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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自己后来并没有完成最早计划要写的那本论述货币的历史和理论的专着，但他将自己为此而记下的历史笔记给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博士生，维拉·史密斯（后来随夫姓卢茨）。后来她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１９３６年发表，题为《中央银行出现的理据》。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她的论文的章节标题中看出哈耶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轨迹———《中央银行在英格兰的发展》、《苏格兰的体系》、《中央银行在法国的发展》、《美国的银行业组织：分散化但没有自由》、《中央银行在德国的发展》、《论１８４８年以前英格兰和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法国和比利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德国的理论》、《１８４８年以后英格兰的理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创建之前的理论》、《重新审视支持设立中央银行的论据》。史密斯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说，创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建立对于货币发行的垄断，可能是部分的垄断，也可能是完全垄断”｛20｝。哈耶克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支持的货币制度，可以称之为自由货币制度———即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一个变种，他相信，结束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的垄断，对于维护自由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他早年讨论经济学家的论文则有１９２６年悼念他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文章，先后给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的《人际关系规律的发展》（１９２９）、理查德·康替龙的《商业性质通论》（１９３１）、卡尔·门格尔的文集（１９３４）和亨利·桑顿的《对英格兰纸币的性质和效果的探讨》（１９３９）所写的前言。他也曾撰文探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晚年又曾写过关于米塞斯的几篇文章。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涉及到圣西门主义和孔德———中所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是他“在这个一直吸引着他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21｝。在这之后，他又写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精湛著作。他曾一度打算写一本论述大不列颠经济学家和辉格党人传统的专着。
他晚年研究过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大卫·休谟、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关于休谟，哈耶克曾说过，休谟“系统地阐述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理论，可能是惟一能被后人称为自由主义的体系。正是在休谟那里，我们能找到对这一学说的最完整的表述”｛22｝。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评论说，休谟“将是我们永恒的伙伴和睿智的向导”｛23｝。１９６３年在弗赖堡的一次演说中，哈耶克称休谟为“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学理论中杰出的哲学家”｛24｝。在１９８０年为一次谈话准备的草稿中，哈耶克说休谟给了他最重要的启示，而在１９８２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到“我伟大的精神偶像大卫·休谟”｛25｝。
哈耶克在自己的几本主要著作中引用休谟的次数最多，而休谟对他的吸引力来自几个方面。哈耶克曾解释说：“正是他对决定着最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演进的环境的分析、他对为什么复杂的文明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下成长发育的理由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法学的最重要贡献。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理论融为一炉。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社会理论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人们遵守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休谟就是其中之一。”｛26｝
从伦理的角度看，哈耶克是个规则功利主义者｛27｝。尽管他强烈地反对行动功利主义（ａｃｔ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即立刻运用某种道德标准来评估行动），但他却支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伦理目标，而他认为，通过将规则普遍地适用于所有人即可达到这一目标。｛28｝他同意克里斯蒂安·贝伊说过的一段话：“在伦理学领域中，或许可以说休谟是达尔文的先驱。事实上，休谟提出了社会习俗中最适者生存的理论—而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就是最适者。”｛29｝
哈耶克曾这样评说休谟：
他 “准确地描述了‘职业分化’的好处（亚当·斯密则用曼德维尔最早使用的‘劳动分工’一词使这种观念广为流行）”｛30｝。哈耶克在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篇论述休谟的演讲的结尾是这样说的：休谟“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可以承担积极的使命。与后来的亚当·斯密一样，休谟知道，多亏了政府被授予了自由支配权，才‘建起了桥梁、开通了港口；在所有地方，政府都是由具有人类的全部弱点的人士所组成的，但由于我们对政府保持着小心，我们又创造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精心、最细致的机制，正是透过这种机制，政府成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人类所有弱点影响的组织’”。｛31｝
哈耶克对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兴趣也很强烈，他比任何观念史专家都更强调曼德维尔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哈耶克曾这样称赞曼德维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经常迥然不同于我们最初的设想，正是根据这两点，他对惟理主义时代的自负给予了冷嘲热讽，这正他的初衷。对于曼德维尔，我想说的是，那些妙语推动他做出的那些思考，标志着在近代思想中，关于秩序进化和自发形成的两个观念，终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说到曼德维尔与休谟的关系，哈耶克说：“我并不想拔高曼德维尔，说正是他才使休谟得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根据我的评价，在近代研究精神和社会问题的学者中，休谟或许是最伟大的，而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曼德维尔具有重要意义。”｛32｝
１９７６年《国富论》发表２００周年之际，哈耶克写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而在１０年前，他则写过一篇《人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设计的产物》。在早期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指出，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即“人被引导达到一个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标———的概念，乃是自生秩序概念的核心内容。｛33｝在纪念《国富论》发表２００周年的场合，哈耶克写道：“亚当·斯密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人在不受他所感知到的需求的驱使，而由抽象的价格信号引导下所做的努力，能够造福于更多人，也能够从总体上满足更多的需求。借助这种方法，我们也能够最有效地克服我们对于具体事实的根本意义上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高度分散在成千上万人中的对于具体环境的知识。”｛34｝随着学术生涯中学术研究兴趣的转移，哈耶克对历史的兴趣也在不断变化｛35｝。他对斯密的评价则在不断地提高。
哈耶克最特别的历史著作，也许是他编辑的朝圣山学社会员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１９５４），该书出版的时候所引起的关注，是他所有历史著作中最广泛的。在这本书中，哈耶克与当时很多主流的学术观点唱对台戏，他争辩说，工业革命时期绝不是群众的境遇越来越悲惨的时代，相反，在这个时代，为数超过任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获得了最大的改善。
“谁没有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灾难’这个词，”他雄辩地反问，“并留下一种印象，仿佛这种制度一出现带给人们的就是罄竹难书的新灾难？”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他指出，历史编纂具有重要意义。他写道：“公众舆论与公众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之间，一直是、并且永远将是紧密关联的。归根到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们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镜来看历史。”｛36｝
对于历史的解释有助于塑造未来。哈耶克之所以写作观念史著述，初衷也正是为有助于塑造他所期望的未来。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1）
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哈耶克健康状况不佳，曾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心力衰竭，７０年代随后几年，他也一直遭受间歇性的心力衰竭的折磨。到１９８５年，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恶化，那年发生的一次严重心力衰竭终于击倒了他。而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心力衰竭并没有妨碍他从事研究工作。
《法、立法与自由》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它的三部分是分三卷在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９年陆续出版的。由于体弱多病，哈耶克决定各部分独立发表。而这就破坏了这部著作的整体性，因为读者不可能推测它下面会说什么。其次，《法、立法与自由》非常艰涩，是在很高的水平上写出来的。要理解这本书，就需要广泛地掌握哈耶克的其它著作，弄清哈耶克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哲学和历史学思想，而且需要读好几遍才能理解。第三，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比如根据有限的普选权分别选举产生彼此独立的立法性议会和行政性议会———看起来不大可行。
哈耶克觉得，选举权不应当像现在民主政体中那样普遍。他尤其反对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人。他也觉得，应该设立两个议会———一个是专门制订法律的立法性议会，一个是专门研究日常公共福利功能的行政性议会。只有年龄在４５岁的人士才能参加立法性议会的选举，且只能任一届，每届任期十五年，也只有年龄正好在４５岁的人才有投票资格。因此，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竞选和选举立法议会的机会，即在他们４５岁那年。每年选举产生立法性议会的十五分之一的议员。行政性议会的选举和运转则跟目前的议会差不多。
如前所述，《法、立法与自由》的写作时间，跟《自由宪章》的撰写时间是相当接近的，尽管两者的出版时间相隔较长———《自由宪章》是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而《法、立法与自由》则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间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第三卷的前言中说，手稿大部分“早在１９６９年底前就接近完成了，但当时我身体状况恶化，迫使我不得不将完稿时间推迟”①。当他于１９６９年离开弗赖堡大学转赴萨尔茨堡的时候，他还没有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而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健康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哈耶克这些麻烦部分归罪于诊断失误。在１９８５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有一个时期，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有两三年时间，我都忍受着大夫所说的心力衰竭。我一直觉得这太荒唐了。我是因为没法工作而很沮丧，而不是因为我很沮丧才没法工作。现在已经出现了现代的心电图仪，可以发现我曾经遭遇的那两次心脏病，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时间什么也干不了，只是在事后才发现了病因。大约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我什么研究也做不了。我写作《法、立法与自由》的工作也停顿下来。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完了，我活到头了。但后来我突然又恢复了。”②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到，“由于丧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绝望、悲观”③。
他第一次遭受心力衰竭和健康恶化，是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事后才发现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健康问题也归罪于错误的诊断———给他看病的萨尔茨堡的医生在治疗他的糖尿病时处置不当，使他血糖水平过低。哈耶克甚至说，在７０年代这次疾病发作期，他简直成了“智力上的残疾人”④。
时光不饶人，他的听力也衰退了。早在剑桥的时候，他就有点跟不上谈话的节奏———他的左耳已经聋了，而右耳的听力也开始下降。听力衰退使他“越来越无法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几乎完全与剧院绝缘”，而过去他是“定期上剧院的。是他的主要消遣”⑤。由于性格原因，他也没有培养出别的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对此后悔不已。在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对他的研究能力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中说，“我会尽最大努力在赶在自己老死之前写完这套书”⑥。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论》的前言中，他又说，曾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完《法、立法与自由》。
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接受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约瑟夫·克罗普西回忆说，哈耶克曾在一个场合公开谈论过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访问，他提到他接受过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克罗普西还说到，有一次，哈耶克到社会思想委员会，他顺便过来自我介绍一番，并跟克罗普西讨论起哲学问题。克罗普西与人一起编辑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他说，哈耶克与斯特劳斯没有过任何交往，尽管两人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塞尔登曾在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过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病得很厉害，甚至不能从床上起来。塞尔登回忆说，哈耶克的精神萎靡，觉得他毕生的研究都是白费劲———他说过或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无人感兴趣。大概正是在这一次，他向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娶他的外甥女，部分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不过后来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忆起这个时期他的父亲的情况时说：“我们一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绝望。他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⑦哈耶克谈到病情不那么严重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间时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心力衰竭”⑧。晚年他的体重从２００磅左右减轻到１６０磅左右。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2）
１９６９年，哈耶克调到萨尔茨堡，这一次照例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学、后来到弗赖堡大学一样。萨尔茨堡也离维也纳更近一些，而海伦娜的儿子一家就住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大学想购买哈耶克的藏书，而调到那里，他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藏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见肘。在《自由宪章》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重要性》⑨，在那里哈耶克说：“我希望我能够具有凯恩斯勋爵晚年的那种辩才正如他在论述生活在任何良好的社会中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时所表现的。”⑩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本人无疑应该有更广泛的经济来源，不过，据他最后一任秘书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
萨尔茨堡可能比弗赖堡还要优美；它当然也更古老。萨尔察赫河从城中穿过，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有人居住在该城，因为附近有盐矿（萨尔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盐”）。莫扎特就是萨尔茨堡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在这里修建过打猎别墅。跟弗赖堡一样，萨尔茨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又修复了。
萨尔茨堡大学没有弗赖堡大学有名。它的校园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在册学生不到６０００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库尔特·洛伊贝说，哈耶克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７年间在萨尔茨堡生活得“多少有点不如意”｛11｝。这部分是因为健康以及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很小———只有十几位教授，四位高级讲师。“教员和学生的素质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12｝”洛伊贝这样写道。１９７４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之前，他接受过一次采访，有人问他，学生们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论，哈耶克回答说：“我刚到的时候，学生们不了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上我的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感兴趣。”｛13｝
在萨尔茨堡，他也没有几个朋友，他在思想上有点孤独。在１９７６年为《法、立法与自由》写的前言中他说，在萨尔茨堡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没法再那么“方便地从图书馆查到”他在写作初稿时参考过的那些书｛14｝。１９７７年２月，他在致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想离开萨尔茨堡的原因，他说：“人们老爱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奥地利，我必须承认，到这儿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开始犯嘀咕了。而一份让我联想到过去的部长令的规定，让我更为不安，这个规定是，‘大学教授在到外国旅行前必须向联邦部长报告’。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必须提一句，萨尔茨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