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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然对此仍非常不满，并断定毛泽东不会来渝，这样就有理由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解放区和中共方面，于是23日，在收到中共复电之后，再次致电：“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给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小礼堂召开会议，向到会的同志讲明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
8月28日毛泽东奔赴重庆，方纪的不朽名篇《挥手之间》这样记载：“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9月3日，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深度阅读书目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美）冈瑟·斯坦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张荣华著：《历史审视与现实评说》，济南出版社，2003年
王真著：《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中共的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肖一平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8年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山城重庆的时候，国民政府保持了沉默的态度。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什么对这一胜利持缄默态度？国民政府在面对迅速到来的八一五胜利是如何行动，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行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人民又是如何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呢？面对外敌的失败，国民政府将走向何方？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1）
对国民政府来说，当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他们在沦陷区尚无一兵一卒；虽然在大后方美国已经开始训练并装备国民政府军，并为他们提供美式装备，但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胜利虽是企盼已久的，却令国民政府措手不及。
战争的后期，国民党部队基本上都已经撤退到大西南，另外有94万大军层层包围着中共延安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经过日本1944年的“一号作战”，国民党部队尽量避免同日军的直接作战。而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无法直接面对面地向日本军队纳降，无法立即把它的有生力量投入到接收、受降中去。
国民党的既定方针还是继续反共，就在日本宣布胜利的前10多天，即1945年7月27日，胡宗南部队借口“淳化民变”事件，向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的爷台山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威胁延安。
但局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显然，日本就要败亡了。最为关键的不是立即向共产党挑衅，而是要接收失地了。
因此，当8月10日得知日本就要投降的时候，国民政府加紧了战略的重新部署。
8月11日，蒋介石政府预料到日本不久将正式投降，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以统帅名义下令给解放区的共产党军队，要求其“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却同时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切勿松懈”；第三道命令要求沦陷区的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这三道命令构成了蒋的接收战略：一方面要求他所属的所谓“中央军”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向前迈进，抢夺胜利的果实；一方面要求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日的共产党军队停止反攻，把接收任务留给他的嫡系部队；同时，要求曾经在1942年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叛变投敌的伪军恢复国民党军队番号，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8月12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得向解放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缴械。
在此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向同盟国寻求到了支持，也得到了接收的合法权力。美国对华政策从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起，就已经定位于“扶蒋”上了。而斯大林在其领导的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也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
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换取苏联政府的军事物资援助以及日本投降后能够顺利接收东北，国民党丧失了中国的四大利权：一、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这一天，蒋授权王同苏联莫洛托夫部长交换了照会。
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这一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急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要求日军投降的六项原则。他命令日军停止军事行动，但“可暂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冈村宁次对此反映非常积极，不久即电告蒋介石，他已经从南京城撤到郊外，并留部分骨干维持城里的和平秩序，等待着蒋的部队去接收。
这一天，国民政府公开与南京伪政权合流，任命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绥靖司令，郝鹏举为第六路军总司令，任缘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其中，周佛海、罗君强、吴化文、任缘道等都是曾经投降过日军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有了这些人的帮助，国民政府接受了30万伪军的“反正”，开始扭转在接收方面的不利。
这一天下午，蒋介石的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8月16日，针对国民党发言人的污蔑，毛泽东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说蒋“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毛泽东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并戴在蒋介石的头上。
8月17日、18日，国民政府表示对日本人要“仁爱”。中央政府系统在北京、上海的报纸都已经复刊，在其第一期报纸上，刊载了大量主旨在“勿以暴力代替暴力”的社论。国民党任命的上海市长蒋伯诚、副市长吴绍澍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8月21日，在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受了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将的投降。芷江受降，拉开了蒋介石政府受降的帏幕。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2）
8月22日，国民政府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将军与美国柏德纳将军、王武上校前往南京今井武夫住所，开始设立南京前进指挥所。并就军需物质装备接收、美军战俘现状、待遇以及确定日本投降正式签字仪式等问题。冈村宁次决定将所有军需装备送给国民党，为其“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以利其复兴”。
8月23日，何应钦给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说中国境内的非法武装组织，如果不经国民政府同意就擅自向日军追缴武器，应负责作有效的防卫，并要求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者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日军遵循这一命令，在郑州、开封、天津等地对共产党军队展开了进攻行为。这一天，山西军阀阎锡山指示其部下五个师在日伪军接应下，侵占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占领襄垣、潞城等县城。在“邀请、接收、进攻”三位一体战略下，国民政府在八一五中取得了表面的辉煌胜利。
在邀请中共领袖方面，8月26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派张治中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和周恩来。翌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重庆谈判开始。
在接收失地方面，8月30日，美国魏德迈对记者说：“美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将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运输中国军队至收复区”。从9月2日开始，美军开始大量运送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到南京、上海。其中每天100架飞机去上海，100架飞机去南京，每天运送3000人。为确保国民党对华北、东北的接收，美国为国民党空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一些战略要地包括北平。美国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船舶，甚至派遣5万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占领北平、天津以北的煤矿以及该地区的重要铁道。有了这些便利，加上盟军总部指定蒋介石的部队为接受中国本部日军投降的惟一代表，国民政府接收了120万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及军需储备，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
在对付共产党方面，8月30日，何应钦又给冈村宁次第16号备忘录，称：张家口于8月下旬为八路军占领，命冈村宁次转令张家口附近日军，迅速恢复原来状态，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直至傅作义前来接收。日军大举急攻正在反攻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况十分激烈。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从“8月下旬到9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多次见诸报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是一座有15～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9月2日，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签字投降。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9月3日，国民政府定9月2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
9月9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投降，这代表着近百年来尤其是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中国民族的千秋耻辱，终于得到昭雪。在整个受降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日本人保持了一种宽大包容的态度。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民是好和平的，是不黩武好战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爱敌人之心”。
至此，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宣告完全结束。
被忽视的人民欢乐
对国统区的人民来说，八一五的胜利虽是迟早和必然的，却远远超过了他们想像力和承受能力。当时的《成都晚报》说：“日本投降消息传来，蓉市市场起了剧烈变动，胜利降临太迅速了。”《国民公报》说：“出人意料之外，日本求降的消息突然传来了，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震撼”、“精神原子弹”等等词汇频繁见诸报纸，就说明当时的人民对胜利到来的意外。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不考虑国计民生，只是想去增加自己的独裁权力和某一阶层的利益，面对整个八一五期间沉浸在欢乐中的人民，却没有真正的“与民同乐”，人民的欢乐被忽视了。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3）
1945年8月10日下午6时，当重庆市无线电波中传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声音时，坐落在重庆市中央社的那短而狭窄的灰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号外。这几个字，仿佛使人群中了一枚精神原子弹，顿时，重庆成了欢声的大海。
中央社的记者们驾着三轮车敲响锣鼓，绕城一周。声音震撼了每一位市民，人们知道了这期待已久的消息，直接的反应就是狂欢地踊跃拍手，从每一个人的表情上，可以想见他们的脑海里立刻忘却了一切，全身细胞在跳动。盟军乘吉普车跟着行驶全城，但满街的人流，使乱鸣喇叭也失效了。地面窗口，层层大楼的窗口，都燃放着鞭炮，黑暗中鞭炮的火花和天空探照灯光互相辉映。手拿着中国国旗的盟军，不断被市民举过头顶，并肩作战热情的交流表现无遗。无数的小朋友，成群结队，在鞭炮的火焰和人群中钻动，大声呼喊：“日本鬼子也有这一天啊！”他们在抗战中，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战争使他们受尽苦难，但战争也教育了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
在成都，人们的庆祝接近于疯狂。日本投降消息传开后，全城都欢喜得疯狂了。无论是锣鼓，喇叭，口笛，口哨，脸盆，手掌，嘴，黄包车上的铃子，都为胜利发出了声音。某鞋店伙计，看见别人敲锣打鼓，忙抓起一双大皮鞋，两只鞋底拍在一起，啪啪作响，以助狂欢。街中无电，路人皆以手电筒相照，犹如探照灯。虽然停电，但各家商店均将气灯挂于门前，照耀得如同白昼。蜡烛店、灯笼店、电料店、爆竹店，都利市百倍。一队学生购火炬不着，竟用扫把权当火炬，漫游蓉城。
在昆明，狂乐震撼人心。当报童在街上狂喊“好消息！”把二十元一张的号外，卖一千元一张，买的人却不在意这些小事情了。电影院正开映着，突然，在银幕上映出了“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几个字，顿时，群众一片欢呼，大家拿着帽子、手帕在空中乱舞，反身向街上跑去。云南戏剧改进社也在演唱，突然有一人跳上舞台，抱住正在甩腔的大花脸狂呼：日本投降了！台下观众闻言，轰然狂喜，喊叫着跑到街上去。胜利的声音把所有的人都聚拢来了，街上挤的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爆竹在头顶上爆炸，商店都把国旗挂出来，旗杆顶上装一个灯泡。大学生们表现得最为狂热，男的女的挤在一块，排成一条队伍，高喊着，又跳跃着。
在古都西安，人们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中央社西安分社两根触角样的天线，闪进来一条意料中但也突然的电报：“日本呈递降书请和”。由这里，手写的和后来各报铅印的号外很快传出了，不出十分钟，带有“传染性”的狂欢就传遍全市。人的行列涌进街头，叫着，笑着，跑着，跳着，初秋晚凉的古城在沸腾！密如急雨的爆竹声从中央社附近几条街发起，接着弥漫全市。慢慢的“钟楼”附近变成狂欢的“核心”。人们到处燃着烟火，比元宵节更为热闹，军队里的战士们一时买不到号外，干脆扳着扳机朝天打空枪。灯笼点起来了，古城发亮了！尽管此时政府尚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中国政府尚保持沉默的态度，但人民群众的欢庆却没有停止下来。
8月11日开始，各大报纸先后报道了人民的欢乐，并深刻地点出了中国人民为什么如此热烈地庆祝抗战胜利日的原因。这一天的重庆《新华日报》说：
“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了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
8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评论说，“兵犹火也，不弥将自焚”，可惜穷兵黩武的不懂得这句名言，鞭挞众生，自掘坟墓，而德国和日本，就终于黩武，招到了自杀的结果。
残暴、杀虐是不能令人民屈服的，正义必然要胜利，人民必然要胜利。
这一天，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我在今天下午，曾接到日本答复美国务卿11日致日照会的复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