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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本地区只有这么一家舞厅，方圆一百英里内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有时引起了司法长官的注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确实如此，”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烈酒，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混有威士忌酒的汽水，从不卖走私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出售。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去世了，距今已七个月零十二天，他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死后要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坐一阵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正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老妈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话来，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那辆列车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哎，怎么回事？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列车在哪儿？”
特鲁伊特老妈妈平静了下来；像往常一样，默尔特知道答案，她最后一句话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但不久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默尔特太太凡事讲究逻辑，虽然解释得有点糊里糊涂，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问题。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特鲁伊特老妈妈很扫兴，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单音节的回答之外，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克莱尔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消除这位老妇人的好奇心；相反，她平静地喝着咖啡，走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老妈妈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梅布尔说了些什么？”
“我不吃惊，”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样在匆忙中度过了一生；急匆匆奔到这里取走邮件，从来舍不得停留一分钟说声早上好和谢谢你，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加入俱乐部，管理每件事情，获得也许别人想得到的工作。可是看看现在，这一切都与他同去了。唉，他再也不用急匆匆地奔来奔去了。”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急匆匆的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还有邦妮，还有南希，还有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他开飞机撞了他的果园的那个人。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流氓们正在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老妈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走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如果一只鸟带走一粒沙，一粒又一粒，飞跃海洋，在它把所有的沙都搬到大海的彼岸之时，也就是来世开始之日。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残酷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报，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惨案，难以置信，骇人听闻，星期六夜里或今天一早，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被人杀害。谋杀，惨无人道，动机不明……”）在普通人中引起的反应和特鲁伊特老妈妈的反应类似，而比克莱尔太太明显：吃惊、茫然，令人打颤的恐惧瞬间便加深了。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可以容纳那些愿意在此聚会、心怀恐惧、爱说流言飞语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人，不过咖啡馆里只能装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一头灰色和金色相间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灵活，为人精明；她是女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很精明，但克拉特的那笔交易肯定从我手上飞走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那样耍花招！当大家蜂拥而至纷纷谈论各种各样狂暴的故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是愚蠢的，但我们不知道事实如何，许多人认为，也许是因为她的疾病又发作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这肯定是嫉妒杀人。是某个熟悉住宅内外情况的人干的。但是谁会憎恨克拉特一家呢？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们一个不字；他们家得到了一个家庭所能得到的最大欢迎，如果这样的家庭也会遭受谋杀，那么请问，还有谁家是安全的呢？那个星期天，一个老头儿坐在这儿，他正确地指出了这件事，得出的结论令所有人都别想睡觉；他说：‘从外地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不会是别的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坏的犯罪案例。到了邻居们都不得不用怀疑的眼神相互瞧着对方时，这是多么可怕啊！是的，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是谁干的，那么我敢保证那将比谋杀案本身更令人吃惊。”
鲍勃·约翰逊太太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推销员的妻子，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没有被吃掉，至少，在饭菜还热乎的时候没有吃掉，因为她丈夫刚把刀插进烤野鸡，就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他回忆起来十分悲伤，“是我第一次听说在霍尔科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这样的事。老天呀，我兜里正揣着克拉特的支票呢。一张价值八万美元的纸。如果我听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这不可能，肯定出了什么错，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不可能你前一分钟刚卖给他一份大保险，一分钟后他就死了。被谋杀了。这意味着双倍赔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威奇塔的办公室主管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是如何收到的这张支票，但是还没有顺利签署通过。征询他有什么高见。嗯，形式微妙得很。从法律上看，我们不必赔偿，但道义上是另一码事。自然喽，我们决定按照道义办。”
《冷血》 第一部分第三章（7）
因保险推销员令人尊敬的态度而受益的两个人是伊芙安娜·贾乔和她的妹妹贝弗里，她们是财产唯一的继承人。在得知噩耗后几个小时之内，她们就赶到了加登城。贝弗里是从堪萨斯州的温菲尔德赶过来的，她去那儿看望未婚夫；而伊芙安娜是从她在伊利诺伊州蒙特卡罗的家中赶过来的。在这一天，别的亲戚也陆续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亲，他的两个兄弟阿瑟和克拉伦斯，他的妹妹哈里·纳尔逊太太都来自堪萨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莱恩·塞尔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邦妮·克拉特的双亲阿瑟·B·福克斯夫妇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她的三个兄弟：哈罗德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塞利亚；霍华德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俄勒冈；格伦来自堪萨斯城。实际上，克拉特家感恩节聚会的客人名单上的大部分人或是接到了电话，或是接到了电报，绝大部分立即出发了，但不是为了享受满桌子的美味佳肴，而是参加一场大葬礼。
在教师公寓，威尔玛·基德维尔不得不控制自己，为的是管住女儿。苏珊的眼睛肿得大大的，由于一阵阵恶心，感到十分难受，她争辩着，无可奈何地坚持着，她必须去———必须跑———三英里，去鲁普家的农场。“难道你不明白吗，妈妈？”她说道，“要是鲁普恰好听见了这件事怎么办？他爱南希。我们俩都爱她。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告诉他。”
但是博比已经知道了。埃瓦尔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鲁普农场停了下来，和他的朋友约翰尼·鲁普交谈，后者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博比是老三。两个人一起向简陋的小屋走去，这所房屋和农场的住宅是分隔开的，农场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鲁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们住在简易屋里，女孩子们住在“家里”。他们发现博比正在修理他的床。博比听完埃瓦尔特先生的话，什么问题也没问，对埃瓦尔特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尔后，他站在了屋外的阳光下。鲁普家位于一块突起的、毫无遮挡的高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河谷农场已经收割了的、生气勃勃的土地，他沉浸在这景色里大约有一个小时。别人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败了。吃晚餐的铃声响了，妈妈叫他进去，一直叫到最后爸爸说：“算了，我倒想让他一个人呆着。”
博比的弟弟拉里也拒绝遵守吃饭的铃声，他在博比身边转来转去，帮不上忙，虽然博比叫他走开，但他不听。后来，当他哥哥不再站着，开始走动，下来走到路上，穿过田野径直奔向霍尔科姆时，拉里追上他，说道：“哎，博比，听着，如果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干嘛不开车去呢？”他的哥哥没有回答。他有目的地走着，实际是在跑着，但拉里跟上博比的脚步一点都不费劲。拉里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个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实，腿也比哥哥长。博比尽管体育课成绩优良，但连中等个都不到，体格结实但很苗条，一张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朴实的神情，一看就是好小伙子。“哎，博比，听着，他们不会让你看她的。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博比转过身来，冲着他说道：“回去，回家去。”弟弟落在后面了，但还是跟着，只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收获南瓜的季节气温很低，但兄弟俩走近州警察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时，还是浑身汗水淋漓。克拉特家的许多朋友，以及从芬尼县各处赶来的陌生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没人获允通过路障。当鲁普兄弟赶到时，路障被移开了，以便让四辆救护车进来，这是最后派来运走尸体的。还有一辆装满司法长官办公室人员的小轿车也进来了，甚至就在那时，这些人正提起博比·鲁普的名字。傍晚前，博比就得知自己是他们主要的怀疑对象。
苏珊·基德维尔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只见几个身着白色的人静悄悄地走过，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人群拐过街角，那很容易随风飞扬的灰尘重又落在那条没有铺柏油的街道上。当她正对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时，博比突然出现了，他摇摇晃晃地向苏珊走来，身后跟着形影不离的大个子弟弟。她走到门廊前迎他。她说：“我有多少话要和你说呀。”博比开始哭泣。拉里在教师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后倚在一棵树上。他从未见过博比流泪，也不想见到他哭，因此他低下了头。
远在奥莱西镇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窗帘挡住了中午的阳光，令室内变得昏暗。佩里躺着，正在睡觉，一个灰色的便携式收音机还在他身边吱吱作响。除了脱掉靴子以外，他没有脱衣服。他脸朝下躺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从后面击中了他。那双黑色的、带有银色扣环的靴子浸泡在脸盆里，满盆的温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
朝北几英里，在一幢朴素的农家住宅的舒适厨房里，迪克正在享受一顿周日晚餐。其他坐在桌边的人，他的妈妈、爸爸、弟弟，没有注意到他的举止有何异常。他中午时分到达家里，吻过他母亲，流利地回答了他父亲对他所谓一整夜去斯科特堡的旅行的提问，然后坐下来吃饭，看起来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晚饭后，三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节目刚开始，父亲就吃惊地听到迪克的鼾声；正像他对小儿子所说的那样，他从未想过这辈子还会活着见到迪克宁可睡觉而不看篮球赛。但是，他当然不明白迪克是多么疲倦，也不知道沉沉睡去的儿子二十四小时开车走了八百多英里。
《冷血》 第二部分第四章（1）
1959年11月16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萨斯地区种植小麦的高地平原上一个打野鸡的好日子———阳光明媚，天空像云母一样闪闪发光。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这样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会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农场里打野鸡，一去就是一下午。而且，在这些打猎运动中，常常会有赫伯的三个最好的朋友陪伴他，他们是：J·R·戴尔医生，一位兽医；卡尔·麦尔斯，一位饲养奶牛的农场主；艾弗利特·奥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实验所所长———一样，他们都是加登城有声望的公民。
今天，这四个常在一起打猎的老伙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却大不相同了，随身所带的装备既古怪又与打猎无关：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装满抹布和强力清洁剂的大篮子。他们都穿上了自己最旧的衣服。他们自愿来打扫河谷农场十四间房屋中的某几间，正是在这几间屋里克拉特一家四口被人谋杀了，就像死亡鉴定书上所说的，“被一个或几个未知的家伙谋杀了”。作为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
艾哈德和他的伙伴们默默地开车前行。他们中的一位后来曾评论说：“那时的情形使你无法说话。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里，我们总是备受欢迎。”当时，一个公路巡警迎接他们。这位巡警负责把守政府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他挥了挥手，放他们进去，他们又开了半英里，沿着一条种着榆树的小路来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农场里的雇员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正等着迎接他们。
他们首先来到地下室里的锅炉房，穿着睡衣的克拉特先生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躺在一堆用来装床垫的纸箱上的。清理完锅炉房，他们又来到凯尼恩被杀的游戏室。沙发是凯尼恩维修过的遗物，罩着南希做的沙发套，绣着字的枕头，上面溅满了血迹。和纸箱子一样，这些东西都得烧掉。清洗小组逐步从地下室清理到二楼的卧室，南希和她母亲就是在卧室的床上被谋害的。沾满血迹的床单、床垫、床边小地毯以及一只泰迪熊玩偶都将被烧掉。
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通常话不多，但在运热水和协助清扫时，却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人们别再说废话，而应该试着理解”为什么他和妻子虽然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但在暴行发生的时候，却连一声枪响也没听见。“司法长官和他的那些手下到这儿又是取指纹又是搜查，他们很有识别能力，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没听见，原因之一在于风，西风，西风会把声音吹到另一个方向。第二个原因是，在这间房子和我们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座大型粮仓，喧嚣声还没传到我们家，就已经被谷仓吸收了。你考虑过这点吗？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肯定听不到。否则，他会冒险在半夜里连开四枪吗！如果那样，他肯定疯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疯子，下起手来，毫无顾忌。但我的观点是，他之所以这么干，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很清楚，这是我和我老婆在这儿睡的最后一夜。我们打算搬到一所紧邻着公路的房子里去。”
人们从中午干到黄昏。他们把收集到的东西装上一辆轻型卡车，焚烧的时间已经到了。斯托克莱因把卡车开进农场北边麦田的深处，这块平地色彩饱满，虽然只有一种颜色，十一月的麦茬闪着黄褐色的光。他们在这里卸车，把南希的枕头、床单、纸箱、游戏室里的沙发堆在一起；斯托克莱因浇上汽油，划着了一根火柴。
在那些在场的人里，没有人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关系更亲密的了。艾哈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虽然是个学者，但他的手因为劳动而变得很硬，脖子也被晒伤了，他是赫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曾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哈德亲眼看到了他的朋友从一个薪水微薄的农业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