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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普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培训班是我唯一生活过的普通话环境，剩下的就是我如何在方言环境里不受干扰，继续把普通话学下去。培训班的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从此，我下决心在生活中不再说方言，我为此而鼓足了勇气。当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人面前突然改口用普通话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鸡里面戳只鸭的感觉使大家好不自在：我们家来了一个外人吧？妹妹嘲笑我：〃哎呀，莫那么一本正经，赫死人（方言：吓死人的意思）！〃在同学和邻里之间就更尴尬了：昨天说话还蛮正常的，今天就〃拽〃起来了。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声明：为了职业，我必须改口，请大家理解；如果硬是别扭，难以适应，我就只有得罪大家了。好在我的同学很宽容，尽管他们非常难受，他们还是忍着听觉神经的痛苦没有把我抛弃。记得有个男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对我说：〃哎呀勒，徐俐耶，多谢你老人家讲长沙话咯，受不住嘞。
〃我想，最初的聚会一定是变了味儿的，真的不好意思。
有个哥们儿说我，徐俐一旦做件事情，那件事就变得很神圣。对于学纯正普通话，我确实下了相当的工夫，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改语言实际上是改一种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许多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随之改变。比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我喜欢一切京腔京韵的东西，我练声的时候经常唱的一个段子，就是骆玉笙先生的《重整河山待后生》。２００３年中央台的春节晚会，我唱了一段单弦，没有二十多年前对京韵的偏好，我断然不敢张嘴登台。与之相反，我排斥所有的长沙方言艺术，比如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等等。排斥的结果是，前三十年呆在长沙，唱什么都着调，唯独不能碰花鼓戏，一碰就跑调。现在回想这些，自己都觉得像编的故事。我是从骨子里把方言放弃掉了，在好多年里，无论对谁，我再没有说过一句长沙话，那可是我出生以来就印在血液里的母语啊！
第7节：敢为天下先
一字一句地改，一字一句地练，习惯成自然，真正把说的普通话里的方言味儿改干净，让任何人听不出一丝破绽，我大约花了五年时间。能够在方言区学好纯正普通话，对绝大多数长沙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传奇。没有我这样切身经历的人，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在方言区放弃方言改学纯正普通话会有多难。更多的经验是，别说在方言区，很多人即使已经到了北方或者北京，生活了一辈子，一辈子耳濡目染，还是乡音难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她们都是湖南人，她们分别在北京生活了二三十年。至今，李谷一想痛快地表达她的思想和观点，还是觉得方言更得心应手，方言让她的表达更加到位，这说明她的语言思维习惯还没有转变到普通话的范畴。作为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在歌唱的吐字咬字方面下足了功夫，所以她们的演唱吐字珠圆玉润；而在生活语言上，李谷一和宋祖英一开口说话，就显露出了南方人的语言特点。我曾同她们交流过，她们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太难改了。我现在的一个同事就更有特点，他在北京读书就业十几年了，至今连普通话的味儿都没沾着，开口还是地道的方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根本找不到那个北京腔。我的体会是，即使学普通话对很多方言区的人存在相当的难度，但学到大致像，不是完全做不到，要学到滴水不漏确实不容易。我的职业需要我滴水不漏，所以我没有选择，尽管我也知道还有许多方言区的同行在语言上漏洞百出。对于专业学习语言的人来说，的确需要很好的语言悟性，但更多的还是学习的能力和毅力吧。我现在对所有人说普通话都格外敏感，不管南方人北方人，张嘴就知道他们的毛病在哪儿。当时有不少人建议我，应该写点这方面的经验体会，以便让更多人借鉴，可惜我没做。遗憾的同时我不得不说，至少在二十年前，那些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吐字发声来说，学好普通话只是基础，最终需要的是普通话的字正腔圆。因此，每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台里练声，是我最初五年一直坚持的必修课。
市委大楼的顶层是一个空旷而废弃不用的大礼堂，市广播电台就在礼堂的楼下。每天早晨，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台里，把办公室打扫完了之后，就到大礼堂练声。对于我，那是一天美妙的开始。
说真的，我从来不认为练声枯燥乏味，相反感到其乐无穷。那是一种十分专心的状态，你要感受练声器官的细微变化，要把握整套发声系统的需要，你的悟性在同那些发声器官微妙地博弈着：今天你会沮丧，明天就会欣喜若狂。
礼堂空旷而安静，它使我送出去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回声，那种回声让我陶醉。我要不时地提醒自己，要辨别回声的假象，要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博弈，本能的感官欣赏和理智之间的博弈。
发声是美好的，气息和位置在意念上高度统一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当我有能力掌握气息和位置的时候，我会大开大合地唱上一曲，作为我一天练声的结束。我喜欢结束时的感觉，那种感觉仿佛就是七窍通透，它带给我愉悦和安宁。
在陶醉于声音的同时，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个口腔动作，比如打开后槽牙。我习惯性说话牙关紧，牙关紧了，吐字就发瘪，声音也出不来，为此，我必须把后槽牙打开。因为训练过度，我会在生活中同人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来那么一下，或者槽牙关节像脱臼了一样挂在那儿，整个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一切〃怪相〃都让对方错愕，我的母亲更是忍无可忍。我的母亲很看重女儿相，她不知道我着了什么魔，无端生出那等怪样子，她说，你怎么像一个神经病，你那是为什么呀？
练声的时候没有老师指点，一切都在自我摸索中进行。我现在的一个小同事，刚从北京广院毕业两年，她说她不能想象没有老师指点怎么能练。小同事说，在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她到大三的时候才找到感觉，之前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体会。毫无例外，我也经常苦恼，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唯一的条件是能根据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去辨别和体会对错。我曾经错误地把声音位置往前提，过于提笑肌，而使整个声音又白又瘪，我至少为此走了两年弯路。到第四年，我的同事肖晓琳从广院毕业后回到长沙，在她的热情帮助下，我更正了一些错误观念，之后，又朝前进了一大步。
就这样，体会着，歌唱着，不知不觉走过了五年。
听广院的老师说过，我的吐字发声功夫即使在广院也算好学生。我曾经让我的声音很听话，在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的时候，我演过小男孩，也演过老太太；我播新闻的时候，人说我的声音像中央台的葛兰，我播专题的时候又像中央台的虹云。确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些前辈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曾经无数次地把她们的作品录下来，一字一句地听，一字一句地体会。我在广播电台的八年就是以她们为榜样和目标，一天天地走过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意念，尽管我是市级台的，但我绝不能小气，我一定要正，要有大台风范。我至今还保留了在广播电台播评论时的录音，声音之通透，句子之规整，让我现在都难以置信。
青年信箱
现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发展口号，我大约记得上海提的是〃大气、精致、包容〃等，杭州提到了和谐一类的概念，总之，口号都想包含各个城市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以及理想的发展目标。长沙的口号是〃敢为天下先〃。
第8节：湖南人才情万丈
湖南人才情万丈，也豪情万丈，有领风气之先的传统。也许是这种传统使然，当初长沙电台刚开播没多久，就创办了一个广播主持人节目《青年信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主持人节目还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只有广东电台李一萍的一个主持人节目，后来有了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中央台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如果按时间算，长沙台的《青年信箱》在李一萍之后，而在徐曼之先。《青年信箱》出台就红，红到什么程度呢？每周星期四晚上七点半，在那个少有电视的时代，到处都可以听到由〃孙敏燕〃主持的《青年信箱》的声音，那个孙敏燕就是我。
长沙台的编辑里有多个文学青年，那时文学很吃香，诗歌和小说统帅了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编辑已有人在全国的创作评比中拿了奖，作品还拍成了电影，可见他们实力不俗。在我的眼里，那时他们在办公室好像除了伏案，身体没有别的姿势，他们成天都在写，写自己的小说或诗，或者写公家的各种文稿。他们精力旺盛，才气纵横，他们彼此较劲，又彼此欣赏，他们是注定不甘平庸的。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提出创办一个主持人节目，或许因为他们是青年，他们就本能地想到了为青年服务。改革开放之初，久被禁锢的青年的思想极其活跃。那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随即在全国青年中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生出路的大讨论。讨论之严肃，影响之强烈，波及面之广泛，都是以后的各式讨论所不及的，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青年们渴望知识，渴望出路，渴望自然而然的爱情；他们热血、躁动、困惑和不安，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分担和分享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个谈心节目。编辑们希望主持人是一个有知识、有阅历、有同情心、善解人意的中年女性。电台刚成立，一切都年轻，我们没有中年女性。编辑们想到了我。我还是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年轻姑娘，没有恋爱，除了下乡七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社会阅历。怎么办？〃那就在声音上想办法吧〃。
什么样的声音才是一个有教养、善解人意、可信赖的中年女性的声音？
我看过作家张洁的一篇小说《含羞草》。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中年男性知识分子每天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日子久了，他发现每天在同一个时候，他总会在车上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女人不年轻，皮肤白，骨纤细，脸庞清秀，眉宇之间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男人发现女人不管站在车厢的何处，都似不站在人群中，她的思绪仿佛永远在别处。表情内敛又圣洁自爱的女人在男人的眼里充满了神秘。男人未婚，他没有在世上碰到他想要的女人，而眼前的这位仿佛就是。男人日日欣赏着女人，他想象着女人的一切，女人会优雅地喝茶，会亲切而含蓄地微笑，会从容地在世间各处行走。那女人会用什么样的声音说话呢？这个想法攫住了男人。
男人想，千万不要是那种尖利的世俗的女人的声音，那种声音会让男人神经分裂；她最好是那种宽厚而柔和的、甚至略带点喑哑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沉静，有种难以名状的神秘，尤其是夜晚，那声音会穿过厚厚的夜幕而进入人的内心，夜晚的疲惫的心是欢迎那样的声音到访的。一个突然的急刹车，男人的脚踩在了女人的脚上，男人慌忙连说一串对不起。这时，只见女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男人轻声说了句〃没关系〃，又把脸移向了别处。天哪！这不正是我喜欢的声音吗？！宽厚的、柔和的、略带点喑哑的声音！男人欣喜若狂，女人在他的心里会这样的完美，他感恩般地畅想着，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剩下的故事我不必再叙，大家各自去想象吧。
这个小说给我印象深的内容之一是男人对女人声音的想象，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依据：有教养的声音都是沉稳而从容的，能丰厚更好，丰厚的声音饱含阅历感，会给人以无限的想象，而没有想象余地的女人则是单薄的。
就声音条件而言，我的高音明亮，中低声区结实宽厚，似乎条件不错。但是怎么用声音我却不能一步到位，换句话说，在如何使用中低声区的问题上，我曾经吃足了苦头。因为没有老师指点，为了让声音丰厚，我曾片面地理解为压着喉头说话，造成声带严重疲劳，以至于在一段时间之内完全失声——除了气声，完全没有一点声音。我记得当时我们专业人员少，我失声之后，所有节目都压在另一两个人身上。领导有些急，埋怨我们：怎么搞的，怎么把声音都搞没了——虽然领导知道我们是想换一种声音说话。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在同错误的不断斗争中，〃孙敏燕〃的声音渐渐形成。有听众形容那种声音是：哲人听了想思考，诗人听了想赋诗——不知道他是如何听出来的。总之，在当时的收音机里能听到那样丰厚的女中音确实难得。为什么会取名〃孙敏燕〃呢？原因很简单，大家希望主持人的名字非常女性化，好记。我的播音名叫露凝，露水凝结之意，不大众化，拗嘴。关键问题是，大家并不希望这个新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过去的谁，大家希望从声音到说话方式都是全新的，别具一格的。开始想叫孙燕燕，怕有港台味之嫌，就改成敏燕了。
〃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青年信箱》节目，主持人孙敏燕〃……我的同事韩建彪用方明似的声音说出了这个句子。〃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此后的六年，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人们都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女性，用她深厚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和青年们谈心。
第9节：找到属于她的幸福
青年们信任孙敏燕，很多人把从不对任何人说起的内心秘密在信中向敏燕诉说。有一位三十一岁的姓贺的女性，她和恋人真心相爱，在相处的五年中，尽管他们连手指头都不曾碰过，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然而，恋人意外地死亡了，贺女士伤心欲绝而病到，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贺女士来信向我倾诉：虽然五年了，她却始终难以忘怀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这封信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来信的人大都比较年轻，很少三十岁以上的，对于这份信任，我该如何回复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都是我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他们曾坐在一起讨论过孙敏燕到底是个什么人，多大了，长相如何，其中还有人特别为孙敏燕画了一幅素描。凭借对声音的想象，他们笔下的孙敏燕人到中年，美丽、端庄、温柔、含蓄、气质高雅。他们太想认识孙敏燕了，他们为此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我去参加，他们会打着小旗欢迎我。犹豫再三，我终究没去，我太年轻，我害怕他们见到我失望，我怕辜负他们对我已有的信任。就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敏燕只在收音机里如约而至，人们尽情地猜测，却丝毫见不到她的踪影。
孙敏燕成了恋爱专家，听众来信中有关爱情问题的占了大部分。我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地给周围的年轻人出主意。我记得台里有个女记者，跟她的男朋友吵架了，她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她好好利用这个周末，给男朋友打个电话，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直接约他到岳麓山去。周一她见到我的时候满脸春风，说我的办法太灵了，他们之间雨过天晴了。
还有一个女工，晚上下夜班的时候被流氓强暴，她从此守着这个秘密痛不欲生。她不恋爱，回避所有男人的好意，她觉得她的生活已经彻底没了希望。破例地，我和她见了面，我知道她需要别人听她倾诉。在我们的播音间，趁着午间休息我们谈了好久。那是一个文弱的女士，不幸的遭遇使她格外敏感，其实对她的遭遇别人已无能为力，我只能鼓励她走出来，相信人的善良，只要她不拒绝，她会找到属于她的幸福。我知道那天我说的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我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轻视她，我的真诚友好和理解给了她希望。
有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市委在体育馆组织大型活动，同时邀请几家媒体的青年节目主持人同大家见面。那天体育馆里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和现在相反的情况是，那时的节目主持人曝光率极低，除了在节目里，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其他的媒体或公开场合见到他们，他们实在太神秘了。所以虽然那天是纪念五四，但青年人的注意力似乎都在几个节目主持人身上。首先出场的是省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们都比我年长，我听到大家在为他们热情鼓掌。最后轮到孙敏燕。我站在出场口，听到会议组织者说出孙敏燕三个字时，我亲眼目睹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热烈最由衷的掌声之一。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