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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18｝这篇文章错误地说，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一段的标题是《丘吉尔的顾问作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经提到过哈耶克，到现在，人们还记得那档子事。
阿伦·迪莱克特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了《目标的声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被接纳为本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和那些负责起草声明的人们中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后来此事莱昂内尔接手，结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20｝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2）
目标的声明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它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它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的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之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之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某种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发展及种种质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何一个或多个政党结盟。其惟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21｝
第一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应该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就创建了一个常设学会。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得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22｝。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经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会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回忆到这件事，哈耶克说：“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关。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以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最坚定地表示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23｝考奇特报道说：“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24｝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学社正式成立，就简单地称为朝圣山学社。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奥伊根（西德人）、约翰·朱克斯（英国）｛25｝、弗兰克·奈特（美国）、Ｗ．Ｅ·拉帕尔德（瑞士）、雅克·吕厄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是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筹措资金、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它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利斯堡？穴Ｓｅｅｌｉｓｂｅｒｇ？雪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的与会者中，大部分来自伦敦经济学院，而美国会员则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有密切关系。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ＦＥＥ）有四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之外，美国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络？鄢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经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次会议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自由观念的活动，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26｝，即１９４７年。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1）
哈耶克的心理学论着是他的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消减过。他在写完《通往奴役之路》后，决定回头再去“履行一项使命”①，但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干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②，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搞上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
关于《感觉秩序》的研究在伦敦和芝加哥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他又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他集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行政管理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１９７８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谈过一次话：
问：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答：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已经２５年了，而我是在五十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问：你能不能概括一下大意。
答：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的、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其答案。什么决定着不同的基本感觉属性之间的差异？我是要将其归结为某种因果连结或关联，在这里，某种具体的感觉———比如蓝颜色等等———实际上是它在引导人们采取行动的可能的连结体系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你可以画出某种图谱，描绘一个刺激如何调动起另一个刺激，以及其它更多刺激，从原则上说，你可以重现整个精神现象的过程。③
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说到他的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解释心理过程如何生成我们的感觉所反映的如此繁复的属性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纲要。（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解释它据以运转的原则，但我们不可能对细节作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分类机构。每种分类机构都要比它所要分类的对象更复杂；因此，它永远不能对自己进行归类。人脑不可能解释自己的细节”④。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的时候，考察一下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是有益的。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１９２５年，由莫里茨·施利克创建，他继承了恩斯特·马赫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职位。这个小组完全是施利克组织的私人讨论组，其成员都是应他本人邀请而来。哈耶克听过施利克的课，尽管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所批评的法国１９世纪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混为一谈，但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２０世纪的实证主义。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ｅ）一词源于法语的ｐｏｓｉｔｉｆ，在法语中，这个词比起英语中对应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一词，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法语中实证主义一词的词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质，这可以解释这个术语后来的哲学词源学。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知识为基础的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一点都不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而２０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对此比较关心。它关心的是它的理论的社会意义。
在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中最关注的问题包括：验证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根据：何以某些东西是真理，或者说，真理是如何与相应的感官印象／感受对应的？他们从大卫·休谟这样的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休谟相信，知识最终必须可以化约为感官印象；他们也汲取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晚近的数学、逻辑、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证明它的方法。”⑤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经验上获得证明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
哈耶克反对逻辑证实主义，其理由可以部分地从《自由宪章》中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他“不想低估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的人们与事实证明为错误的种种信仰进行不懈而顽强的斗争的功绩，但把迷信概念扩大使用到所有不能证明为真的信仰上，则缺乏同样的正当性，并且通常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证明为真的东西”⑥。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识比逻辑实证主义更模糊，但也更宽泛。哈耶克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能被经验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波普和弗里德曼一样，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这回事；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那些真理，总是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较含糊的真理观与他的其它观点是相关联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言词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发演进发展的。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2）
哈耶克在他的自传笔记中评论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主要是由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著作激发出来的。正是在阅读马赫的哲学著作过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一些想法，１９２０年他曾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进行解释，但这篇论文最后没有完成，最终过了３２年后，才在《感觉秩序》中表达出来”⑦。
逻辑实证主义和哈耶克的心理学观点都是从马赫的著作中衍生出来的。哈耶克在１９７７年某篇文章中谈到马赫的《感觉的分析》：
他（马赫）精辟地分析了，具体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他视为基本的纯粹感觉，是如何又由通过经验所获得的局部信号之类的已经获得的属性进一步予以组织，这种分析让我突然灵光一闪，形成了一个想法，认为感觉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传入的刺激，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感觉经验的所有属性（很快我就又更进一步认为所有的基本感官属性），其实都可以根据它们在连结体系中的位置来进行解释。我逐渐明白了，在我们心目中的那同一组事件中，其实存在着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但准确地说，它们是不同的，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图像，与我们对其科学的认识之间，是彼此不同的。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基本感官属性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不怎么完备的分类地图，它自己的每个单位都只能存在于心理获得的系统中，但却能指导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做出比较成功的反应。这一结论使我对物理和感觉领域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哲学观点，当时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刚刚复兴了这一观点，其实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在１６２３年他就写道：“我认为，这些味道、气味、颜色等等，无非是一些纯粹的名词而已，只存在于具有感受能力的身体之中，因此，如果失去了生命，这些基本感官属性就没有用处了。”
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理活动是某种独特的生理活动秩序，其中，生理领域的子系统将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范围的子系统（它们是它的组成部分）与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该有机体能够存活。⑧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传统的影响，康德认为，感觉经验乃存在于有机体中，而不拥有独立的形而上学地位。
《感觉秩序》中最有趣的、也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是最后一章，哈耶克所起的标题是《哲学后果》。哈耶克写道，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对其感知世界的了解存在着某种限度，同样，个人对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的了解，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归根到底，我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中，还是在哈耶克的心理学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都是其关键所在。感觉领域与社会领域一样，也是复杂的。在哈耶克看来，在感觉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意识到其复杂性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做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觉是由演进的过程所决定的。在《感觉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们藉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构（心理）是某种经验的产物。”⑨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他又写道：“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对刺激的分类可能是高度‘实用的’，也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身体间的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那些在进化的过程中已被证明对于种的生存。”⑩演进（进化）贯穿在他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说，《感觉秩序》“唤醒了我对生物进化领域的兴趣”｛11｝，随后他就将此观念用于社会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着手进行他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完成二十多年前学生时代那篇论文。他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先放开几年，结果，却放了这么长时间。”这本书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蹦出来的一个想法结出的成果”｛12｝。
哈耶克觉得，他的心理学著作没有得到正确评价，除了极少数学院心理学家之外，一直没有人赏识。但在他看来，“我先是在２０年代、后来又在４０年代两度获得的对心理学的洞见，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动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13｝。对他来说，这些洞见对“除了在具体的几门学科中给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给了我科学的方法论方面的教益。我论述复杂现象的理论著作，得益于心理学研究的与经济学研究的一样多”｛14｝。
哈耶克在１９７７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在这“两门学科中，我们碰到的都是复杂现象，所需要的都是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的方法”｛15｝。以为每个人在心理中能够形成关于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与希望获得指导社会的普遍规则，这两种想法同出一辙。个人不管是欲详尽了解外部世界，还是欲全面地控制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来，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在前者充其量就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形式，在后者则是建构某种个人可以藉以进行决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海因里希·克吕维尔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从宽泛的角度看，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具体论证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感知总是一种阐释。”｛16｝哈耶克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强调，理论先于经验观察。
知识是分立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复杂度提高，惟一能够做出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这种观念是与下面的观念相一致的：在社会系统中，只能确立某种最宽泛的标尺。法律就是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在１９４８年的一封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