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蒋以此定下了“要爱敌人”的说法，将日军加诸于中国军民的巨大苦难与罄竹难书的残暴、罪行一笔勾销。李敖说，因其心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反共一直重于抗日。这大概是不错的。
对此，美国人白修德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记载：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而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疵瑕，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钩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上。广播室烫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着面前桌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3）…（图）
升太极旗 8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冈村宁次，为日军21日到湖南芷江投降安排了详细的路线图、代表人数、联络信号、飞机标志以及其他一切注意事项，对其关心可谓备至。
8月19日，蒋介石旨意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北渡黄河，向太岳地区的八路军发起进攻，占领了平陆县城。
8月20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二封电报，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然后极力促请，说“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他进一步地向毛泽东施加压力：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是不体念国家之艰危，不悯怀人民的疾苦，这样他反共并对共产党进行进攻就有了“合法”的借口。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蒋对此并不满意，怕毛泽东推托。8月23日，又一次致电毛泽东，说周恩来来渝固然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惠然偕临”。蒋为做进一步敦请，将电文公布于报端，众目睽睽，有毛不来誓不罢休之势。毛泽东于8月24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8月30日，国共已经开始重庆谈判，蒋介石却授意国民党军事机关印发在江西时制定的原《剿匪手册》，对军队中进行“赤匪不灭，军人之羞”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进行反共和发动内战总动员。同时，他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深度阅读书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李敖、汪荣祖著：《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
李伯雍、廖开顺编著：《从宛平卢沟桥到芷江七里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王德贵等主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天亮前的敌占区天亮前的敌占区
1945年8月10日，重庆中央电台播送出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沦陷区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人家偷偷收听到了。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大中小城市，人们都低声通告，没有人敢大声高呼，也没有人敢有所表示。因为日伪军还在巡逻，在重要交通要道还架设着机枪，还设立着荷枪实弹的岗哨、日伪电台和报纸还播送和登载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所谓“捷报”。人们一时仍忘不了日本宪兵队的残忍与强暴，只能把喜悦埋在心底，耐心地等待着胜利消息的正式公布。
沦陷区：黎明前的欢乐上海市外国侨民多，消息也比别的城市来得快、来得多。10日晚，苏联侨民首先传出“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1日晨，上海全市停业，爆竹声整天不绝于耳。一些热闹市区出现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狂呼着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在狂喜中市民看见敌军，就拥上去摘掉他们的帽子，以泄多年来含辱忍垢的积愤，因而引发小规模的冲突，游行的群众更加愤怒了。
几个小时以后，敌伪连忙在上海各主要街区贴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到12日，敌伪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等人还发表了“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以维持治安。这更使上海人民愤怒不已。但是，国民党上海地下特别党部和三青团上海支部都在重庆指示下，同时发出“告上海同胞”的传单，和敌伪异口同声，叫市民“镇静”、“等待”，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则叫他们“继续执行原有任务”。“原有任务”是什么？不就是镇压人民吗？人民无限痛愤，又急切地盼望日军投降的准确消息。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上海市人民为胜利狂欢（1）…（图）
庆祝胜利 12日，各地的日本军事机关仍然站岗放哨，街头都很平静。人们互相警戒着说：“小心点啊，不要在光明来临前夕，叫疯狗咬上一口。”所以没事的人都静静地呆在家里。不过，街上报纸卖得快，报板前围观看报的人很多，尽管报上仍然是日本各战场及太平洋海面上的赫赫战果。读报的人对这根本不看，专门在报缝里找有什么新的消息。报上没有，口头上的非正式消息却非常多，传得特别快。
13日，日本驻各地的司令长官都不约而同地发布布告，布告的内容也大同小异，主要内容都在说：日本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谣传，这完全是对皇军的侮辱，若有人再胆敢散布这种谣言，则日本军事当局绝对以军法从事，云云。这才叫“越抹越黑”，人们都从反面去理解，“看来小鬼子完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在上海，市民和各国侨民不理会布告，好像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溢着生机。人们不担心飞机扔炸弹，因为这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心脏啊。人们传播非正式消息不像别的地方人那样小心翼翼，他们敢于高谈阔论，敢于兴致勃勃。尤其在旧法租界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酒吧间里，各国的侨民，特别是犹太人，嚷着、唱着、叫着，喝着烈性酒，甚至拥抱、接吻，因为他们太兴奋了。
14日，日军看起来好像不那么趾高气扬了。消息更多、更真。可是市面上仍然在敌伪的控制之下，各地民心惶恐。人民群众虽然备妥了大批爆竹，但还没有人敢于燃放。
15日中午，日本天皇用日语向日本军民广播诏书，日本国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当天下午二时，各地立即将全文译成中文，在伪广播电台播送出去。几天来的“谣言”成真了！爆竹声震天动地地响起来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飘扬起来了！在旗帜中还有英、美、苏三国的国旗！人们自动地涌上街头，唱啊、跳啊，尽情地狂欢，高呼着“抗战胜利万岁”的口号，沦陷区的大地在死寂中复活了！
与中国人民相反，不少日本人则躲了起来，不敢出头，在家里偷偷打点行装。可是，日本军人还很强暴。16日早晨，在北平，一个人力车夫拒绝一个日本军人乘车，竟被用刺刀活活刺死。这强盗怀里抱着枪、手上还拿着刀，这位手无寸铁的爱国人力车夫竟惨遭毒手！人民盼望着自己的军队赶快来解除这些强盗的武装！
各地的伪机关和银行也照常上班，照常办公，但多是干坐，更多的人想着今后的出路。日本的各机关则很忙碌，忙着把物资分给职员，有的甚至把汽车和三轮车赠给了汽车夫或三轮车夫了。各日本机关公用物品片刻间都搬空了，人们管这叫做“胜利财”。从15日起，日本居民也大起骚动，纷纷把衣物、无线电、留声机、家具拿到市场上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日本男女都改穿中装，女人穿旗袍，男人着中式的长袍短褂。各日本人的住宅、商店、机关，也自动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人不停地往机场运送东西，或烧毁文件、档案、物资。一些高级别的日本人及其家属或抢乘飞机，或抢乘轮船回国。真是兵败如山倒，日本人也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
进入8月以来，沦陷区的物价步步高升。特别是苏联对日一宣战，物价更是一日三涨。投机的奸商们，想尽各种方法弄到钱买货、买金银。当时借款的利息高达三十分，金银价则涨到四十几分。他们借到大批现款，购进大批棉花、西药、粮食、布匹、五金……谁知从11日起，一声霹雳震响：“胜利了！”物价立刻一落千丈，没人要了。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正式宣布，物价跌得更是利害。好多奸商血本无归，从前的富翁立刻变成穷人，有的人因为还不起钱而自杀。从前他们逼死人，现在别人逼死他。这也可算是欢庆胜利大潮中的小小漩涡。汪伪政权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宣告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计划的破产，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迫使其改变侵华的战略方针。抗战初期，日本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对国民政府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感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对它构成最大的威胁。因此，由轻视共产党改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1月3日，日本近卫文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希望中国政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抛弃抗日政策，更换人事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叛逃的还有其妻陈璧君和周佛海等人。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其有卓识之人士”合作，根据“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公开招降汪精卫。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的诱降声明，认为近卫声明是“和平之原则”。汪精卫发表“艳电”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蒋介石也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等，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藏相石渡和外相有田等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1939年6月10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上海市人民为胜利狂欢（2）…（图）
四方签字 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在青岛与北方、南方的傀儡头子举行了几次合流的分赃会议，就临时、维新两汉奸政府与汪伪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会议的人员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40年3月30日，终于在南京凑成了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44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月10日，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2月20日，陈公博正式就任。他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决心继承汪的衣钵。他在就职演说中声称：今后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作为他自己“奉行之政策”；凡汪精卫“生前之设施”皆为他现在之设施。“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都将“决不动摇”。当然，他也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他对心腹说：“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汪精卫死后，汪伪政权中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千方百计地争夺到伪上海市长一职。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后，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现在，他对陈公博说，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结果他这一愿望实现了。在汪精卫死后，虽然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的手中。周佛海的真正权力，就是依仗日本帝国主义，横征暴敛，并积极扩建特务武装，进行“清乡”，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沦陷区的大小汉奸们都十分惊恐，忧心忡忡，为即将覆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事，为逃避惩罚寻找门路。陈公博、周佛海一伙，一方面积极协助日本使其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政府”“合并”起来，如能这样，自己的前途可望无虑；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周佛海立即做出反映。8月10日，周佛海以上海市市长兼保安司令的身份发布布告，严禁人民传播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当日，他亲电重庆，请求给予官衔，用意是保护身家安全。他的请求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答复。8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8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电令汪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负责京苏（南京、苏州）一带治安。所有该司令官原统之军警保安军，以及江苏全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该司令官节制指挥，防奸安民。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陈公博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自主持召开了汪伪政权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国民政府”解散，历时五年零五个月的汪伪政权彻底灭亡了。
华北伪政权的炮制和解体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侵占华北地区后，即着手策划组建伪政权的活动。1937年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汉奸江朝宗为头子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间，又在天津成立了以高凌蔚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王克敏上台之后，即宣布恢复以北洋军阀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同时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
1938年3月由日本海军部扶植的以梁鸿志为首的另一个汉奸政权“维新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形势上需要组成一个沦陷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但由于日本侵华海陆两军的矛盾，他们各自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难以合流，最后只好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双方各派出三名委员，委员会以王克敏为主席。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同日，维新和临时南北两个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宣布解散。但根据汪日协定，华北为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强度结合地带”，需在北平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需要。
1940年4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