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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了解了一些细节，我如实相告，他笑得更开心了。
“好小子！”他说，“他做得太好了。”
我意识到这整个一幕，每个细节都是他的杰作，他的安排——是他告诉那个救生员该怎么做的。我也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这一招实在神奇，”他说，“屡试不爽！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自发性，用点小小伎俩使他付诸行动。你知道，”他身体前倾，“这和我那只小狗的经历一样。”
“一只小狗？”我重复着，不思其解地眨着眼。
“是的，一只小狗。”他解释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的那只约克郡小猎犬，可爱的家伙，摔断了一条腿。我帮它包扎好，伤口愈合得很好，可它还是只用三只腿走路——一直不敢用那条摔坏的腿，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用那条伤腿。这样持续了两个月，它还不能正常地走路。于是，我把它带到博那海边，带着这个愚蠢的小家伙一起往水里走，走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后把它丢在那里，让它自己游回来。结果，它动作协调有力地游了回来，之后，便可以用它的四条腿在沙滩上奔跑了。你的情况和这只小狗的治疗方法一样，需要突发性和自发性，不管用什么方法，但要激发出自然本能。”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八）
①董·思高（Duns Scotus； 1255…1308），中世纪苏格兰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译注。这个故事及WR先生本人都让我感到很愉快，我愿意与一只狗进行比较，也不愿意被认为是“罕见”。同时，这更让我了解到一些关于动物灵魂和行为的本性，体会出本能、乐感和激励的本质。
自发性！正是它！但是一个人如何规划他的自发性？在术语上讲，这几乎是一个矛盾。显而易见，自发性和趣味性是WR理论和治疗的核心，即：发现一些自然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使意愿表达本身充满乐趣，这在董·思高①的词汇中就是“练习的自身乐趣”。“你喜欢做什么？”他曾经说，“什么给你带来快乐？”WR的治疗基本上是“思高式的”； 他已经直觉地意识到所有的功能都存在于行动之中，所以，行动是所有治疗的关键。不管这种行动是有趣的、认真的、冲动的、自发的、音乐的还是戏剧的，只要有行动就行。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科尔本的游泳池。四十年前，我父亲曾经把我扔进这个泳池学习游泳。我进行了一次快乐的“思高式的游泳练习”，充满了太多的乐趣，以至于我想永远不停地游下去——因为这个活动令我感到快乐而不是负担，这里没有任何压力和疲惫，只有欣喜和放松。最后，离开游泳池时，自己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感到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我看见街角有一辆自己想乘坐的公共汽车，于是，不假思索，只是条件反射地在后面追赶，追上了它，一跃而上，跑上台阶。这一举动又带来了另外两个“思高模式”的收获——我原本不知道自己可以跑步或者跳跃，如果我刻意地去尝试的话，说不定会大失所望。的确，就在那天早晨，我还对自己说：“你可以走路，但是你可能永远不能跑，不会跳了。”
星期五的晚上，我不自量力地溜进了科里克乌德的一家舞厅。我愉快地看着那些正在跳舞的人们——这种感觉与我五个星期之前在海格特带着醋意看着那些年轻人踢橄榄球，然后愤恨地离开，两者的情形完全不同。我感觉自己心里痒痒的，有着跳舞的渴望和冲动，但想到自己，一个中年男人，腿上刚拆掉石膏夹板——我便却步了，但一伙年轻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带到他们欢乐的节奏中。我无需思考，不必决定，不知不觉中，我已沉浸在快乐的节奏和自然的意愿中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晚，直到我弟弟进来叫醒了我：“有你一封信，是你的同行、莫斯科的鲁里亚教授写来的。”
我从他手中接过信，内心激动得颤抖。七个星期前，我给鲁里亚教授写了封信，我觉得他会是惟一能理解我的人。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自己很是担心，因为以前我给他写信，他都很快回信的。（后来知道，延迟复信是因为他一直在他的夏季别墅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一定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观点。他不会含糊掩饰，也不会夸大其辞。他会说我有歇斯底里症，或者会说我有点疯狂吗？我有点担心地打开信。
天啊！感谢上帝！他相信了我！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并说我的发现“非常重要”。他认为我的观察令人震惊，但与一个人整体机能的统一性完全相吻合。他觉得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能把它说出来，这十分重要。
多么珍贵的回信啊！实在是一封世界上最美丽、最具理解力、最慷慨的来信！一封致意的信、完全肯定的信！他的这封信满足了我最深、最切的愿望，而这些愿望原本根植于现实、科学、哲理以及对真理的热爱之中，因此，愿望和现实融为一体了。
沉醉在幸福里，我漫步来到了希斯城。小时候，汉浦斯蒂德希斯城一直是我的游乐场和梦想乐园，我最喜欢在此处做游戏、玩耍。青春时期，我再次迷恋上了它，整天和朋友们一起在此漫步、畅谈人生。也许，更重要的是当我孩提时代的幻想变成了青年时期的科学梦想和理论时，汉浦斯蒂德希斯城便成了我遐想沉思的场所。
我来到了这个城市的最高点国会山上，俯瞰四周的远景，回味过去九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这场奇遇现在已近尾声。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深度和高度，我沉浸其中，挖掘出远远超出这场经历本身的价值。此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不再有前几个星期的疯狂和极端。我的奇遇到此结束了，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然而，我知道这样重大的事情既然发生了，一定会留下印记，并从此完全地改变了我。我的整个人生、整个宇宙都压缩在这几个星期了，这样的经历是大多数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既然发生在我的身上，它便会改变我、指引我。
“对你的遭遇，我深表遗憾，”鲁里亚先生写道，“但事情既然发生了，你就应该理解它、利用它。或许，你命中注定遭此一劫，因此，你有责任去理解、去挖掘……的确，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七章 启示（一）
事情的真相是在所有的一切圆满结束后才能显露出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人会在丰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前人未曾有过的更权威的认识高度，找到认识大自然的更高、更简洁的方法。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在那几周愉快的康复期里，我的思想停止了，研究搁浅了。我每天都在恢复。人也变得积极活跃，我让自己尽情享受着世间的欢乐——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而，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许多问题只是被自己搁置到了一边，当我读到鲁里亚教授的来信时，这些问题又齐齐向我涌来。信中，鲁里亚教授对我说：“萨克斯，你真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没有从病人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的来信把我过去五十年里零星听到的只言片语连成了一个整体。”他感到不解，为什么这样的经历很少被表达出来，它的基础又何在。“人的身体是各种各样动作的载体，如果身体的一部分从动作中被分裂出去，它便变得‘疏离’，感觉不再像身体的一部分。”他说，这种现象在大脑出现机能障碍时，特别右半边大脑传递感觉的（项骨的）叶片受到损伤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引用了鲍茨综合征的特征，由于中风或肿瘤，身体的左半边或其中的一部分像是被忽略了，感到“疏远”、“不真实”。这的确是我最初的感觉，当时，我以为自己一定是在麻醉的过程中遭受了中风。这种综合征很少被界定为外周紊乱或损伤造成的结果。
因此，鲁里亚教授提出从外部特征上看，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疏远隔绝、不真实感、冷漠麻木、漫不经心等，因为“人的机体是一个统一的系统”，不管起初的紊乱是中心的还是外周的，表现出来的都是整个系统的故障。但是，外科医生以及神经科医生对病人的这种负面反应可能会表现出不“愿意接受”，导致这类患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患者不愿意说，医生不愿意听。因此，这就需要一位特殊的患者——或许本人是医生、神经学家的患者——来揭示出这种紊乱的本质特性。
鲁里亚教授的这封来信，就像他后来写给我的许多封信一样，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坚定了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在医院时，我是个病人，对这类问题疑惑不解、惊慌失措，尝试着做些调查归纳。现在，我恢复了医生和研究者的身份。我是多家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数百名患有各种各样神经紊乱和疾病的病人在接受我的治疗。我可以对这些病人进行最细致的观察研究——根据与患者的对话和身体检查进行临床调研，根据一系列电子生理学技术进行生理研究，包括对受损的（或者说不活跃的）神经和肌肉的电能潜在性、脊髓和大脑所谓的“唤醒潜能”，特别是感觉大脑皮层、大脑“终端站”，即神经活动形成物体的“身体影像”的区域等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病痛，我想自己可能不会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我之前的研究方向与此相差甚远。之前，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偏头痛、帕金森神经机能障碍、脑炎后遗症以及图雷特氏症候群（多发性抽动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这次如此严重的身体影像紊乱，我可能对此不会产生兴趣。但是，自己亲身经历了，并完全得不到理解，这让我非常渴望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希望通过临床实践和生理研究找出其真相，如果可能，争取获得根本的理解。这难道不正如鲁里亚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吗？
如果说我的亲身经历诱发了我的研究，它同样也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先决条件。因为，不像我自己的医生以及大多数“兽医”似的医生（鲁里亚这样称呼他们），我能向我的病人们敞开心扉，深刻体会他们的感受，愿意进入令他们感到畏惧的领域，我会倾听他们在患病期间结结巴巴、含糊不清的表达，因为对此，我本人曾有过太深的感受。
当时，我不清楚是否有前辈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我在《伦敦书评》（1982年第11期第4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描述了这个奇怪的状况：
在遭遇那次意外的三年后，我才知道曾有过和自己的情况类似的记述。我接连很快发现三处类似的记载：米歇尔①医生根据美国南北战争的经历写成的著作；巴宾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整部著作以及里昂特夫和扎伯洛茨根据他们在二战期间对两百名士兵的观察经历写成的著作……虽然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作者，他们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但我周围的人没有谁听说过这些作品，更不用说阅读过了。甚至连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及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奇怪的健忘症。米歇尔“忘记”了他的“负面的幻象”，巴宾斯基“忘记”了他的“生理综合征”，②鲁里亚教授也“忘记”了里昂特夫的研究成果——虽然这项研究工作是受到他的鼓励，事实上是献给他的。
①米歇尔（Weir Mitchell，1829…1914），美国费城的名医——译注。
②巴宾斯基在此提到了“第三领域”。从传统神经解剖学的意义上讲，这既不是歇斯底里症，也不是“生物体”的病变，而是由于休克以及脊髓和外周机理的大面积麻醉引起的一种严重外伤后的生理紊乱。我自己的“生理紊乱”现象明显属于这“第三领域”——译注。米歇尔医生的著作特别有趣。作为一名年轻的神经科医生，他医治过许多在内战中遭到截肢命运的伤兵，发表了一本名为《乔治·戴洛的案例》的“临床小说”。这是一部充满想像力的案例小说，描写了一位四肢全部惨遭截肢的病人的经历。在他的小说里，医生身份的病人乔治·戴洛这样写道：
我时常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意识在削弱，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在削弱。这种感觉非常奇怪，让我困惑……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荒谬，所以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感受，只是努力去分析它……我把它称之为“个体自我情感缺乏症”。
戴洛继续把我们现在称为“身体影像”和“身体自我”的严重缺乏症的这些感觉归结为“四肢神经中枢的……永久性静默”。很有趣的是米歇尔首先把这种研究成果发表在这篇“临床小说”中，之后，他才勇敢地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医学研究成果“幻肢”学说。或许，他觉得公众是一群想像力丰富的读者，会认真考虑这个现象，而他的同行可能会对这一希奇古怪的想法加以排斥。
几年来，我研究了大约四百个病例，完成了临床对话和检查，如果可能，还为患者做了录像，并进行了电生理学的研究。其中，一位患者很具代表性。她是位老妇人，左腿萎缩瘫痪。第一眼看到她，我以为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后来，才知道她的臀骨曾遭受严重的断裂，不仅做了手术，而且很长时间被绑在夹板里不能动弹。虽然手术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那条腿依然没有任何功能和知觉。从解剖学上看，腿部神经没有损伤，神经传导速度也很正常，但肌肉完全没有张力，表现出一种神经支配功能的彻底缺失，即完全的“电动静默”。她自己感觉那条腿像是“丢失”了。传递感觉的脑皮层的唤起潜在性也是空白的，表明那条腿的神经信息缺失，即身体影像出现裂口。（虽然无法有意识地活动那条腿，但有时会出现一种自发的、不受意志控制的抖动，脚会随着音乐敲击。这意味着可以采用音乐疗法，而常规的物理疗法是不起作用的。通过使用一个支撑物，如学步车等，我们一步一步地让她跳舞，虽然那条腿已经三年没用了，最后，基本上完全康复了。）
我研究了近五十名因患糖尿病导致外周神经严重损伤，手脚感知力（运动感知）严重削弱的病人。所有这些病人都感觉他们的手脚“丢失”了或变成了粘在他们胳膊和大腿根上的“异物”。同样，唤起潜意识的研究表明在相对应的传递感觉的脑皮层区域存在严重的感知信息或表象缺失以及手脚影像明显的消失现象。
有二百位病人患有脊髓损伤、疾病或感知缺失症。我们鼓励病人自由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一般的神经科医生是不会这么做的。）病人对自己的状态都做出了奇形怪状的描述。有些患者断了脖子——正如亨利·海德在《神经病学研究》著作中描述的一个病人——感觉自己“只是头和肩膀”组成的。这种灾难性的身体影像缺失症可以很容易通过唤起潜在性的研究得到证实。
我调查过遭受一个或多个肢体截肢的病人，他们呈现出正面幻象、负面幻象或者正负两面幻象。同样道理，他们身体影像上存在的奇形怪状、令人害怕的混乱和缺陷也对应地反射出接收和发送信息的脑皮层同样存在紊乱现象。
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为我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答案：身体影像和身体自我的严重紊乱是外周损伤、疾病或障碍引起的结果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正如鲁里亚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果外周感知力或行为遭到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这种紊乱现象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无处不在的。
那么，进一步对另一方面的问题暗示了答案：如果这种混乱现象如此普遍，为什么在医学著作中没有经常描述？我允许我的病人不受任何神经学理论的约束，完全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口中得到强烈的情绪和状态描述，这些都是我从未或很少在神经学著作中发现的。身体影像存在混乱的病人，他的身体自我同样存在混乱。很显然，每一位这样的病人都要经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过程，身体受损的部分出现分解、减弱乃至湮灭的症状，伴随着出现怪异的不真实感和疏离感，以及同样离奇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如果患者侥幸恢复之后，同样会出现一种神奇的“重回现实感”和欢愉情绪。用中世纪的术语说，这种经历是一种“自我试验”，即：身份和自我人格的奇异改变，完全与有机神经学的基础格格不入。神经学是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怎么会认可这种事实或身份的彻底改变呢？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