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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南的办公室
在过去工作的记忆里，总有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礼堂里用木板隔断而成，二十来平米的面积，除四五张简单的办公桌外，两张藤制的宽大沙发椅算是屋内唯一的舒适品。过去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坐，闲聊，或者在藤椅上晒太阳。
那里时常像闲来的茶馆，自在又轻松。
办公室里都是广播电视报的编辑，和每天扛机器编片子的人比起来，办报纸的人相对安静，那种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人羡慕，在上窜下跳的人堆里显出他们偏安一隅。
早晨，太阳爬上窗户边的时候，编辑们该到的都到了。
曹大姐往往是最先跨进办公室的一个。我至今记得曹大姐进办公室就撒水扫地的样子，麻溜溜的，一会儿办公室就干干净净了。曹大姐走路快说话快，说完话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语：〃你讲是不？〃或者是〃你觉得咧？
〃但是曹大姐只要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就格外地心无旁骛，时不时扶着她厚厚的眼睛架，一写就是半天。曹大姐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戴着厚镜片也挡不住满脸的巧喜。
李秋云是个慢性子，学中医的，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说让他的一切又慢了半拍。李秋云的眼珠子只有在他格外兴奋的时候，才和常人的转动速度一样，那时候他看上去像有特别的好消息，通常是〃刚才马路上堵了如何了又如何了……〃往往没什么了不起。我喜欢李秋云给人号脉的时候，那时侯他显得很庄严。我的脉细就是秋云先生最先告诉我的，然后他说，你体质弱，不能太累，要经常调养。他还会再有一番阴阳之劝。我总觉得秋云还是应该去当医生。据说秋云是听了某个学文的人的煽动，才弃医从了文，那个学文的人我也认识，我一直想告诉他，劝秋云来码字是他一生最没劲的馊主意。
在制造闲散的氛围上，曹大姐和秋云都是敲边鼓的，和骨子里有闲散基因的人相比，他们生来都算严谨。比如彭胡子，能长毛的地方都长了长毛，不能长的地方就醒目刺眼；他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滩，不是肉多，是骨架子格外柔软，一坐就撒平了。彭胡子还给儿子取名〃一笑〃，他自己也对职称评奖一类的一笑了之。彭胡子像生来坐在城楼观山景的，偶尔狡黠一笑，表示他明白，剩下的爱谁谁。
里面还有个清灵灵的女子，扎着两条辫子，是阿炳，最懂得凑趣的一个。她在一旁不显眼，少了她就觉得少意思，年纪轻轻的好似找准了境界，冰雪聪明。
其余的人和办公室无关，比如我、霍红、刘堤洪，偶尔还有老夫子。
第13节：编辑部的故事
大家会在各自闲散的时候，端着茶，有意无意地聚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
聚在一起，并没什么正经话。这些人骨子里友好，懂得边界，知道在有阳光的屋子里就是凑趣，太正经的东西那时是不说的，说了反而无趣。调侃最受欢迎，比如我想象胡子嘴上的那两寸杂色毛，简直就是藏着肉沫与啤酒沫、同时挂着唾沫与笔墨的一蓬乱草。彭胡子绝不介意，没退化干净的模样让他自己陶醉。但偶尔也有急了的时候，比如恰好那天老夫子当真。老夫子不老，四十多岁，瘦高，微驼背，顶着满头白发，样子文诌诌，我叫他老夫子。说他是夫子不是平白无故，他家是旧时的官宦人家，从小饱读诗书，书读多了就认真。爱跟他较真的是圆不溜秋两眼活泛的刘堤洪，刘堤洪不急脸也红，老夫子急了才红脸，两张脸一红，大家就打哈哈。哈哈，然后接着喝茶。
九十年代初期有部很红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故事虽然好看，但过于戏剧，一看就是关着门喷脑汁编的。我们那间朝南的屋子则随便得多，自然得多。大家本都性情，本不相干，各属各的部门，因为有那么点趣味相投，就心照不宣地凑到一起。大家都码字，编书的编书，写小说的写小说，也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腐。怎么可能酸腐呢？比如霍红又名霍大侠，小说写得才气冲天，人长得夺目地漂亮，偏又侠肝义胆。女人一有侠气，一切就会简单。
我和霍红经常拿彭胡子几个开涮：一边写着《悠闲生活絮语》，一边把内裤落在某个歌厅的角落里。面对有侠气的女人，是男人的自然就大方。最好玩的是，当大家都心领神会的时候，一直没动静的曹大姐会突然插上一句：禾改咧？（方言：为什么的意思）隔着厚眼镜片，眼皮子使劲儿往上撑着，曹大姐搞笑的时候到了。那里的氛围总是愉悦的，一如窗外的阳光，透亮，温暖，惬意。
我试图找些细节，想把那点意思说得再明白些，但十几年的光阴使细节都模糊了。也许我们大家原本都不刻意，都自自然然，而自然的东西最是不着痕迹。其实，我这人是最不善同别人打交道的，若能让我找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感觉，我就会心存感激。平日里我表面的洒脱，有时就是窘境中的自我遮掩，我其实是个内心羞涩的人。我只能寄希望于同相投的人在一起。同相投的人在一起，我会显得格外大方，我往往会表现得富有侵略性，智商也活跃，那时我也会很不厚道，拿别人开心在所难免，最终别人羞涩了投降了我就高兴了。
什么人哪！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彭胡子、堤洪、秋云都被我开心地〃涮〃过，他们友善地给我面子，从不戳穿我。哥儿几个，得罪了，原谅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之上，小女子生得浅薄，这厢有理了。
人以类聚。在我的记忆里，我始终守着那间温暖的朝南的办公室。有时，它会不经意间在我脑子里突然一闪，闪得格外清晰；有时，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意念，在我心里轻柔柔地揣着。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人的记忆是那样的靠不住。真的，人生匆匆而过，本不记得几个完整的画面，记得的就已同生命融为一体。看到〃朝南的办公室〃几个字，相信胡子夫子霍红们都明白，我最终也忘不了他们，那种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情谊会永远保存在我们彼此的记忆里。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是吧，哥儿几个？
我与《中国新闻》
中央电视台每年有十大优秀栏目评选，《中国新闻》几乎年年入选。２００５年，《中国新闻》再次成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有人还在网上把《中国新闻》的播报团队称为央视的最佳屏幕团队。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４月到９月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号，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１９９２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
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１９８８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第14节：我与中国新闻
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第15节：曾经三上北京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９月２０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
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
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让我再回到从前。
面对海外观众的不接受，我们能不能改变？时间紧，我们来不及商量。虽然大家没有着力打出什么旗号，但是，做和国内不一样的新闻已经是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共识。至少，海外观众不接受什么我们就得改变什么。
我不是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但我喜欢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决于我对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诸多能力当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对一件事物能作出别有洞天的理解，实际上就比别人多获得了一个做事的空间。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既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为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作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我这样处理之后，非常贴合新闻内容，从现场声过渡到我的声音，衔接非常自然，我和内容融为了一体。
第16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我的播报当中，其实最不可忽视的还是语气的转变，即我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播报。是念稿人，是对新闻有理解的传达者，还是掌控新闻的主播？有什么样的心理依据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依据至关重要。
就生活环境而言，海外观众当然习惯新闻主播，习惯有个性的新闻主播，因此他们才反感我们的千篇一律。这个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识到，徐俐对新闻怎么理解就怎么处理吧，徐俐是新闻主播。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人们形容的磅礴大气、驾驭感强、生气勃勃，又不乏个人情感投入的所谓徐俐的播报风格。
这种风格产生的影响和争议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新闻》由于受播出时段和频道落地的影响，它的出现最早引起的还是业内人士的关注，随后扩展到关心时事的白领阶层，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外。
在国际频道开播之前，国内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向国外传送新闻，制作完成之后到国外观众收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卫星传播彻底解决了时效问题，而且这样一档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刻改变的新闻节目（无非就是更