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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神经学建立在功能概念的基础上，比如：传感功能、运动功能、智力功能等等。在英国，这个学派的杰出倡导者是亨利·海德爵士（1861…1940）。在海德爵士众多的研究兴趣中，对感知力本质的研究一直是他持久不变的关注领域，在此领域，他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先驱者。他早期的一些观察成果来自对其自身的实践。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切断一根传感神经，并对此产生的效果做了极其详尽的描述，通过对感知力的研究，得出了他的最著名的“图像”概念，或者说是大脑中的身体影像，通过这些影像，身体可以“知道”或“控制”自身的运动。经过近二十年的观察研究，他写成了巨著《神经病学研究》（1920年）。让我们看看海德先生对严重的感知紊乱所做的描述：
这类患者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下肢被放置的位置。即使大幅度地移动他的脚踝、膝盖和臀部，他依然感觉不到。如果他闭上眼睛，可以把他的腿向任何方向拉伸，把他的膝盖弯曲四十度角，而他自己却完全感觉不到这些移动，还以为他的肢体依然平放在床上呢。当他睁开眼睛，他惊恐的表情更充分证实了他感知混乱的严重性。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七章 启示（二）
多么准确生动的描述啊！让我清晰无误地回想起我叫苏露护士移动我伤腿时的情景。描述绝对正确——但足够吗？
我有个病人，出现完全相同的病变：几个传感神经受损以及几节脊椎骨断裂导致恶性移位病症。但她的症状更奇怪、更吓人、更让人震惊。“我的大腿消失了！”她说，“感觉就是这样。”海德先生所使用的术语是经典神经学的术语，可以刚好描述出功能完全丧失的病症，但无法表达像这样的“消失”征兆，因为，这种“消失”出现在功能丧失之后，但又不仅仅是功能的丧失，比功能丧失严重得多。
海德先生把自己局限在神经功能的研究上，所使用的术语也限制在这个范围，因而，他的著作中便规避了一些很重要、很特殊的病症。现在，让我们把他的神经学语言先放在一边，简单来看看他书中的病人是怎么说的。这种时候（虽然很少），一种非常惊奇的状况便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读到（《神经病学研究》1920版 412页）那位病人抱怨他的“右腿感觉完全像软木似的”，还有那位在飞机上遭到撞击的W中尉（529页）意识到自己的脊椎受伤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只有脑袋和肩膀了”。我们不能说海德爵士对他的病人没有表现出个人兴趣。我父亲六十五年前曾是他的见习医生。父亲告诉我海德爵士“充满好奇和同情心”，被病人向他描述的奇怪的病症强烈吸引着。但是，作为一位神经学家，他忽略了这些病例，只是非常偶然、不经意地做了些描述，没有给予足够的强调和重视。这是经典神经学普遍的做法——全力以赴建立起严密的功能研究科学，排斥功能研究以外的任何观察成果。当经典神经学偶尔忘记了自身的这个宗旨，它描述的观察结果会真实、透明地反映患者的病症，一旦回到它以经验为依据的严格信条，这样的描述便模糊不清了。
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就在前科学时代的黎明之际，在各种学派死抱着自己的信条之时，神经学却敞开大门，容纳各派思潮。于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内战期间，米歇尔医生提出了“幻肢”的概念，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乔治·戴洛”生动地描述了感知消失症状。米歇尔在几百名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病症。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类似的描述却非常罕见。现实存在的病症在神经学中没有了一席之地。
经典神经学的地位勿庸质疑，对“低层”功能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新的科学。这种需求在二战期间尤为突出。神经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科学萌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苏联，其开创者是鲁里亚父子（R。A。鲁里亚和 A。R。鲁里亚）、里昂特夫和伯恩斯坦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神经受伤病人的医治方面，传统神经学感到力不从心。通过物理疗法，希望时间和自然能让患者康复。二战中，对“神经疗法”的需求使得“神经心理学”诞生了，提出了超越经典神经学功能的概念。脑部受伤和神经受损的病人在某些行动上表现出特别的困难。神经心理学旨在成为一种行动的科学，它的中心宗旨不是“功能”，而是“功能系统”和“行为表现”。
经典神经学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它的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心和功能的基础上。相反，神经心理学从本质上讲是动态的：它由无数个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又不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机体是一个统一的系统。”鲁里亚教授写道，这正是神经心理学的信条。这一信条的提出带来了一个恢弘的、自律的、动态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伟大理论家伯恩斯坦（Bernstein）是控制论的真正创始人，比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早十五年。
这个学说就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有“编制活动”、“记忆痕迹”、“内在影像”、“图表”等运作方法和程序，这些是可分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作的。在某些领域，经典神经学感到“功能减弱”，表现得相当无助，而神经心理学却对患者伤痛有建设性的判断系统、互相作用的系统，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系统，一个系统中的系统，达到神经系统的“自由”和“可塑”。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讲，其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但不可思议的是西方医学界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前面，我简单提到过里昂特夫和扎伯洛茨写的那本革命性的著作《手的康复》。这本著作是1948年用英语出版的，可我从没有遇到任何一位同事曾读过这本著作。书中描述了一种综合征，与我的症状相似，两百名士兵的手部受伤并进行了外科手术。虽然从解剖学及神经学，至少从经典神经学上讲，他们的手看上去是完整无损了，但每位患者的手都出现严重的病理和功能丧失症。医治后的手“没用”了，感觉“疏离”了，就像粘在手腕上的一件异物或“手的赝品”。里昂特夫和扎伯洛茨把这个症状称之为“内部截肢”，表明通常控制手的“感知系统断离”，这种症状是因损伤和手术造成手不能活动而引起的。因此，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已分裂出去的”感知系统。怎样才能做到呢？通过使用手！但不能直接或故意去用手。（如果能这样，手就不会出现分离症状了。）直接指令手去活动往往无济于事，没有效果的，需要某种“伎俩”，比如：让手投入到一种复杂的活动中，不经意地让手参与进去，可以说是“诱骗”受伤的手参与到某种复杂的活动中去。手一旦参与活动——通常是突然的——其“不真实感”和“疏离感”便消失了，手瞬间变得具有活力，不再是件“附属品”，而是人身体的一部分。
这与我的经历、我从病人身上观察的结果以及我试图得到的结论都非常接近。神经心理学的本质真相通过这种准确无误的案例表现出来。但人们一定会怀疑这种概念是否足够，这种程序是否会失去效用，因为他们超越了概念。
当海德爵士偶尔忘记自己的信条，他会不加评论地描述一些患者的症状——他们的腿感觉像软木制的，感觉自己只有头和肩膀。（里昂特夫和扎伯洛茨作品中最生动的部分也是对患者实际症状的描写——他们的手感觉“疏离了”、“死了”、“不真实了”、“像粘在手腕上的异物”）其他的分析和公式化的阐述远没有这些描述让人信服。书中的描述有种特殊的两面性和不一致性。因为公式化的描述是机械性的、解析性的、控制性的，用的完全是“系统”术语，而对患者症状及动作的描述则是一种“自我”、“本位”的表达。如果手“疏离”了，那是对你的疏离；如果做了什么，那是你做的。但这个“你”或“我”都被隐含起来，被慎重明确地否定了，不允许被表达出来。因此，书中有着特殊的双重思维模式，神经心理学普遍都存在着双重思维特征。
“生物体是一个统一的系统”。但对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来说，什么是系统？神经心理学会提到“内在影像”、“图表”、“程序”等等，但患者会说“症状”、“感觉”、“意愿”、“行动”。神经心理学是动态的，但仍是图解的；而有生命的患者是个体的、自我的、自由的。这并不是否定系统的存在，而是说系统存在于自我之中，并被自我超越。
神经心理学和经典神经学一样，旨在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它的生命力和先进性正来源于此。但一个有生命的生灵，特别是一个人，从根本上说是活跃的，是个主体，不是客体。神经心理学把这个主体，一个活生生的“我”排除在外。虽然神经心理学是一门令人钦佩的科学，但它失去了“灵魂”——它排斥经历病痛的、主观的、活生生的“我”。毫无疑问，鲁里亚教授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在他的著作，特别是他晚期的著作中显而易见。有一次，他写信对我说，他感到有些勉强要去写两类作品。一类属于“系统性”的作品（如：《大脑皮层的更高功能》），另一类作品是专门描写患病的主体“我”，他自己称为神经传记或小说（如：《活在破碎世界里的人》、《记忆大师的心灵》）。他的早期作品完全强调客观性，但晚年时，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他的作品越来越注重主体这个中心。他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医生必须完全深入了解患者的真实经历，超越单纯的“兽医”作风。
我们已经看到类似我的经历是很普遍的，甚至是无处不在的，结果导致一定程度的感知或如里昂特夫所称的“传感部分”的混乱。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神经学的客观性及以经验论的特征使之排除了对主体“我”的任何考虑。如果要避免这种矛盾、这种僵局，必须出现根本性的转折，而迈向下一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经典神经学创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表现出其持久的重要性，神经心理学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表现出其持久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也是未来所需要的是自我神经学、本体神经学。
无数迹象表明这个时机已经到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大脑神经学出现了危机。鲁里亚教授所著的《大脑皮层的更高功能》最初于1960年出版，书中全面论述了大脑左半边的功能系统，几乎没有涉及到右半边。更高脑皮层功能的方法不适用于大脑的右半边。对左半边的研究报告数以千计，但大脑紊乱及失调病症平等地出现在大脑的两半边。右半边的综合征，如鲍茨综合征，非常奇怪，呈现出本体改变的特征。这种改变是无法分析的，因为功能或系统的紊乱必须看做是自我的紊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有学说的局限性和对新科学所产生的强烈需求。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七章 启示（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这种危机让人奇怪地回忆起二百年前曾发生的另一个危机。经典神经学的基础模型——经验哲学在休谟时代达到了最高峰。休谟①将它推向了极限，结果使经验哲学和他本人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我大胆断言……我们只不过是一大堆不同的感知神经，以难以相信的速度交替着，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
结果，休谟得出结论——“人的本体”是虚幻。但他的结论与他内心最深刻的感受是不一致的。他称之为“怪物”，让他陷入“哲学绝境”。
①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经验主义代表——译注。这种绝境，这种僵局在1781年康德出版了他的《纯粹理性批评》一书时得到了解决。而我本人的绝境和僵局也是在我阅读《纯粹理性批评》时才得以消除。我经历了无法否定的“自我”，但神经心理学不允许自我的存在。这让我转向康德学说寻求答案，在这里，我找到了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给的答案，即“先验论”这一概念。这一学说尊重并承认人的真实经历，承认人对空间和时间的先验性洞察力，尊重和支持自我和本体的真实经历。我相信这些思想的阐述是我提出“临床本体论”或“存在神经学”的基础。
对我而言，《纯粹理性批评》最重要的段落是：
时间只不过是感知的内在形式，是自我及内在状态的直觉。它不受外观影响，与形状或地位无关，但与我们的内在状态有关联……空间作为所有外部直觉的纯粹形式，只是外观的先验性条件。时间是内貌（我们的心灵）的直接条件，因而也是外观的中介条件。
在康德的学说中，常规的经历是外观和内在状态的结合，是内外直觉的结合，是空间和时间的结合。但从我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来看，让我特别担心的是一个特别有缺憾的经历会否缺乏内在状态或外观，或两方面都缺乏。对我来说，似乎正是经历中的这种重要的缺憾构成了我经历的实质。这些经历，或者说这些经历中的严重故障是难以理解的，直到康德的阐述使我豁然开朗。
在康德的术语中，盲点是神经本体的最终消亡。从物理学及生理学上讲，是指神经脉冲、内在影像存在缺失，但从玄学上讲，这是理性及其构成空间和时间的缺失。“飘影”——类似我受伤的腿的影像的幻觉，或者类似偏头痛带来的影片似的“暂时的”不连贯感受——似乎是一种中间状态，似真非真，看上去由互不相连的、没有时间本质和概念的外观组成。与之对应的是音乐，虽与外观无关，却是本质、内在存在及灵魂的本源。
正是在音乐中，行动的神秘本质被揭示了。随着音乐，内在状态密不可分、互相渗透、天衣无缝地流动着，好似“帕格森式的”内在时间。人们可能会似是而非地说行动不能被减弱至“程序”，或把实施减弱至任何系列的“手术”。行动或实施根本上是一个流动，一个可以表达的流动，一个艺术的流动，必须要有旋律。如果没有这种有生命的流动，没有这种运动的旋律和方式，没有产生这些流动并将它表达出来的人，就根本没有行动、没有行走。这也验证了“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的说法。
动作、行动，哪怕是最“动物性”的动作，一旦失去，其重要的生命本质便会呈现，便会出现盲点、消亡、缺失、死亡。但这两点——存在和虚空——至少在平实的“医学”对话中，似乎特别难以把握，这听起来有点滑稽。因此，当我说出我的病症，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关我的事！”我反问：“那么，这究竟关谁的事？”我和那位外科医生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僵局。的确，这种行为、存在、虚空究竟是谁的事呢？一个人必须进入自己内心深处，感受一个人行动的完全崩溃，经历的完全崩溃，他们“分类”的完全崩溃，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简单地说，这是康德的事。
盲点包含根本的消亡和覆灭。恢复包含空间和时间的根本重生。两者的本质只能通过康德的阐述才能得到解释。经典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是前康德学说，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们无法抓住其本质。当我们去探明患者经历的全方位的病症时，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科学，我们需要“康德式的”科学。
这就是我研究取得的成果，我以此作为自己上一部作品《睡人》（1983年最新版本）的结尾。虽然这个领域中，许多现象日新月异、变化不断，但我只到达了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上去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东西其实正是世界上最简单明了、显而易见的事。人们只是在原地，在原有的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再发现。康德写道：“……‘先验性’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每个经历都有自身的证据，都是以自身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说，康德的学说对我而言，便带有怀旧、回忆的特色，回到自己最初的感知和认识上。于是，思维最终归于宁静，找到了归宿。
因而，我感觉自己已穿越了一次漫长的跋涉，来到了终点。在恢复期的最后那个夜晚，我站在国会山顶，回味过去，展望未来，内心涌出一种特别的情绪和领悟。我的思绪延伸到未知的将来，同时，似乎又追溯到我最初的思绪和情感。的确，我的这次旅程既通向未来也连着过去——这正是思想的本质，回到它自身的出发点——思维永恒的家园。
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
将回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