注意培养和教育他们，包括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干部，甚至是到外地时接触过的人。通过很简短的交谈，父亲就能了解一个干部的特点，发现弱点并帮助其提高。父亲对待干部，都是出于一种爱心、善心去帮助，从来不会抓人小辫子，也从来不整人，所以很多干部愿意跟他谈话。
父亲心胸极其豁达，眼界也极其开阔。“文革”中，有相当多的造反派做了坏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但父亲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多数年轻人还是优秀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用干部的最高境界是“就地取材”
父亲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叫“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带一帮干部去，不要到哪儿调一帮自己原来单位的熟悉的人到这边来，要“就地取材”。父亲特别讲到，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个。有些地方可能装样子，就提那么一两个人，多数人都不动。父亲说，不能这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各级领导干部里都应该有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父亲开始关注党风问题，关注党内的以权谋私问题。1980年11月，他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反腐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来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他眼看着这个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是来源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推动，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不信任，怕走到苏联党搞特权的地步，成为官僚党、特权党。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特别喜欢周末去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了？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当社会上出现腐败问题时，他深恶痛绝，觉得这是最大的威胁。父亲说，共产党员腐败将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这跟他一生的做人品格和信念以及他对全局的了解，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抓腐败先从高级干部抓起
父亲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并提出抓党风，抓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里，那个老干部转着弯找到我父亲，想说情。父亲停了一下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对这个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父亲外出从不坐专列，对各地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他每天吃饭就是四菜一汤，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从河南上车，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两三只鸡。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到下一站，火车停下来加煤加水，他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这才算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在地震后裂缝的房子里
我们原来在北长街住的那个房子，地震以后，从上到下裂了，裂缝从里头能看穿过去，都透气了，已经被定作危房。当时我们也想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全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