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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说过，他自己晚年声望最高的时候，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兴奋期之后那段时期。１９８５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只有很小影响。从１９７４年一直到１９８０年，有一些表面的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发起了年轻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五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跟不上趟了。我觉得我没怎么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接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不可能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追随者写的书籍的洪流，我自己是不能主宰它的。”｛13｝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有些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一直以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有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人认为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14｝。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十二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赖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西德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出行得更为频繁了，尽管他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巴特勒引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我现在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样子’。”｛15｝巴特勒又说，１９７３年，哈耶克曾被提名成为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但却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然而，九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荣衔惟一的候任者，听到这消息，哈耶克捧腹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整个世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研究院（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院士。１９６４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４年他７５岁生日的时候，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１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为荣誉理事。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在１９７７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８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长期担任他的助手的威廉·哈特当时正在该校任教（他是《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在危地马拉，有一所大学就以哈耶克的名字来命名。不过，１９７８年，他曾对一位采访他的人士说，尽管“我已经———一般来说这总是不可避免的———自从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荣誉学位，但没有一个是来自你们所说的名校。这些所谓的名校依旧把我看成一位反动分子，他们仍然觉得，我的思想声誉不那么好”｛17｝。
新观念的发展几乎必然是缓慢的，一开始，经常会遭到冷嘲热讽。哈耶克曾经很精辟地强调说，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但却很少有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认识到，他们自以为客观正确的看法，最后将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推测性的、假说性的，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得不断地接受人们的审查、检测、修正甚至拒绝。探索真理就是一个不断用新经验评估旧假说、新假说的过程。真理并不是有待于我们去征服的固定不变的山峰，而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一次无尽的征程。每次发现新的知识，都开辟了无知的新范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现实，他越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从理论上举手同意这些原则，但将其付诸自己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以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新观念，如果想为人们接受，就得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因此，理解（德语中的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把握住；这之后，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供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来认同或领会。
当哈耶克和米塞斯最早提出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可行性的新观念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这种观念似乎是怪异的、错误的，因为这与大家普遍接受的想法太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当然会比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平稳，效率也更高。经济的有计划发展，难道没有变幻莫测的竞争、撞大运的结果更好？怎么能花言巧语宣称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
对此，哈耶克的响应是：不管这些话语乍看起来是多么地令人信服，但他们所反映的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是某种错误理解。他提出了一种他认为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知识上的分工，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如何将这些知识收集到一处，而是如何使社会形成一种让这些零散、分立的知识和信息得以最有效利用的秩序。
在很多年中，这些思想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很多政治家、公民或思想领袖看不出这些说法有多正确，看起来它倒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认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的低效率开始暴露，再加上其政治上的暴虐，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哈耶克的思想的社会条件。比起传统社会主义来说，哈耶克对世界是什么样的及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认识，看起来要更为准确。古怪的哈耶克，变成了重要的社会哲学家哈耶克。过去，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阿瑟·塞尔登在ＩＥＡ的作用，在维持人们对于哈耶克的兴趣方面的作用，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非常关键性的。塞尔登在谈到ＩＥＡ与哈耶克的著作的关系时说，《自由宪章》出版后，“我们邀请了十位学者来讨论这部哈耶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著作。他们的赞赏和批评最后结集为一本ＩＥＡ专着《自由社会的议程》（１９６１）。哈耶克很早以前就离开英国去了美国。我的印象是，英国对他的著作的了解太少了。而我发现，涉及面那么广泛的《自由宪章》非常权威，也很深刻，其学术功底很深厚，其见解极为卓越”｛19｝。
理查德·考奇特写道，在“阿瑟·塞尔登的指导下，ＩＥＡ努力地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中，并非常在意所探讨的问题能引起社会关注。ＩＥＡ实现了它的目标，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证明了阿瑟·塞尔登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塞尔登选择ＩＥＡ出版物的作者时非常仔细，ＩＥＡ也几乎完全依托学院经济学家，这些都保证了它能获得较高声望。毫无疑问，ＩＥＡ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英国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创造了讲坛”。考奇特也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也有助于赢得人们从学术上和思想上对ＩＥＡ的工作的信赖，而长期以来，这也正是ＩＥＡ的一笔最宝贵财富”｛20｝。
塞尔登回忆说，他第一次听说哈耶克的大名，是在１９３２年上中学六年级（即中学最后一年）时，当时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新来了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名字很好笑（哈克？海克？哈耶科？）。“终于，到１９３４年，我见到了他，当时我考入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到１９８７年，我还在弗赖堡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我们这些学生———有些是新生———看到，哈耶克是个个子瘦高、表情严肃的奥地利‘绅士教授’，他讲授专业经济学课程，带有德语口音……我记得他是学术诚实的典范。ＩＥＡ是他的精神家园。学者们总是在启蒙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些还启蒙着更久远的时代。哈耶克就是这么一位具有长远影响的学者。”｛21｝
塞尔登编辑了哈耶克在ＩＥＡ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一度曾怀疑自己还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立法与自由》全部出版，因而他留下遗言，如果他去世，将由塞尔登完成该著作。塞尔登评论说，１９７２年，由ＩＥＡ出版的哈耶克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使哈耶克“再次成为名人”｛22｝。如果没有塞尔登和ＩＥＡ，哈耶克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还真是个问题。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1）
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１９７５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而当她于１９７９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①。她也受到哈耶克其它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②。
理查德·考奇特这样描述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的初次会晤：“１９７５年她当选反对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ＩＥＡ）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ＩＥＡ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在会议室与哈耶克举行私人谈话，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工作人员围到出乎寻常地陷入沈思的哈耶克周围，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她可真美’。”③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就把手伸进她的提包，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并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④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间私人和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一年，即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我从来不会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于思考我觉得正确、而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也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就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⑤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经想就实际的政治问题给她顾问顾问，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时在寄他的访谈记录或演讲文本的时候附上一封信。１９７９年８月，他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⑥。１９７９年《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时候，他送给撒切尔夫人一本，还把１９８４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第一的那本送给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响。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大老。１９７６年，《每日镜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依然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⑦。四年后《镜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⑧，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⑨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１９７８）中讲到过“７０年代哈耶克的声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拥趸”⑩。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响亮，比他在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声望也大得多。１９７８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福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11｝，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住了，这种指责跟三十多年前艾德礼对丘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罗纳德·里根的。１９８２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12｝。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书。”｛13｝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埃诺奇·鲍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伊、约翰·比芬、尼格尔·劳森，还有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４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他曾在１９５３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2）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１９７８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为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响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