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满脸麻子，曾出现在河谷农场。赫尔姆先生看见他们敲了办公室的门，看见赫伯走出来，和他们在草坪上交谈，可能十分钟之后，他看见两个陌生人走开了，“似乎很生气”。赫尔姆先生认为他们是来找工作的，结果被告知没有工作可做。不幸的是，虽然赫尔姆先生多次被召唤去讲述那天发生的事，但他却是在案发两个星期后才提起这件事，因为就像他跟杜威解释的那样，“这件事是我突然想起来的”。可是杜威和那几个调查人员好像并不相信他，仿佛他想讲一个故事误导他们。他们倾向于相信鲍勃·约翰逊，那个保险推销员，星期六他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后者商谈，他“绝对肯定”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十分，他是克拉特先生唯一的访客。赫尔姆先生同样很明确：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胡子，一个满脸麻子，下午四点。赫伯要是活着一定会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相信他，相信保罗·赫尔姆是一个“诚实安分的人”。但是赫伯已不在人世了。
邦妮也不在人世了。她的卧室的窗户可以俯瞰花园，通常在她“情况不佳”的时候，赫尔姆先生会看见她长时间地站在窗前，痴痴地盯着花园，仿佛她所看到的东西对她施了魔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确信花朵、树木与鸟或人是一样的。都可以思考，可以相互交谈。如果我们努力去听，就能听见它们在说话。只要把所有其他声音从脑子里撵出去，就可以。静静的，努力倾听。有时我确实相信这一点。但是人永远也达不到足够的安静……”）
回忆着邦妮站在窗前的情形，赫尔姆先生抬起头来，仿佛希望看见她，看见玻璃后面的鬼魂。假如真是那样，并不会使他惊奇，但令他惊讶的是，他确实看见了，一只把窗帘拉开的手和一双眼睛。“可是，”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太阳照在房屋的这边”，这使得窗户玻璃闪闪发光，扭曲了藏在窗后的东西。等到赫尔姆先生手搭凉棚，定睛再看时，窗帘突然合上了，窗户后面空空如也。“我眼睛不太好，我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他回忆说，“但我确信眼睛没有欺骗我，我肯定绝对不是鬼魂，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这回事。那么会是谁呢？在这儿鬼鬼祟祟的。除了执法者，没人有权利进入这里。而且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所有的地方都锁上了，就好像收音机预报龙卷风要来时做的那样。这是令我迷惑不解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能找到答案，不是由我自己来找。我放下手里的活儿，穿过农田跑到霍尔科姆。一到那儿，我就给鲁滨逊司法长官打电话，告诉他有人在克拉特家屋子里走动。他们很快就呼啸而至。州国民警卫队、司法长官和他的手下。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艾尔文·杜威也来了。当他们包围了房子，正准备采取行动时，前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一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长着一双傻乎乎的眼睛，头发乱糟糟的，屁股后面挂着一个枪套，里面有一只口径三点八毫米的手枪。“我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脑子里都蹦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就是他来这儿杀了克拉特一家。”赫尔姆先生继续说道，“他一动也没动，静静地站着。似乎在眨眼。他们缴了他的枪，开始审问他。”
《冷血》 第二部分第六章（1）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艾德里安，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他正在去新墨西哥州的路上，当时没有固定住址。他为什么要闯进克拉特家？是如何闯进来的？他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他撬开一个下水井的井盖，通过一条通往地下室的管道爬了进去。）至于动机，他说自己读过报纸对这件案子的报道，很是好奇，想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然后，”据赫尔姆最后回忆，“有人问他是不是个搭便车的流浪汉，是不是想搭便车去新墨西哥。他说不是，他自己开着车呢。车就停在小路上。于是所有的人都去看他的车。等到他们发现车里的东西时，其中一个人，也许是艾尔文·杜威，对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说，‘啊，先生，看来有些事我们得谈谈了。’因为他们在车里发现了一只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和一把猎刀。”
墨西哥城一家旅馆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丑陋却很时髦的柜子，上面镶着一面紫色的镜子，在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旅馆管理部门的通知，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着：您的房间下午两点到期。也就是说，时间一到，房客们要么离开、要么再交一天的房租，这可是现在的两位房客从未想过的奢侈。他们只想知道能否把以前的房租交上，因为一切果真不出佩里所料：迪克把车卖了，三天以后，卖车得来的两百块钱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踪影。第四天，迪克出去找正经的活儿干，晚上回来他对佩里说：“操他妈！你知道他们给多少钱？多少工资？一个熟练的机修工一天才两块钱！墨西哥！亲爱的，我受够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回美国去。得了吧，我现在不想听。什么钻石，什么埋藏的宝藏！醒醒吧，小男孩儿。根本没有什么成箱的金子，也没有沉船。就算有，天啊，你连游泳都不会呢。”第二天，迪克就向他的两位墨西哥女友中较富的那位，银行家的遗孀，借钱买了两张经由圣迭戈、最远可达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的汽车票。他说：“巴斯托以后的路，我们用脚走。”
当然，佩里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意，留在墨西哥，让迪克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什么不呢？难道他不一直都是个孤独者，没有“真正的朋友”吗？（除了灰头发、灰眼睛、“聪明绝顶的”威利·杰伊。）但是他害怕离开迪克，仿佛离开迪克就像是决心要从时速九十九英里的火车上跳下去似的，令他“有点儿恶心”。他害怕的根据，或者说他自己似乎相信的，是近来产生的一种迷信：只要和迪克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有。还有迪克在叫他“醒一醒”时的认真劲儿，以及他在说出以前隐瞒的对于佩里的梦境和希望的看法时的咄咄逼人，所有这一切，既刚愎自用又是在向佩里呼吁，既令他受到伤害、感到震惊又使他为之着魔，几乎重新唤起他以前对迪克的信任：强硬，“百分之百男子气概”，讲究实际，善于决断，他答应过要听迪克的话。于是，墨西哥城十二月初一个寒意料峭的早晨，日出时分，佩里就开始在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里整理他的东西，悄悄地，以免吵醒睡在床上的两个人：迪克和那位和他订婚的年轻姑娘，伊内兹。
有件东西现在他不必牵挂了。在阿卡普尔科的最后一晚，一个小偷偷走了那把吉布森牌吉他。当时，他和奥托、迪克，还有牛仔，正在码头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为告别而喝得酩酊大醉，因此被人顺手牵羊。佩里为此很痛苦，他后来说：“真的感觉气恼，情绪低落。”他解释说：“这把吉他我一直带在身边，给它上蜡，擦得锃亮，我用它给自己调音，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个你真心喜爱的姑娘，唉，还真有点儿神圣。”虽然吉他被偷走了，不会再产生什么所有权问题，但是其余的财物还有一个归宿的问题。他和迪克将来要步行赶路，很明显，除了几件衬衫和袜子，他们不可能带着所有的东西走。其余的衣物将被托运，实际上，佩里已经装满了一只纸板箱（里面除了几件没有洗过的脏衣服外，还有两双长统靴，其中一双鞋底上印着猫爪图案，另一双靴底是钻石花纹的），上面写着：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邮局转交佩里。
但令人头疼的难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心爱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两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地图、正在发黄的信件、抒情歌曲、诗歌以及一些非同寻常的纪念品（用他亲手杀死的内华达州响尾蛇的皮做的吊裤带和腰带；在横滨买的一只能激起性欲的小套子；从日本买的一颗石化矮树；一只阿拉斯加的熊掌）。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至少佩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留给“耶稣”。佩里脑子里所想的“耶稣”是咖啡馆对面旅馆那个很友好的人，佩里认为此人完全值得信赖，一旦他需要，“耶稣”就会把两只箱子寄给他。（他打算一有“固定住址”，就要回箱子。）
但是有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佩里舍不得丢下，于是在一对情人在床上酣睡、时钟慢慢走向下午两点的时候，佩里开始翻弄旧信、照片、剪报，从中挑选准备随身带走的值得纪念的东西。其中有一篇题目为《我儿子的生活史》的文章，上面有不少打字错误。作者是他父亲，是前年十二月为了帮助儿子获得假释而寄给堪萨斯州监狱的。这份文件佩里已经看过至少一百遍了，而且每次看都不会无动于衷。全文如下：
童年时代，很高兴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他的童年既好又不好。是的，佩里出生时是个正常的孩子，身体健康，没错，开始时我能很好地照顾他，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我妻子变成了一个不要脸的酒鬼，而那时孩子们才刚到上学的年纪。性格开朗，既是也不是，要是他受到虐待，他就当真，会一直记在心里。我这人言出必行，我也这样要求孩子。我妻子就不同了。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我们全是在野外干活的人。我教给孩子们的金玉良言：和平相处。好多次孩子们做错了事就互相揭发，而犯错的总会自己承认，主动站出来，挨一顿屁股板子，然后保证改好。孩子们干起活来总是很快，这样他们可以有时间去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洗干净，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我对孩子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他们冒犯别人，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他们，我就叫他们不要再和那些孩子一起玩。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惹麻烦。但是当我妻子想去城里过一种放荡的生活时，她确实跑到城里了，麻烦就全来了。我没管她，当她开着车离去，留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孩子们都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说孩子以后会逃出来找我。她变得疯疯癫癫，说她会让孩子们恨我，她的确做到了，但佩里除外。出于对孩子们的爱，几个月后，我去找他们，我在旧金山找到了他们，我妻子蒙在鼓里。虽然我妻子已经给老师下令不许我看望孩子，但我还是设法到学校里去看望了他们。我看到了在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但是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不让我们和你说话”，我吃了一惊。但佩里没有这样说，他是与众不同的。当时他抱住我，说想立刻跟我一起走。我对他说不行。但是放学后，他跑到我的律师林索·特尔克先生的办公室。我把佩里送回到他妈妈那儿，然后离开了旧金山。佩里后来告诉我，他妈妈让他去找个新家。孩子们和她在一起生活时，只要高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明白佩里有麻烦了。我想让她提出来和我离婚，大概一年左右吧，她同意了。她酗酒，喜欢到外面游乐，和一个年轻人住在一起。离婚时我竭力争取监护权，结果获准，几个孩子全由我监护。我将佩里带回家，和我住在一起。其余几个孩子，我养不起，只好放在收容所里，因为他们有一半印第安血统，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得到了福利救济和照顾。
《冷血》 第二部分第六章（2）
那时是经济萧条时期，我在工程进度管理局工作，工资很低。当时我还有点财产和一间小房子。佩里和我在一起平静地生活。虽然我的感情受到过他们的伤害，但我仍然爱着其余的几个孩子。为了忘掉这一切，我开始沉溺于四处漫游。我挣钱养活自己和佩里。后来我卖掉房子，住在一辆房车里。只要有可能，佩里就常常去上学。他不是很喜欢学校。他学东西很快，和别的孩子相处时从不惹事，除非哪个小霸王惹恼了他。他个子虽矮，但健壮结实，因为是新生，学校里的小子们想欺负他。但他们发现佩里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惜一战。这正是我抚养孩子的方式。我总是对他们说不要挑起争斗，如果敢惹事，被我发现，我就要揍他一顿。但如果是别的小子挑起来的，那你就要全力以赴去战斗。有一次，学校里一个年纪比他大一倍的小子追着打他，但令这小子吃惊的是，佩里把他打翻在地，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曾指点过他一些摔跤的方法。我过去练过拳击和摔跤。女校长和其他小孩都目睹了这场战斗。女校长喜欢那个大孩子，现在看到自己的宠儿被小佩里痛打，她是受不了的。打那以后，佩里就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如果哪个大孩子想欺负小孩子，佩里就当场解决，就连那个小霸王此时也害怕佩里了，不得不规矩一点儿。但是这些都伤了女校长的心，她向我抱怨佩里老在学校打架。我告诉她这些事情我全知道，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被比他高大一倍的孩子揍。我还问她为什么她让那个小霸王去揍别的小孩呢？我对她说，佩里有权保护自己。佩里从不主动挑起事端，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我告诉她，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喜欢我儿子；我还说我将很快带着佩里离开学校到别的州去。后来我带他到了另一个州。佩里不是天使，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他也做过许多错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从不为他做的错事辩护，他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法律是无情的，这一点现在他知道了。
青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国家商船队。那时我到阿拉斯加去了，后来他也来了。我在那里捕捉野兽。他第一个冬天替阿拉斯加公路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铁路上干活儿，但时间不长。他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的，只要有钱，他就时不时地给我点儿。朝鲜战争期间，他每月给我寄三十美元，这场战争他是从头到尾全部经历的，最后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退伍。据我所知，他是很光荣的。他喜爱干机械方面的活儿，他的愿望是开推土机、挖土机、铲车以及各种型号的重型拖拉机，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干得确实不错。他喜欢飙车，开起摩托车和轻型汽车总是飞快。但是正因为他总爱开飞车，结果把两条腿都摔断了，屁股也受了伤，我敢肯定他现在开车速度不会那么快了。
娱乐和兴趣方面，他确实有过几个女朋友，只是当他发现哪位姑娘对他不好或者看不起他，他就不再理她了。据我所知，他从未结过婚。我和他母亲的纠纷多少令他有点儿害怕婚姻。我喝酒不多，我知道佩里也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佩里在很多地方跟我很像。他喜欢跟正派的人，在野外干活的人结伴。像我一样，他也喜欢独自一人，喜欢自己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能干很多种活儿，但很少精通的，佩里也是这样。我教给他谋生之道，教他怎样捕捉野兽、怎样找矿、怎样伐木和做木工以及怎样养马，等等。我会做饭烧菜，他也行，不过不是烹饪高手，只是随便给自己做点吃的，比如烤面包。打猎、钓鱼、设陷阱，他几乎都做过。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佩里喜欢自己当家作主，如果他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你只需要告诉他你想要怎么干，剩下的就交给他好了，他会为干这种活儿感到骄傲。如果他知道老板欣赏他的工作，他就会拼命去干。但对他粗暴不得，要好好跟他说怎么干。他很敏感，感情容易受伤害，我也是如此。因为老板不讲道理，我曾辞了好几份工作，佩里也这么干过。佩里和我都没上过多少学，我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请不要认为我们愚蠢。我自学成才，佩里也是如此。白领工作对佩里和我都不合适。我们擅长户外工作，如果某种户外工作我们不会，不要紧，只要给他或我演示一遍，几天之后，我们就能掌握这项工作或机器。书对我们没什么用。只要喜欢干一行，我们俩可以立即获得实际经验。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喜欢这项工作。但现在他已是一个跛腿的中年人了，佩里明白，如今承包商是不会要他这种人了，跛子是干不了重型设备的活，除非承包商跟你很熟。他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考虑怎么少花点力气养活自己，从而和我的生活相一致。我相信我是正确的。我同样确信他不想再开飞车了。他说：“小心点，爸爸。如果觉得困，就别开车，最好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休息。”这是我过去经常对他说的话。现在他又来对我说，看来他是吸取了教训。
正如我所看到的，佩里已经吸取了教训，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自由对他意味着一切，你们再也不会在监狱里看到他了。我非常肯定我是正确的。我注意到他的说话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深感懊悔。我也明白他耻于见人，因为他不愿对人说起他曾坐过牢。他曾请求我不要告诉他朋友他在哪儿。当他写信告诉我他进了监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