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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埃瓦尔特先生认为也许他不应该让两个女孩单独进入房子。当听到尖叫声时，他正从车里出来，准备随她们一起进屋。但是，还没等他冲进屋里，两个女孩已经向他跑了过来。他的女儿大叫道：“她死了！”说着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真的，爸爸！南希死了！”
苏珊向她转过身来：“不，她没死。你别这样说，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她总是流鼻血，可怕的鼻血，就是这么回事。”
“太多太多的血。墙上也有血。你没看清楚。”
“我是摸不着头脑，”埃瓦尔特后来作证说，“我想可能是女孩子受伤了。在我看来，首先该做的是叫救护车。基德维尔小姐，苏珊，告诉我厨房里有一部电话。我找到了电话，就在她说的位置。但是话筒却不在电话机上，当我把话筒捡起来时，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
二十七岁的英语教师拉里·亨德里克斯住在教师公寓的顶楼。他想写作，但他的公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个理想的窝。他的房子比基德维尔家的还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及一台永远都在开着的电视机分享有限的空间。年轻的亨德里克斯水手出身，俄克拉荷马州人，嘴角叼着烟斗，留着胡子，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头发，虽然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至少看起来有点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的打扮非常像他最崇拜的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年轻时照片中的样子。为了弥补当老师收入的不足，他还给学校开汽车。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于报纸，你知道吗？唉，电视正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从楼下传来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但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一趟。他们全都歇斯底里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歇斯底里了。苏珊永远也忘不了，永远。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不太好，她一开始就紧张过度。她一直在唠叨，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她一直在说：‘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说的话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也像任何一个易动感情的男人一样，开始激动起来。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司法长官办公室，加登城司法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情’。司法长官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随便是谁都能办得到。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和他开车出去到公路上去等候司法长官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就想，嗯嗯，拿定主意，最好睁大眼睛仔细听，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以防万一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司法长官到了，当时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有树林，有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司法长官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说是‘发生了某种意外事故’。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司法长官的后腰上挂着一只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放在枪上，准备随时拔出来。
“唉，太糟糕了，那个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床单一直盖到她肩膀。鲁滨逊司法长官拉开床单，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仿佛不管何时发生的事，她都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膝盖被绳子捆在一起，这种绳你在威尼斯式软百叶窗帘上可以见到。司法长官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在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牌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膝盖，膝盖也被捆在一起，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干得多么复杂而巧妙。想想吧，要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吓得灵魂出窍。她还戴着首饰，两枚戒指，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是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浴衣，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脑袋的一侧被近距离平射击穿，子弹的冲击力撕裂了胶带，使胶带变松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不得不目击凶手的动作———用枪瞄准。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司法长官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冷血》 第一部分第三章（5）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凯尼恩在哪儿呢？司法长官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室，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的地方，从钱夹里撒出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是有人要通过卡片搜寻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有办公室是例外，那里的听筒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司法长官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打过。他说没打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迷惑的人，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这就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里传出楼梯的响声。‘谁在那儿？’司法长官问，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司法长官。他进屋时好像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调查了。司法长官告诉他，声音有点凄惨：‘温德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有两具尸体。’‘唉’，他叹了口气，温德尔也叹了口气，‘下面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在角落里，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冷血》 第一部分第三章（6）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从她外表可是看不出来的。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裤子，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但心里藏不住话，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