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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突然开了，苏露护士冲了进来，一脸担心。
“抱歉，这样冲进来，”她说，“但我从控制板上瞟见你脸色苍白，好像要休克似的，而且胸部起伏，我以为你要呕吐呢。感觉好吗？”
我麻木地点点头，盯着她。“干嘛这样盯着我？”她问。
“啊……嗯……没什么。”我说，“刚刚做了个梦。”我的反常表现已经让苏露护士震惊过多次，我也不妨告诉她在我的梦里她被一分为二，其中一半没了。刚刚醒来的头几秒钟——或许还在半梦半醒之中——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或许，她还完好无损。我记得她昨天说过自己“只是一半合格”，于是，我把这个和她的外貌联起来了。突然，我意识到了是我的偏头痛犯了，清楚了这一点让我感到极大的欣慰。之前，我的左边完全丧失了视觉，所以，有时会觉得左边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入睡时，偏头痛发作，形成“现实感丧失”的生理事实，便出现了梨树、花园的墙壁、我母亲的左半边突然消失的现象。醒来发现梦境很真实，不只是演出、布景、象征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
“但你看上去确实很苍白、很病态的。”苏露护士坚持道。虽说只有半面脸，但她说话正常。
“是的。我醒来，觉得偏头痛像光环一样套着我。”我傻笑。偏盲正如我想的一样奇怪滑稽，会很快消失的。“但我很快就会好的。过一会儿，等我的胃口、视力恢复稳定了，或许，我想喝杯茶，吃点面包。”我咯咯地又笑了。
苏露护士这才放心地向门口转去，这时，一分为二的她恢复了整体。
知道自己产生了偏盲，对盲点一般愈加漫不经心，有意不去改变感知上或神经上的间隙。感觉上只有自己能看见的东西，因此，也不必让自己费力去看、去找所谓的病房的“左”半边。就像在噩梦中，有某种强烈的意志逼着自己一步一步地移动，我硬是把头转向左边。感谢上帝，我看到了病床的另半边、半掩的窗户，那幅昏暗的画（画面上利斯特大师明显在扼住着病人），左边的墙壁，还有——真高兴，我还有——伸在枕头外边的左臂。发现一切如常，我竟荒谬地松了口气，慢慢把头转正，感觉到左边的视觉、左边的房间、左边的世界、任何“左边”的概念又渐渐消失。这种情景实在让人觉得滑稽。
现在，我可能觉得这个现象滑稽有趣、甚至让自己增长了见识，因为自己现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而且知道偏盲只是短暂的现象，会很快消失，可当时在梦中以及刚醒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前，我觉得恐怖极了。我回想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感觉也是不可思议的惊恐。在那些容易受伤的日子里，我对两件事变得特别敏感：第一是感知中的任何细小变化或障碍。第二是不敢冒险把这种变化向任何不恰当的人透露，害怕他们会以为是我捏造或认为我发疯了。
偏盲出现时，我脑子里闪过这些念头，随后，突然间产生一个强烈的意识，我洞察到两者的相似。“对啊！我的腿也是这样的！我怎么如此愚蠢？竟没想到我的腿上也有盲点！我视觉上的偏盲与我腿上的问题基本相似。我腿上消失的‘部分’与我视觉上消失的部分完全吻合。”
想清楚这个问题，自己感到如释重负，这让我放下了其他一些尚未确定、无法决断的问题——包括我的腿能否恢复这样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也给了我支撑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此刻，产生盲点的那一半出现了某种变化。当我若有所思地凝望时，出现了一丝丝比最细的蜘蛛网还要精细透明的、轻微的、敏捷的、震颤的、激昂的微妙动静。这种微妙的变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组成精美的几何图案，我可以看到整个六边形的图案像蜘蛛网一样覆盖着出现偏盲的那一半。房间消失的那一半变得清晰可见，但仍在这张网中，结构上像条格状，六边形的马赛克以鸠尾形状整齐地排列着。没有立体、固态或延伸的感觉，除了几何图形外，没有物体的感觉，没有空间、运动或时间的感觉。
正当我带着某种超然的、冷漠的、数学的兴趣品味着这种没有空间感、运动感的马赛克式的视觉景象（以前，我偶尔有过类似的经历）时，苏露护士端来了一杯茶和面包。“你看起来好多了！”她说，“你前一分钟还半死不活的，后一分钟又眼睛有神了。从没见过变化这么快的病人。”
她把茶点放在我右面的床头柜上，我谢了她，一时冲动，我问她有没有点时间。
“现在吗？”她微笑着，想起我昨天的怪异实验。
“没什么特别的，”我回答，“我不要你做任何事。但能否请你走到房间的那边，站到窗户边，或者站到利斯特大师那幅可怕的画的旁边？”
她穿过房间时，突然变了形，变成一个马赛克式的几何图形。有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瞬间，正好在中间，她一半是马赛克形的几何图案，另一半是真实的人。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窗边，早晨的阳光从背后透射进来，侧面墙上形成了她半明半暗的几何图形，让我想到老式有色玻璃框架里的圣母玛利亚。突然，我感到惊恐。她变成了无机物，变成了几何图形的一部分。在这样结晶状的世界里，我怎么能感知到运动和生命？
我让她看那张画，说话，做手势，扮鬼脸，只要不停地动，做什么都行。这时，我既惊喜又焦虑地意识到时间和空间一样也断裂了。因为，我看不到她动作的连续性，她的动作好像是一系列的“静止”，一连串不同的构形和姿势，动作之间没有衔接，就像电影慢镜头的闪动。她像是被固定在这奇怪的马赛克式的电影慢镜头中，动作像碎片似的，没有连贯，瞬间便被粉碎。我无法想像这样破碎的马赛克式的世界怎么才能恢复其连贯性和一致性。我真的无法想像，可就在这时，它突然就变回来了！眨眼之间，马赛克式的闪动的世界消失了。苏露护士站在那儿，不再被空间和时间分解，而是真真切切、热情洋溢、充满活力、动作敏捷、容貌美丽，重新回复了动态和生命。在结晶状的世界里，有好看的、几何图形的美丽，但没有动作的美丽、气质的美丽。
“好了，”我愉快地说，“我想你已帮我驱除了那种奇怪的现象！反胃呕吐恶心的感觉也消失了。我早就闻到腌鱼的香味，现在，我要大吃一顿。”
我胃口大开，饱餐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让苏露护士惊讶不已，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还面如土色、恶心干呕。但（正如伟大的莱佛因医生所写的那样）病痛发作后，病人“死里逃生，像获得新生一样”。我的确觉得经过一夜的惊恐和偏头痛之后，自己像是复活重生，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比这种重生让我感到更高兴的是通过对两者相似之处的认识，我对自己腿的症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这种了解对它的生理现实没有什么实效，但它却把我带出了一无所知、不敢提及的境界——我可以和斯旺医生讨论讨论了。我敢肯定他会很感兴趣，并会向我解释清楚很重要的两点：是什么引起我的盲点？会持续多久？如果时间允许，我还要向他提出其他的问题：在他的行医经验中经常遇到类似的盲点现象吗？医学著作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吗？是的，我不仅会得到自己极其渴望的安慰，而且，还会获得一个与同行深切交流的机会，这会使我们两人对整形外科学和神经学边缘的一些令人神往的领域获得更清晰的认识。
想到这，我激动不已，于是，自己心不在焉、囫囵吞枣地吃了丰盛的早餐，只是稍稍用心享受了可口香脆的腌鱼片。
护士长按时走进来。
“瞧你，萨克斯医生，怎么弄得乱七八糟的！”她好心情地责备说，“到处堆满了书、信、纸张。我肯定你把墨水洒到床单上了！”
“是我的自来水笔，”我赶紧道歉，“有时漏墨。”
“好了，早饭后，我们必须把一切打扫得干净整齐。今天是临床大检查。（护士长的音调让我觉得这个词是大写的。）斯旺先生九点准时到！”
她微笑着摇摇头，疾步走了出去。
“她人挺好的，”我想，依然沉浸在腌鱼带来的愉快心情之中，“有点严厉，有点刻板，但每个护士长都必须那样。在她粗糙的声音和强悍的外表下，其实，她心肠挺好的。”
《单腿站立》第一部分第二章 成为病人（十一）
我还没来得及喝第三杯，茶壶便被拿开了。苏露护士端来了水盆，低声催促着：“快点！刮刮脸！”
我刮掉了六天来长出的胡须——从上山到现在整六天了？——把胡须修剪整齐，刷了牙，漱了口。
苏露护士扶我坐进椅子里，换上干净的床单，清理好房间，然后，又重新扶我回床上，对我说：“护士长喜欢病人坐直，坐在床中间。你坐在床当中别动，不要斜倒在一边。”
我答应照她说的做，同时叫她别关门，因为大扫除的声音响彻整个病房，声音很特别，我想听得更清楚些。护士长像个警察小队长厉声地叫着，不过心情似乎挺愉快。护士和助理们跑来跑去，忙个不停，脏物和垃圾被一扫而光。那情形有点像半带严肃半带喜剧色彩的军事演习——靴子锃亮、护腿雪白、挺胸、收腹，一切妥妥当当、尽善尽美。
叫声、笑声、喧闹声震耳欲聋。很遗憾，我只能听见，看不见。在一片喧嚣忙乱中，在护士长的训斥和监视下，一切收拾得井然有序。我看这里不像是阅兵场，更像是一艘巨轮——一切就绪，准备迎接盛事。
突然，喧闹声、嘈杂声戛然而止，变得异常平静。我听到一阵细声耳语，但听辨不清。
这时，斯旺医生进来了，护士长端着托盘，陪在旁边，托盘上放有正式外科手术用的器具，后面跟着高级医务主任和身穿白色长外套的下属。最后进来的是学生，穿着短外套，神情特别压抑。像宗教仪式似的正式拘谨，主治医生和他的一批随员进了我的房间。
斯旺医生既不看着我，也不招呼我，而是拿起挂在床脚上头的记录本，仔细地看了看。
“护士长，”他问，“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烧退了。”她回答，“星期三，我们把导管拿掉了。他现在用口进食。脚也不肿了。”
“听起来不错啊！”斯旺先生说，然后，转向我，更确切地说是转向我前面的石膏夹板，用指关节使劲地敲击着。
“萨克斯先生，”他说，“今天，腿感觉怎么样？”
“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来看，似乎不错。”我回答。
“什么意思——‘从外科手术的角度’？”他说。
“噢……呣……”我看着护士长，她脸色铁青。“腿不太疼了，而且，脚也不肿了。”
“太好了，”他明显松了口气，“那么，没有问题喽，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过，只是有一个问题。”斯旺先生表情凝重，我有些口吃，“只是……只是……我好像无法收缩四头肌了……而且……肌肉似乎没有了张力。还有……还有……我很难找到腿的位置。”
我感觉到斯旺先生似乎有瞬间的惊恐，不过，只是很短暂的瞬间，我不能确定。
“胡说，萨克斯先生！”他严厉、果断地说，“没什么问题。完全没问题。没什么可担心的。绝对没有！”
“但是……”
他举起手，像警察停止交通一样。“你完全错了，”他结论性地说，“腿没有任何问题，你明白的，对吗？”
他粗鲁地，在我看来是烦躁地向房门走去，下属们恭敬地为他让路。
他们一批人转回来的时候，我试着想看看他们的神情，但他们个个木无表情，我不得而知。于是，他们的队列很快离开病房。
我惊呆了。我所有的痛苦、极度的不安和恐惧、知道自己情况后所受的折磨以及我对此次会面所抱有的幻想和期望——现在，竟变成了这样！我想：这算什么医生？这算什么人？他根本没听我说，他根本没有关怀。他不让病人说话，丝毫不给病人说话的机会。这样的医生从不倾听病人、从不了解病人。对病人，他只有反驳、鄙视，从不把病人当回事。之后，我又反省——自己做得也不太妥当。当我说“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来看”，可能无意识地激怒了他。更何况，在“临床大检查”这样正规、官僚的场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俩都必须扮演各自的角色——他是全能的专家，我是无知的病人。我的表现似乎让人觉得自己和他地位等同，这更惹火了他，因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其实，我们谁也不清楚对方的观点。另外，我肯定他对我的真实情况并不是毫无感觉的，我能看到他的感觉，强烈的感觉，只是他压抑住了，完全像普雷司顿小姐看到我的腿神经失去功能时的感觉一样。如果我们能个别会面——这样严肃的“临床大检查”背景下是不可能的——情形会绝对不同的。或许，我在“临床大检查”后能与医务主任私下聊聊——亲切地、面对面地聊聊，一切都会不同的。
当班护士说声“好的”，会请他顺便再来看看。然而，医务主任，天哪，显然被我这一特别的、额外的会面请求惹恼了、激怒了。
“萨克斯先生，”他轻蔑地说，“怎么回事？不是已经告诉你没有任何问题了吗？你是不满意手术，还是不满意手术后的护理？”
“不，完全不，”我回答，“手术和手术后的护理都挺好。”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腿感觉不对劲。”
“这太含糊、太主观了。这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了。我们整形医生其实有点像木匠，被叫来干活。我们把活干了，就完事了。”
“既然你说到木匠，”我接着说，“我的腿就是这种情形。木匠有一块木头就够了。现在，我的腿感觉就像木块，没有血肉，没有感觉，不像是我的。”
“萨克斯，你这样的人真罕见！”医务主任说，“我从没有听过病人这样说话。”
“我并不罕见。”我火了，内心惊恐不安的情绪在加剧，“我必须和别人一样行事吗？！或许（我的怒火冲上来了），你根本不听病人说话，或许你对他们的感觉无动于衷。”
“不错。我不能因为这样的‘感觉’浪费时间。我必须注重实效，我有许多工作要干。”
“那么，撇开感觉，可我这只腿失去功能了。”
“这不关我的事。”
“那么，这关谁的事？具体地说，这是生理学问题。是否应该出具个神经学方面的意见，做个神经传导测试或者EMGS什么的？”
他转身走开，对我置之不理。
注释：四年之后，我才接受了神经传导、肌电图及其他的检查测试。这些测试显示我的四头肌神经仍有严重损伤，表明股骨神经的传导性能削弱。在我遭受孤寂、盲点折磨的那个时期，这些性能的削弱现象绝对很严重。
《单腿站立》第二部分第三章 地狱的边缘（一）
漆黑的大地，一片黑暗——大地好似混沌无序的死亡之影，在这里，光明即是黑暗。
约伯 10∶22
我所经历过的盲点以及它带来的恐怖、空洞的虚幻影像迅速地膨胀，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让我透不过气来，尤其在夜晚，这种感觉更让我窒息。我曾以为、更希望医生的体贴关怀和理解会成为我抵挡这种恐惧的屏障。我满心指望他会安慰我、帮助我，在黑暗中给我一个立足点。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什么安慰的话也没说，只说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此一来，他抽走了我急切需要的立足点，人性的立足点。现在，我更加无处立足，更加无助恐惧，陷入了空虚和地狱的边缘。
“地狱”和“洞”两词同源，而盲点之洞的确犹如地狱一样可怕。虽说这种状态只是意念上的、形而上学的，但它却有着最清晰的生物基础和构成。“现实”的有机构成被撤移走了，如果一个人承认这一点；他就会掉进一个洞——地狱之洞。（因而，许多病人出于自卫不愿承认，这实在是可以理解的。）盲点是现实中的一个黑洞，一个与空间和时间并存的黑洞，因此，它没有期限，也没有界限。它有记忆之洞——失忆症的特征，没有时间的概念，无尽无止似的，这是黑洞与生俱来的特质。
这种感觉如果能够向别人倾诉，赢得别人的理解和同情，或许能像悲伤一样，变得可以忍受或者说更容易忍受些。然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