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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的名字。
“桑薇护士。”她生硬地回答。
“桑薇？”我大声说道，“这让我想到了培尔·金特。”
“请叫我桑薇护士——虽说我的名字并不重要。现在，请你翻过身来。我必须插直肠体温计。”
“桑薇护士，”我重复道，“能否用我的口腔来测体温？我现在很痛，如果翻身，膝盖会疼得受不了。”
“不行，”她冷冷地回答，“我有指令，必须按指令办事。这是医院的规矩——入院时，要为病人用直肠测量体温。”
我本想争辩、恳求或者抗议，但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绝望地扭过头，那条腿没有支撑地垂落下来，痛得钻心。
桑薇护士插上体温计就消失了——消失了超过二十分钟（我记过时间）。她既不回应我的呼唤铃，也不再露面，直到我大吵大叫起来。
“真不像话！”她的脸涨得通红，满脸怒气。
和我挨着的是个年轻人，得了严重的肺病，几乎无法呼吸。他用地道的英语小声对我说：“她好恐怖的，但其他人都挺和善。”
测完体温，我被送去照X光片。
一切顺利，直到那个医生不加考虑地拿起脚踝提起我的腿。膝盖向后弯曲变形，马上脱臼了。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吼叫。看到这一切，医生立刻用手支撑着膝盖，非常轻柔地把它放到台面上。
“实在对不起，”她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没关系，”我说，“没什么大碍。这完全是意外。如果是桑薇护士，那就是故意的了。”
我等在担架上，医生正在查看我的X光片。她是本地的普通科医生，一个慈母般的可爱女人，负责当晚的夜间急诊。她说，长骨没有断裂，不过，仅通过检查或拍X光片，很难对膝盖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诊断。她从没看过这样的伤，但觉得只不过是四头肌被撕裂了，这只能由外科医生来诊断。这是个相当大的手术，她说——但看到我脸上明显的恐惧神情，马上微笑着补充道：“但手术简单。可能要躺上三个月。也许短些，但你应该有心理准备。”她建议我最好到伦敦做手术。红十字会将安排把我送到卑尔根——心情好的话，这段路的景色挺美的——从卑尔根有很多到伦敦的飞机……
我给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打去电话。他听了很担心，我马上宽慰他，要他放心。他也让我别担心，他会安排好那边的一切。
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当我躺在奥达医院的病床上——一旁是呼吸困难、不停咳嗽的年轻人，另一旁是一位可怜的老人，奄奄一息，我感到极度焦虑。我试着入睡——他们给了我一些镇静剂——但这也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腿上移开，特别是膝盖稍稍动一点就会造成突如其来的剧痛。我必须让自己僵硬不动，这样一来，根本无法入睡。
因为一旦昏昏欲睡，神经放松，无意中稍微动一下腿，膝盖处的剧烈疼痛就会让我猛然惊醒。我向那位可爱的医生咨询，她建议我安上临时夹板固定膝盖。
带着新夹板回到床上，我立刻睡着了，眼镜也忘了摘下——因为六点钟我从梦中惊醒时，发现自己还戴着眼镜。我梦见自己的整条腿被老虎钳挤压着。醒来，我发现那条腿确实被挤压着，不过不是被老虎钳挤的。腿被明显地挤压在夹板里，肿得出奇；像个西葫芦。脚也肿得厉害，并且因为水肿变得冰凉。
他们顺着一边切开了夹板，随着压力和疼痛的释放我又立刻睡着了，睡得很沉，直到一个十分奇怪的人影进入病房，我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仍在做梦。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反常地穿着白色的大衣，走路像是跳舞一样，脚步非常轻盈灵活，他沿着房间快跑似的在我的面前停下来，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把腿伸展到了极至。突然，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跳上我床边的桌子，向我挑逗似的淘气地微笑着。接着，他又跳了下来，并不出声，拿起我的双手，放在他的大腿上面。我感觉到他大腿的两侧都有一条整齐的伤疤。
“感觉到了吗？”他问，“我也是。两边。滑雪的时候……你瞧！”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尼金斯基式的滑雪跳跃动作。
在我见过的或者将要见到的所有医生中，这位年轻挪威外科医生的形象最生动鲜活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他本人就代表着健康、开朗、幽默——这会给病人带来最好的、最积极的影响。他谈起话来不像教科书那样刻板无趣，实际上，他很少说话——他表演。他脚步轻盈、舞姿娴熟，让我看到他的伤，更让我看到了他完美的复原。他的来访让我的心情好了许多。
通往卑尔根的路程——救护车里六小时的山路——我感觉非常美好，有点像重生的感觉。高高地坐在救护车后面的担架上，我贪婪地欣赏着这个自己差点失去的世界。世界从没有这么可爱、这么新奇过。
但在卑尔根登机是一次心理考验。他们没有专用设备，无法接受担架，于是，我被抬进座位通道，侧着固定在两个头等舱的座位上。我头一次感觉到有一些怨气和苦恼，有着一种难以控制的焦虑和不安。
机长高大结实，像一个冒险家，理性又和善。
《单腿站立》第一部分第二章 成为病人（二）
“不要苦恼，孩子，”他说着，把一只大手放到我的肩膀上，“成为病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忍耐！”
当我从伦敦机场被送上救护车，开往第二天做手术的大医院时，我的幽默和理智开始离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极为糟糕的恐惧。我不能称之为对死亡的恐惧，可毫无疑问，其中有这样的成分。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对黑暗和神秘的莫名恐惧——一种神秘不祥的噩梦似的感觉，这是我在山上完全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我可以勇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怪诞的心理在升腾、在弥漫。我看得见，感觉得到，却无力抗争，挥之不去，我能做的就是坐稳抓紧，默默祷告，宽慰安抚自己。救护车里的那段路程感觉真是糟糕透了——在恐惧（不能克服的恐惧）背后，我感到自己的大脑兴奋到产生了幻觉——小时候我发烧或患偏头痛时有过这样的经历。弟弟在我旁边，观察到我的心理，安慰说：“放松点，奥利，还没那么糟。但你看起来确实脸色惨白阴沉，一副病态。我想你发烧了，像是中了毒、受了惊吓。试着休息一下。平静些，没什么可怕的。”
是的，我确实发烧了。我感到自己周身发烫，又冷得发抖。极度的恐惧折磨着我，使我的感知力变得不稳定，觉得周边的事物似乎在变化——失去了其真实性，变得如里尔克（奥地利诗人）所说的“由恐惧组成的一切”。这家医院是一座普通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乍一看有点像伦敦塔。躺在带轮子的担架上，让我想起了死囚押送车，我所在的小房间被封住了窗口（这是最后时刻临时改做的病房，所有的临时病房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搭凑成的），让我想起了禁闭室，伦敦塔里的“小雅间”。后来，我非常喜欢这间病房，而且因为没有窗户，我叫它“单胞体”。但在那个可怕的、不祥的二十五日夜晚，我发着高烧，内心不知所措、惊恐万分，觉得一切都不对劲，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
“明天执行。”住院部的人员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明天手术”，但是那种像上刑场一样的感觉掩盖了他的本意。如果我的房间是“小雅间”，它同样是死刑犯的单身牢房。我产生一种幻觉，脑海里浮现了那幅著名的法金在监狱的雕像画面。面临危难，我努力用幽默安慰自己，解开衣服，完成了莫名其妙的入院手续。（一进病房，便没了人道。）这些稀奇古怪的手续更增加了入院的真实感，让你一步步成为病人，一点点丧失人格，脱去自己的衣服换上毫无特色的白色病袍，手腕上套着一个标有数字的手圈，必须服从医院各种各样的条款和规则。不再是个自由人，不再拥有权利，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这让人觉得自己像是个囚犯，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第一天入学的羞怯和尴尬。自己不再是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被收容者，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被保护，但同时也十分可怕。入院的一系列无聊的手续让我感到恐惧厌恶、人格沦丧，几乎难以承受。就在这时，突然间，人道出现了，让人欢愉无比。第一次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而不仅仅是个“病人”或什么东西。
①在医院术语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有很大差异。英国人称“见习医生”为“houseman”； 而美国人称之为“intern”；“医务主任”在英语中叫“registrar”，而在美语中叫“ resident”； 在英国，称“外科医生”为“Mr”，而不是“Dr”；英语中，病区的护士长称为“Sister”——译注。忽然间，我的死囚房里进来了一位活泼可爱、令人愉快的护士，操着兰开夏口音。兴冲冲地走进来的是个富有同情心，甚至有些喜剧个性的女人。她解开我的帆布背包，发现五十本书，却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用她的话说“乐坏了”。
“噢，萨克斯医生，你真奇怪！”她忍不住愉快地大笑。
我也笑了，笑声消除了紧张，赶走了病魔。
我刚安顿下来，外科的见习医师和医务主任①就来探望。他们认为我的“病史”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只想了解“突出事件”而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整个过程。此外，我不敢肯定在这种情形下哪些才算是“突出事件”。
他们用仪器仔细地给我做了检查，认为只不过是股四头肌腱被撕裂罢了。但全面的检查只有在全身麻醉下才可能进行。
“为什么要全身麻醉？”我问道，“不能在脊髓麻醉下完成吗？”
我预料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们说，不行，这类病例规定要用全身麻醉，而且（他们笑着说）外科医生可不希望手术的时候我这样说话或者问这问那的。
我想追问下去，但是他们的语气和动作中有种东西阻止了我。我感到孤立无援，就像在奥达医院面对桑薇护士时的感觉一样。我想：“成为病人，就该这样？好吧，我已经做了十五年医生了。现在让我尝尝做个病人的滋味。”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安情绪有些夸张了。他们的语气并非死板专横，事实上，他们挺随和愉快的，只是少了点人情味。毫无疑问，他们在这件事上无权做主，明早，我可以向手术医生提出请求。我的手术计划在九点三十分开始，那位手术医生——一位名叫斯旺的先生会顺道先来看看我，和我聊聊。
我想：“该死的，我讨厌在丧失意识和控制的情况下做手术。”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研究人的意念与观察力——现在却要放弃这么好的一个观察机会吗？
我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让他们知道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我背运死在手术台上，希望并委托他们从我的笔记本以及其他未出版的作品中摘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内容公开出版。
电话之后，我感到这件事应该做得更正式些，所以，我用法律文式写下这一切，标上日期，并请两个护士见证我的签名。料理完了这一切——或者说安排好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很容易就睡着了，睡得很好、很沉，一直到五点多一点，我才醒来，感到异常口渴，有点发烧，膝盖不停地抽动。我只要了一点水，因为手术当天不能进食。
我焦急地等待斯旺先生的到来。六点、七点、八点……他不来了吗？我问护士长，她神情严肃，让人生畏，穿着深蓝色服装（那位快乐的护士昨晚穿了一套有条纹的制服）。
“斯旺先生想来时就会来的。”她尖刻地说道。
八点三十分，一个护士进来给我做手术前的预备注射。我说自己需要和做手术的医生谈谈脊髓麻醉请求。“没问题，”她说，“不管是全身麻醉，还是脊髓麻醉，预备注射都是一样的。”
我想说预备注射可能会使我有点神志迷糊，斯旺先生来的时候，我便无法清晰地思考了。她说不要担心，预备注射产生作用前，斯旺先生随时会到。于是，我不再坚持，接受注射。
很快，我感到口渴，并且眼花缭乱的——眼前出现了星星点点——有点做白日梦的感觉。我摇铃找来当班护士。这时已是八点四十五分——打针后，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只表——我问护士刚才给我注射了什么。她说，按常规注射了非那根和亥俄辛，用来轻度麻醉。我的内心在呻吟——我也许会失去意志，会被药物弄晕。
斯旺先生八点五十三分终于现身了。他进来时，我正死盯着手表。刚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但他轻快热忱的声音立刻改变了我的看法。
“嘿，”他大声地说，“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我答道，声音模糊不清。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继续轻快地说，“你的一条韧带撕裂了。我们把它重新连起来，恢复成连贯的整体。就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缓缓地说——但他已走出了病房。
因为先前的注射起了作用，我感到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费了很大的劲，才摇铃叫来了护士长。
“怎么啦？”她说，“什么事叫我？”
“斯旺先生，”我努力把单词发音清楚，“他在这里没有呆多久，只是进来一下，马上就出去了。他看来特别匆忙。”
“是啊，他忙！难道我不忙吗？！”护士长傲慢地说，“斯旺医生是个大忙人，能顺便来看看，你就很幸运了。”
手术麻醉前的最后一个记忆——麻醉师一边为我静脉注射喷妥撒，一边要我大声数数。我注视着，毫无知觉，看着他将针筒插入静脉，回抽出一点血来确保注射成功，然后慢慢地推进。我没有知觉——没有任何反应。到了九点，我本能地瞟了一眼那只钟。我想抓住最后一刻的清醒，可能的话，试图集中精力保持清醒，可当我再盯着时钟看时，已看不清了。
“分钟指针，”我说，喝醉了似的，“已经停下来了？还是我没看清？”
麻醉师抬头看了一眼，说道：“是的，停下来了。肯定是被卡住了。”
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因为我记不起后来的事情了。
《单腿站立》第一部分第二章 成为病人（三）
我的下一个记忆，不能用“下一个”这个词，应该说是苏醒后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觉得有个人和我握手，叫我的名字。我睁开双眼发现见习医师正俯身看我。
“你感觉如何？”他问。
“我感觉如何？”我重复道，声音很沙哑，很狂躁，几乎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让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我感觉真他妈的糟糕！该死的这是怎么啦？几分钟以前我的膝盖还感觉挺好的，我现在感觉很糟，真他妈的糟糕透了！”
“那不是几分钟前，萨克斯医生，”他回答，“那是七个小时以前。你已做了手术，你知道的。”
“老天！”我吃惊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已经做过或可能做过手术，丝毫没有感觉时间的间隔或意识到发生过什么事。
“那么，”我说着就清醒了，“手术情况怎样？”
“不错，”他淡淡地说，“没问题。”
“膝盖，”我继续道，“做过全面检查了吗？”
他犹豫了，似乎是有点犹豫。“别担心，”最后他说，“膝盖应该会好的，我们没有做太深的检查，感觉它很正常。”
他的话或是说话的声调让我不是完全放心。我再次昏睡前的最后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膝盖上某个非常严重的伤，或许，手术医生并不值得我信赖。
和实习医生的谈话，我记得很清楚，实际上记录得几乎一字不差。但除此之外，在手术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一点连贯的记忆。我发了高烧，出现休克；患了中毒症；而且膝盖剧痛。我每隔三小时就需要服用吗啡。我有一段时间极度狂躁产生了幻觉，但我记不清了。我感觉非常难受，又特别口渴，但是医生只允许我少少地喝几口水。我还不能排尿，只能插上导尿管。
手术后的两天几乎完全失去记忆，直到星期三的晚上才真正清醒过来，有了连贯的、逻辑的意识。我的苏醒来得比较突然，突然间，烧退了，狂躁的感觉没了，疼痛减轻了，也不用再注射止痛剂，还有那根导管，是的，那根令人讨厌的导管也被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