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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为祖国光复贡献一生的白凡回国后，没有积极参与以建立一方政府为目的的政治活动。具有“坚强政治意志的民族主义者”白凡认为，即使有重重困难，也要建立南北联合的统一政府。
白凡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与北方共产主义者商讨统一祖国事宜，于1948年4月19日越过“三八”线访问了北方。没有谁能阻止他，他的自信来自他作为一生为祖国光复献身的政治家与民族主义者的坚强信念。白凡金九的政治信念和立国理念是什么？
首先，就他的政治理念而言，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要说我的政治理念，那就是‘自由’。我们建立的国家应该是‘自由之国’。”（引自《白凡日记》，下同）但是，“在国家生活中没有无条件的自由。这是因为国家是一种规范的束缚。……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于束缚个人自由的法来自何处。有自由的国家之法来自国民自由意愿，而无自由国家之法来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阶级。”他还指出：“我不希望我国成为独裁国家……在独裁中，最可怕的独裁是以什么主义，即以哲学为基础的阶级的独裁……这种独裁不依靠由比这个独裁更大的组织力量或国际性压力是难以打破的……。”
其次，关于他的国家理想。他说，“我们所建的国家中，儒教兴盛，佛教与耶稣教也自由发展，另外，在哲学方面，还要吸纳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并使之开花结果，这样才称得起自由之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建成人类最伟大、最高级的文化。”“能够正确培养人类精神的只有文化。我希望我国不要只模仿他人，应该成为能把人类生活理想化的新文化的根源，成为目标，成为模范。”“这样，真正的世界和平在我国，不，愿由我国实现。我相信，弘益人间这一我们国祖檀君的理想即是。”
我们从他的批判冷战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高度评价尊重市民意愿的美国民主制度中，可知他是一位市民主义的信奉者。他的思想接近于偏右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四部分：朝鲜半岛与八一五白凡金九与李承晚（3）…（图）
终战诏书 李承晚的国家建设方案李承晚1875年出生于黄海道，小时候习读汉学，1895年进入培材学堂学习。李承晚深受徐载弼开花思想讲演影响。他积极参与《协成会报》、《每日新闻》、《帝国新闻》的工作，在抨击政府腐败的同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主张政治改革和反对外来势力。1896年，李承晚参与独立协会活动，1898年以反政府嫌疑被捕入狱，坐牢6年。在狱中，他写出了《独立精神》（1910年在美国出版）。
1904年出狱的李承晚，与闽永焕、韩奎薛等建立联系，为推进借助韩美通商条约（1882年）争取我国独立的秘密外交，当年渡美。在1910年7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10年8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吞并朝鲜后，李承晚激愤满怀暂时回国，但由于受“105人事件”牵连，1912年被迫出国。其后至解放的33年间，他辗转于美国与西欧进行独立运动。
那时，韩人教会、大韩同志会、韩国人代表者大会、上海临时政府等团体都是李承晚从事政治活动的后盾。1941年他出版了《日本内幕记》（JapanInsideOut）。他在书中预言了来自日本的战争挑衅，同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湾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此书即刻脱销。1942年6月13日，他通过广播向美国等国内外居住的同胞预言日本战败，号召朝鲜人民为恢复自由而斗争，并与OSS（美国战略办公室）的有关人士就光复军进入国内作战进行深入协商。但由于美国担心对日战争长期化而采取亲苏政策，李承晚的外交没有奏效。
在美军军政公布前后，解放后的朝鲜政局处于无秩序和不稳定状况。八一五刚过，朝鲜总督府以保护日本人生命和财产为目的，把治安权委托给吕运亨。吕运亨与共产党一起组建了“建国筹备委员会”和全国规模的治安队伍，并且以此为基础，于9月6日宣布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该共和国推举还没有回国的李承晚为国家主席，吕运亨担任副主席。在此期间，安在鸿创建“朝鲜国民党”后发表支持上海临时政府的声明，宋振宇组织“韩国民主党”也表明支持上海临时政府。这就是当时“百人百色”的爱国论兴起的解放后的朝鲜政局。
1945年10月16日，李承晚回到阔别33年后的政局混乱的祖国。在欢迎回国的群众大会上，李承晚向国民发出“聚则生，散则亡”的号召。吕运亨为首的许多政党希望李承晚来担任党首，但李承晚独自组建“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以试图统合国民。1945年11月23日，临时政府的金九、金奎植回国，但他们也分为韩独党、大韩独立党、新韩民主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集团等，陷入低迷状态之中。
1945年12月28日召开的莫斯科三国首脑会议提出了对朝鲜半岛五年托管方案，左派赞成托管，而右派反对托管。在两者严重对立的解放政局中，1946年2月8日朝鲜北部的苏军推出金日成要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李承晚决心把韩国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解决。1946年12月，李承晚推辞霍奇军政长官的挽留，访美并在联合国外交上取得成果后，在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司令，在中国会见蒋介石，于1947年4月21日回到汉城。1948年朝鲜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
第四部分：朝鲜半岛与八一五“三八”线是如何形成的（4）…（图）
审判罪犯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决定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２月８日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
北纬38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在朝鲜境内的这条线长约300公里，这样的划分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最早人为地从军事或者政治上划分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国提出来的。真正使“三八”线成为从军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朝鲜驻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调整时实现的。1945年２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南部的军队为大本营所属。这样，“三八”线在实际上就为后来苏美军队对日本关东军作战提供了客观依据。
“三八”线事实上被美苏两国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美苏两国没有就各自的作战区域进行明确划分。
当苏联军队向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了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
“三八”线的最初提出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就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进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８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
这个“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并于８月１４日为杜鲁门批准。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８月１６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９月２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３８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９月８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７步兵师在仁川登陆。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第四部分：朝鲜半岛与八一五金日成小传…（图）
重庆欢庆胜利 金日成（1912～1994）：1912年4月15日生于平壤市万景台一个革命家庭。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人民军的创始人，共和国元帅，朝鲜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1925年随父到中国吉林，入抚松第一小学。1926～1929年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先后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1932年4月25日创建反日游击队（后改称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东部和朝鲜北部坚持抗日武装斗争。1936年5月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并任会长，宣布《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同年6、7月中国东北各抗日武装改编为抗日联军后，历任第2路军第3师师长、第1路军第6师师长等职。1937年6月4日率部突袭普天堡（今属两江道）告捷，鼓舞了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1945年8月朝鲜北部解放后，创建朝鲜劳动党。
1946年2月成立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全力领导党和政权的建设。1948年9月9日，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6月～1953年7月，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领导、指挥朝鲜军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取得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1953年2月荣获共和国元帅称号。战后，坚持自卫军事路线，在领导朝鲜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0年10月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实现全社会主体思想化，以及祖国自由和平统一和加强反帝自主力量团结的方针，并领导朝鲜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
1994年逝世。著有《金日成选集》。
深度阅读书目曹晋杰著：《抗日战争中在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韩国金九、朝鲜金日成、越南胡志明在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金日成著：《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黄兆群著：《韩国六大总统》，人民出版社，2004年『玉音』回响在日本人心中“玉音”回响在日本人心中日本的昭和时代是从一个错误开始的。
1926年为昭和元年，但这一年留给昭和时代的日子仅有短短七天。当年12月25日凌晨0时45分大正天皇驾崩，大正时代随之结束。大正天皇病危期间，有关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构想就作为问题放在了日本政府面前。日本政府最初确定的新年号并非“昭和”，而是“光文”。根据当时在黑田藩史编纂所任职的中岛利一郎的叙述，当时日本政府认为即将到来的新天皇时代应当以“文”为主、日本必须作为文化国家将“文”发扬光大，于是将“光文”作为首选年号。此种选择是来自中国汉代诗人皇甫葳蔚的名作《文锦赋》中的诗句“阅披风前，光文灿然。百花互进，五色相宜。”在备选的两三个新年号中，获得多数人同意的也是“光文”。大正天皇驾崩数小时之后的1926年12月25日早晨，《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的号外抢先公开了“光文”的新年号。政府大吃一惊，于是临时变更原定方案，将新年号定为“昭和”。这样，《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对新年号的报道作为重大“误报”事件留在了二十世纪的日本新闻史上。
《东京日日新闻》的号外
“昭和”二字是取自汉籍《书经·尧典》的“百姓昭明、万邦协和”，此语无意之中对昭和前期日本的对外扩张进行了暗示。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德富苏峰有关“昭和”二字的解释即流露出鲜明的国家主义意识。他说∶“即使说‘昭和’二字几乎囊括了吾人从前所言大日本帝国之理想亦无不可。即包含着首先作为本国之民众得其所以、继而向周边国家推而广之的意思。即首先固内强本、推而及外，最终达到和平。此即吾人所谓大日本帝国之理想所在。”（《昭和一新论》）昭和日本抛弃了“光文”，以“万邦协和”的虚假理念行扩张、侵略之实，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三省，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41年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耗尽国力、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1944年6月16日，63架美军Ｂ－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抵达日本九州上空，第一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军飞机对东京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十多万人死伤。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军又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在濒临国家毁灭的情况下，昭和天皇裕仁在8月9日深夜和8月14日上午两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中午12点整，裕仁天皇向日本境内外的国民发表广播讲话，这就是所谓“玉音放送”。日本的1945年8月15日，就是围绕“玉音放送”展开的。
第四部分：朝鲜半岛与八一五军国主义者最后的日子（1）…（图）
各种纪念抗日战争形式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表明日本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将占领日本全境。但是，直到8月9日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天皇与政府首脑才被迫做出最后的决定。8月9日深夜11点50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开，针对东乡外相提出的“和平方案”，陆军大臣阿南惟己依然表示反对，坚持其本土决战论，并得到了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和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的支持。而东乡外相、米内海军大臣和平沼枢府议长赞同“和平方案”。反对者与赞同者形成三比三的僵持局面，于是铃木首相对裕仁天皇提出了“仰赖圣断”的恳求。当年44岁的裕仁天皇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擦脸，眼中含着泪水，决定从时局出发、以“拯救人民于危局、为了人类之幸福”的名义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忠于天皇的阿南惟己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本土决战论。在8月14日上午召开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天皇对自己的“圣断”进行了再确认，下令投降，并在当天深夜11点过后录制了“玉音”（保科善四郎《终战秘录》）。
但是，陆军抵抗派中以青年军官竹下正彦、少校畑中健二为首的一伙青年军人并没有像阿南陆相那样服从天皇的意志，相反，他们心中燃烧着军国主义的烈火，坚持“国体护持”的理念，从8月13日即开始计划发动武装政变，试图夺取刻有天皇“玉音”的录音盘，阻止“玉音放送”、迫使天皇继续战争。于是，日本的1945年8月15日就在围绕“玉音放送”的激烈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